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狙（寓言中的姓氏）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洎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 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嘴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同輩）、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譯文
一位姓狙的沒有得到父輩的技藝，但掌握了雞的習性。他養的雞雞冠和雞爪都不很突出，羽毛也不很光鮮，木訥得仿佛連吃喝都很不經意，等到見到敵人，就成了群雞之雄了；早晨報曉，（也）是比其它雞要先，所以稱之為天雞。（這個）姓狙的死後，他的技藝傳給了他的兒子。（而他兒子）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是羽毛色彩艷麗紛呈，嘴和雞爪鋒利的雞，不給收養的，（他養的雞）不再象原來（他父親的雞）報曉比其他雞早、遇見敵人勇猛無敵，（不過是）高聳的雞冠氣派的步伐，能吃能喝而已。唉！培育（選材）之道被敗壞成這個樣子啊！
說天雞的諷刺意義
說天雞》一文先談狙氏父子養雞之事。說父親養的雞見敵則勇,伺晨則鳴,因此被稱作“天雞”。而父死後,兒子卻不得其父養雞之術,“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錯、嘴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也,有是夫!”此文僅寥寥數筆,便勾勒出了作者眼中的所謂“天雞”那種徒有其表,而實為行屍走肉的形象。而作者“說天雞”的目的當然是藉以諷刺那些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官僚士大夫。其文章真可謂言辭簡約而寓意深刻,使人讀之難忘。
作者
羅隱(833—909)，字昭諫，新登(今浙江新登)人。鹹通元年至京師，應進士試，歷七年不第。鹹通八年乃自編所作為《讒書》，益為統治階級所憎惡，所以羅袞贈詩說：“讒書雖勝一句休”。黃巢起義後，避亂歸鄉。晚年依吳越王錢戮，任錢塘令、諫議大夫等職。羅隱的諷刺散文的成就比他的詩要高。收在《讒書》里的諷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憤懣不平之言，不遇於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讒書》跋)。羅隱自己也認為是“所以警當世而戒將來”的(《讒書》重序)。如《英雄之言》：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 。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恆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飢；視國家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飢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未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當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所窺者鮮矣! 通過劉邦、項羽的兩句所謂“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塗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強盜本質。最後更向最高統治者提出了警告。類似這樣的光輝思想在羅隱的雜文中是不時流露的。《說天雞》、《漢武山呼》、《三閭大夫意》、《敘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罵，涉筆成趣，顯示了他對現實的強烈批判精神和傑出的諷刺藝術才能。羅隱也頗有詩名，有一些警快通俗的詩句流傳人口。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就是一例。又如諷刺小詩《雪》：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瑞雪兆豐年，但對貧苦的人民說來，卻成了災難。他的詠史詩《西施》一首也寫得比較好：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論的意味，但他反對把吳王夫差的亡國歸罪於西施，的確是對傳統成見的有力翻案。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對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闢的見解。他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糊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 作為我個人，最喜歡的是他的《贈妓雲英》。《唐才子傳》中有一段故事，原文如下：隱初貧來赴舉，過鍾陵，見營妓雲英有才思。後一紀，下第過之。英曰：“羅秀才尚未脫白“隱贈詩云：“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羅隱才高，雲英色藝兼美，如何是不如人呢？只是社會沒有給他們機會吧？每次讀此詩都會感動，可能是我的遭遇與他們也相似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