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其成功在臨震預報上，倒不如說其成功在良好的防震知識普及以及合理的傳統建築結構，或許再加上少數人的勇敢上
在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之後，除了唐山，還有一個城市的名字反覆被媒體和公眾提起，那就是海城。
1975年2月4日19時36分，遼寧省海城縣（當時是鞍山市下面的一個縣，現為縣級市）發生7.3級地震。按照地震後到當地進行考察的時任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地震預測部門負責人巴里•瑞利(BarryRaleigh)估計，這樣一次地震造成的傷亡“一般來說應超過10萬”。而實際上，在海城地震中，直接和間接死於此次地震的總人數只有2041人。
正是由於此次防震減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此後三十多年的時間內，“海城經驗”幾乎成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和衡量標尺。
然而，“海城經驗”到底是什麼？或許，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重現歷史
衡量一次地震預報是否成功的標準，對政府官員和地震預報工作者來說，有很大區別。
在地震預報工作者看來，要驗證地震前做出的長期預報、中期預報、短期預報和臨震預報（下稱四階段預報）是否與地震時間、震中和震級相符。同時，地震前和地震後都要驗證為四階段預報提供參考的微觀異常和巨觀異常，是否與真實情況相符。只有這些都符合或者說基本符合了，才能算成功。
而從政府官員的角度來說，死亡數字的多少，往往是衡量地震是否預報成功的關鍵因素，甚至說決定性因素。
若以後一個標準為依據的話，海城地震無疑是世界上至今惟一一次成功預報的大地震。當時，新華社的諸多報導以及當地政府提供的宣傳材料，都證明了這一點。但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到底海城地震的預報過程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對於這個問題，由於保密原因造成當時諸多檔案和檔案都被塵封，因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實際上一直沒有答案。
2004年，加拿大地質調查局研究院王克林、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陳棋福、中國地震台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士鋐和遼寧省地震局王安東開始收集資料、走訪各方當事人，希望從學術角度來重現這段歷史。
這一研究成果，最終以英文論文《Predictingthe1975HaichengEarthquake》（《預報1975年海城地震》）的形式，發表在2006年6月份出版的《美國地震學報》（《BulletinoftheSeismologicalSocietyofAmerica》）上。
該論文作者之一、孫士鋐研究員對《財經》記者解釋說，自1975年海城地震發生後，他一直蒐集關於海城地震預報方面的資料。到了2004年，根據中國的保密法，許多當時的關鍵資料都已解密。
這些資料，大體被分為七類：1、國家或多省會議的總結材料和授權轉發這些材料的政府檔案；2、地震工作者給遼寧省政府的各類報告；3、省政府的通告；4、地方政府的檔案；5、高層政府官員的會議講話或口頭指示；6、地震辦公室或地震觀測台站的值班記錄或記事本；7、其他檔案。
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1966年至1969年，華北地區發生的三次6級以上地震引起了政府高層的重視，在周恩來總理的推動下，1970年，全國首次地震預報工作會議召開。
此後，1971年國家地震局正式成立。1972年冬，全國第一次地震形勢會商會在山西臨汾召開。全國地震形勢會商會由國家地震局組織，一般每年組織一到兩次，對全國或某些地區未來一兩年的地震作出預報。當然，在特殊時期，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後（5月12日到6月11日），則提高到每天兩次。
1974年6月7日到9日，國家地震局召開了地震形勢會商會，地震預報區域主要集中在華北及渤海地區。在這次會議上，定出了華北、東北範圍內有六個區域，在未來一兩年內有發生較大地震的危險，其中包括後來被視為1975年海城地震“中期預報”的“渤海北部”。而實際上，也只有這一地區發生了破壞性地震，其餘五個區域均沒有地震發生，預報成功機率是16.7%。
不過，資料顯示，即使這個1/6的中期預報成功率，也是有很大水分的。據《財經》了解，在原總結材料中，這一渤海北部區域指的是指金縣-大連地區，距離海城震中實際上還有200公里的距離。
錯進錯出
在這次地震形勢會商會結束後，當時作為國家地震局主管單位的中國科學院認為情況嚴重，於是把會議總結修改為報告，並上報到國務院。
1975年，正值文革晚期，那時人們的最高信條就是“要聽毛主席和黨的話”，而國務院則被老百姓視為“毛主席和黨的代表”。“既然國務院把這當回事，那一定是件大事”，知情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檔案本身重要的象徵意義，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以獨特的方式，客觀上提高了民眾的地震警覺性。
據悉，國務院在收到中科院報告14天后，就於6月29日以第69號檔案的形式，向有關省份下發了這一內容。其中，就包括海城縣所屬的遼寧省革命委員會。
在這次會議上，被視為海城地震的“中期預報”是根據以下四個方面做出的（按重要性由強到弱排列）：1、小震活動頻繁；2、海平面數據；3、地磁異常；4、水準變化異常。
但從事後的調查來看，小震活動頻繁區域是指遼西傲漢旗的一個震群，現已歸屬內蒙古自治區，距離海城震中十分遙遠。潮汐台記錄的海平面明顯變化的數據則被證明有誤，在會商會結束後就很少再提到。地磁異常，在1974年6月便停止，與海城地震亦關係不大；至於水準變化異常，則明顯沒有考慮到附近紡織廠抽取地下水帶來的誤差。
不過，在會商會結束半年後，1974年12月，遼寧本溪發生了5.2級地震。作為69號檔案發出後第一個較大地震，這次地震自然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
遼寧省革委會於是要求省地震辦每天匯報震情，並布置了一系列應急措施。不過，根據1975年1月份國家地震局的考察結論來看，這次地震是由水庫引起的，屬於人為地震/工程地震，與後來的海城地震實際上關係不大。
就在遼寧本溪地震次日，遼寧省革委會發布了由地震辦起草的一個通報。這個通報根據遼寧本溪地震，提出了三個短期預報，但隨後證實這三次預報都是誤報。其中的第三個短期預報稱，遼寧本溪地區將再次發生5級左右地震，時間是1975年1月5日前。
由於預報的地震發生地是同一個，作為當時遼寧省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以及瀋陽軍區政委的毛遠新，下令組織震前演習。儘管這次預報後來被證實為誤報，但演習和其他應急措施，客觀上對一個多月之後的海城地震的抗震救災工作，起到了積極作用。
1975年1月13日，全國地震趨勢會商會在北京召開，顧浩鼎代表國家地震局瀋陽大隊在會上發言，他的發言被稱為海城地震的“短期預報”。然而，全國會商會並沒有完全認可這一預報，大會結論把顧浩鼎的“半年甚至一兩個月內，會有6級地震”的估計，改為“一年內會有5至6級地震”。
根據中國的定義，這已經屬於中期預報了。而在全國會商會結束後，遼寧省地震辦則完全接受全國會商會的結論，沒有堅持顧浩鼎的短期預報。
遼寧省地震辦主任朱鳳鳴在2月4日零時30分向省政府提交的《地震情報》第14期中，明言“震級尚在不斷加大”和“很可能後面有較大地震”，這些被宣布為海城地震的臨震預報。
這份臨震報告被稱交給革委會副主任華文。華文要比朱鳴鳳緊張得多，他立即要求後者“你們最好確定個地點，由我們通知有關縣市到那裡集合，立即研究防震措施和布置防震工作”。而實際上，據說在朱鳳鳴那裡，預計較大地震發生的時間尺度是一兩個星期之內，而非“馬上”。
但就是華文的行政決定，陰差陽錯地實現了海城地震的省級預報。
當天11時，作為遼寧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的李伯秋將軍，向下轄市、縣發表了四點指示：把地震範圍劃清楚，包括確定震中多大；在地震中心劃個戒備區，採取緊急措施，晝夜值班巡邏，不堅固的房子要借宿睡覺；市、縣、公社在震中區要值班，堅守崗位，有情況及時報告，採取措施；工廠、礦山建築物、水庫、橋樑、坑口、高壓線等要加強戒備，堅守崗位，專人看管，有情況要報告。
而實際上，由於2月3日傍晚至2月4日晨的頻繁地震，一些山牆和煙囪已經倒塌。所以，一些公社和個人在沒有收到上級要求的時候，已經自行疏散了。
造成海城地震傷亡人員較少的原因，據《財經》了解，除了政府官員行為構成的臨震預報之外，或許還和另外兩個個方面的原因有關：
首先，位於營口縣附近石硼峪地震台，在海城地震前幾年內，曾製作、散發十多萬份地震知識宣傳資料，並播放了一百多場地震教育電影和幻燈。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當地民眾對於地震知識的啟蒙。
其次，由於地震發生時間正值傍晚，再加上遼寧南部當時遍布木結構房屋，這些也都極大地降低地震造成的傷亡。可以作為佐證的是，即使在沒有組織疏散的地區，實際上死亡人數也很少。
在《預報1975年海城地震》結尾有一段這樣的結論：
我們的調查結果基本上核實了美國代表團1976年訪華時得知的海城地震大事記，但仍然有著重大差異。
第一，事情的發展並不符合理想的“長、中、短、臨”四階段預報模式，特別是個別學者提出了短期預報，官方並沒有正式發布短期預報。第二，我們注意到美國代表團得知的故事中一些重大失實。例如，說省政府於1975年2月4日“得到該日將于海城附近發生強震的預報”與實情不符。第三，公布和告訴國際上的預報過程由於可以強調領導作用而偏離事實，有些細節或遭忽略或被誇張。第四，對國際上和公眾做的報導，誇大了業餘微觀異常監測的重要性。
總結
從某種意義上說，除了結果，海城地震並不是一次成功的預報。它在短期或者說臨震預報方面，能夠給我們留下的清晰的科學借鑑非常之少。或許，它更有價值的遺產恰恰在於，如何通過良好的抗震防災教育以及合理的建築，來最大程度地降低我們對臨震預報的單一依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