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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不僅是“經濟主義”論者所主張的經濟全球化過程，而毋寧是一個既依憑民族國家又脫離民族國家的社會變遷過程；“法律全球化”也並不是從“國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國家法律一元化”的進程，而毋寧是一種從“國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國家與非國家法律多元化”的進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種同質化的進程，而毋寧是一個單一化與多樣化、國際化與本土化、一體化與碎裂化、集中化與分散化相統一的進程；全球化更不是一個客觀必然的進程，而毋寧是“全球主義”對其型塑後的產物，是我們根據何種視角去影響全球化進程的“話語爭奪權”問題。只有樹立這種開放性的“全球化觀”，我們才能為中國以一種“主體性”的姿態，並依據“中國理想圖景”或“世界理想圖景”去重構全球化進程及其方向提供認識論前提。世界結構構成了當下中國法律哲學的歷史性條件。進入世界結構以後，中國法律哲學在審視“中國問題”之時必須建構起一種“關係性視角”。以關係性視角觀之，中國被裹挾進的“世界結構”，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著一種並非依賴“共謀”、而是根據承諾的“強制性”支配。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結構”，不只是對此前西方現代性的簡單延續，而是具有雙重性。這就使得中國的問題成了共時性問題：不再是“發展中世界”、“第一現代世界”和“第二現代世界”中任何一個“世界”的問題，而是上述三個“世界”合成的問題。因此，中國法律哲學必須經由“關係性視角”和“共時性視角”的建構去從重新定義中國，同時建構起“主體性中國”，並據此建構中國自己的（法律）理想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