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妻子身患尿毒症後，41歲的廖丹面臨無力支付醫藥費又要維持妻子生命的兩難選擇，於是他開始偽造醫院單據，讓妻子“免費”治療。
案情介紹
廖丹為妻子量血壓廖丹說自己犯法是因為吃低保的家庭根本供不起妻子每月5000多元的醫藥費。據介紹，因廖丹偽造的單據仿真度很高，故4年裡無人發現，北京醫院在收費改革過程中對賬時才發現大窟窿。
各方救助
廖丹妻子杜金領是河北省易縣農村戶口。河北易縣相關部門表示，杜金領可申請明年的新農村合作醫療，年繳50元，最高可報銷7萬元。
廖丹家所在的朝陽區六里屯街道辦也表示，2012年初已將廖丹的情況上報，希望給他家爭取更多特困醫療。
北京 街道辦盡力爭取救助
廖丹說，妻子每月醫藥費超過5000元，這讓吃低保的家庭無力承擔。他曾去街道辦希望給妻子辦醫保報銷，對方答覆“你愛人不是北京戶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醫保待遇”。
北京市戶籍管理規定，夫妻結婚滿10年，外地戶口一方年滿45周歲，才能投靠在京落戶。
朝陽區六里屯街道辦民政科相關負責人稱，廖丹的家庭情況確實很困難，街道辦以家庭為單位為他家申請了低保。杜金領不是北京戶口，無法享受北京市民醫保。但北京有“城鄉特困人員重大疾病醫療救助”制度，杜金領身患尿毒症，又是低保戶家庭成員，按規定可以享受，每年救助3萬元。這項政策最高救助額度2011年12月剛提升到8萬元，街道辦已在第一時間把廖丹的情況報給上級部門，“我們會在政策許可範圍內，儘量為他爭取救助。”
河北 可參保新農合獲補償
杜金領的戶籍目前在河北省保定市易縣解村。
易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中心人員表示，即使嫁到外地，只要杜金領的戶籍還在易縣，按照規定可參加“新農合”，獲得大病報銷（尿毒症屬於特殊病種大額門診補償範圍）。參合農村居民每人每年繳費50元，在所在鄉鎮或村委會繳納。2012年度繳費工作已結束，杜金領可參保2013年的新農合，每年累計補償封頂線為7萬元。該工作人員介紹，杜金領如果在北京居住和治療，需要在新農合管理中心辦理異地醫療登記備案。如果是在易縣或保定當地定點醫療機構透析，補償比例高，在北京（屬省外三級醫療機構）治療補償比例低很多。
該案被報導後，不少熱心人聯繫法院表示想捐助這對夫妻。
各方評論
要讓“窮人”得到更多救濟鄭山海（醫生）：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錢能買命”的現象，那么在尿毒症病人身上絕對是得到了體現。這個病多由腎功能衰竭引起，大多無法治癒，但如果能定期進行透析治療，並且不出什麼意外情況，病人可以生存幾十年。但這個治療的價格相當高昂。特別是我們國家大量使用血液透析方法，年花費多在8萬元以上。如果沒有醫保，尿毒症對於普通家庭絕對是殘酷的打擊，完全依靠自費，能夠負擔的家庭估計寥寥無幾。對於這樣的情況，應該反思的是我們的醫療保障制度。從社會公平上講，醫療保障應該“嫌富愛貧”，富裕家庭支付能力強，保障可以相對弱一些，貧窮家庭支付能力差，保障相對應該強一些。可我們的醫療保障制度似乎恰恰相反，越是沒有經濟來源的家庭，越難以得到保障。比如廖某的妻子沒有工作沒有北京戶口，就沒辦法繳納醫保。除了醫保制度的完善，對這些特殊大病，國家在救濟上也應繼續發力。香港對於自身無力支付透析費用的病人的做法是，每周提供兩次做腹膜透析的機會。這樣的辦法應該值得我們學習。
還有多少人被制度擋在門外
敬一山（媒體人）：尿毒症已經被納入醫保，從理論上看，無論是河北老家的“新農合”，還是北京的醫保，都應該能給予救濟，可是為什麼廖某隻能自費就醫，最終走上違法的道路？廖某是北京人，可是自己的愛人卻不能隨之入戶。北京關於夫妻之間投靠入戶的規定是，結婚滿十年、申請人年滿45周歲。因為不符合規定，廖某的妻子只能被擋在北京之外，而沒有北京戶口，就不能享受北京市民醫保待遇。為什麼不去河北老家參加“新農合”呢？據說他們曾經想申請，但“後來覺得太麻煩，就沒再申請過”。即便能通過申請，可能還要河北當地醫院開轉院證明，當地醫院治療不了才能到北京治療。而尿毒症的透析，並非很難的手術，更大的可能是只有在當地治療才容易報銷。但她這樣的身體，家裡還有上學的孩子要照顧，又如何承受兩地奔波的勞累？兩地都有制度，可是廖某一家硬是被擋在了門外。這樣的人，不知道還有多少？希望這個悲情故事，可以讓各項制度設計者有所觸動，不能再眼看著戶籍藩籬、醫保轉移壁壘，把人逼入絕境。
能否以“緩刑”兼顧法律情理
特銳（法官）：廖某的悲劇雖令人同情，但違法性質毫無疑義。17.2萬餘元的涉案費用，在刑法上屬“數額巨大”，將面臨3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但廖某如實交代了自己被指控的犯罪事實，有著坦白情節。這就意味著，廖某有可能只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同時，對廖某所採取的強制措施是取保候審，也傳遞給我們一個正面信息，檢察機關認為廖某的“社會危險性”較小，採取了人性的、值得讚許的措施。同時，廖某是初犯並不是累犯，也不是惡性暴力犯罪，並且如果他被處以實刑，他患重病的妻子將無人照顧，孩子也將陷於失學、受餓狀態。因而，如果廖某真只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的話，還有望符合適用緩刑的條件：“被判處三年以下（包括本數）有期徒刑且犯罪情節較輕、有悔罪表現、沒有再犯罪的危險、宣告緩刑對所居住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正如檢察官所建議的，希望在量刑時能考慮到他如實供述和當庭認罪態度。法不外乎情理，相信每一個知曉此事的人都充滿感動與同情，希望法院能懷著悲憫情懷，行使自由裁量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使之承受最合情理的量刑。
同情不能取代法律
無論我們如何同情廖某，也無法改變他觸犯法律的事實；觸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懲戒。然而在法律之外，不能不去想:若廖某坐牢，病妻何以為生?
別讓個體陷入絕望
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凸顯醫保制度還存在不足，缺乏完善的“大病救助體制”就是其一。當公民個體遭受無力承擔的災難時，不能讓其陷入絕望的困境。
審判之後還需救助
讓法律歸法律，救助歸救助，廖某理當認罪服法，但其妻也該得到繼續救治。政府部門、醫療機構、慈善機構及愛心人士，能否合力幫助這個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