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許世英，字靜仁，安徽省秋浦縣（今東至縣）人。1892年中秀才。兩次參加鄉試均落第一等，授刑部浙江司副主稿。
1899年升刑部直隸司主稿。
許世英(1873～1964)字俊人1902年任刑部六品主事。
1905年清廷設巡警部門，任巡警總廳行政處僉事，次年春升四品。
1908年任奉天高等審判廳廳長。翌年受命到歐美考察司法，參加第八屆世界監獄改良大會。1911年春回國，奉調往山西任提法使。民國成立後任直隸都督秘書長、大理院院長、司法總長，政治會議委員及福建民政廳長。後任段祺瑞內閣內務總長、交通總長。次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大理院院長，9月繼任趙秉鈞內閣司法總長。與徐謙、陳錦濤等發起組織"國民藝進會"。
1913年以司法總長身份阻撓宋教仁被刺案的審理調查。二次革命失敗後，熊希齡組閣，許世英辭去總長職，任奉天民政長，與段祺瑞結拜為"盟兄弟"。次年被調入京充約法審查員。同年5月出任福建巡按使。1916年4月辭職，不久任段祺瑞內閣內務總長，又改任交通總長。因津浦鐵路租書、購書受賄案而辭職。次年任華意銀行總裁。
1921年9月，出任安徽省省長。翌年因堅持裁撤安武軍，被迫卸去省長職，任航空署督辦。1924年11月被免職，段祺瑞任命他為籌委會秘書長。不久，被任命為內閣總理。
1925年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鏇兼財政總長。1926年辭職去上海，參與組織反對孫傳芳的蘇浙皖聯合會，遭通緝逃往香港。1928年任賑務委員會委員長，任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主席。
1936年出任駐日本大使。翌年回國，重掌財務委員會。1945年授以國民政府高等顧問。1947年後歷任國民政府委員、蒙藏事務委員長、總統府高級顧問等職。
1949年移居香港。1950年赴台，受聘"總統府資政"。
1964年病逝於台北。終年91歲。
為政舉措
晚清時，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慈禧、光緒出奔西安，在兩宮迴鑾時，許世英隨駕護行，一手承辦沿途刑案。由於護駕有功，1906年年終考績時，許被列為京察一等，得以四品任用資格。1907年4月，清廷宣布東三省改行新制，設省建置，任徐世昌為第一任東三省總督，許以隨員身份同往東三省，後被任命為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相當高級法院院長），此後，許世英在全國司法界嶄露頭角，並被視為司法專才。1910年清廷委任徐謙為正代表，許世英為副代表，赴美國華盛頓參加萬國司法制度及改良監獄會議，會後考察歐美十國司法制度，回國後，任山西提法使，鏇任布政使。武昌起義爆發後，許世英受辛亥革命的影響，與張錫鑾聯名呼請清帝退位，擁護袁世凱上台，先後在袁世凱、黎元洪、段祺瑞軍閥政府中任大理院院長、民政總長，福建、安徽省省長、國務總理。1927年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許世英表示支持。第二年張學良東北易幟統一於南京政府，10月，南京政府請許世英主持直、魯兩省賑務，隨北伐軍推進，嗣將直、魯賑務擴組為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許任委員長，主持全國救災事務，達8年之久。
1921年9月29日，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特任許世英為安徽省長。當時，皖系雖已失敗，但原皖督倪嗣沖的勢力在安徽依然很大。
1921年春，由倪嗣沖的胞侄、鳳陽關監督倪道烺把持的“公益維持會”，撥出300萬元巨款，操縱第三屆省議會在各縣的選舉，結果“選”出來的省議員成為清一色的倪家私黨；倪道烺企圖當上“民選”省長。原省長聶憲藩無可奈何，遂辭職拂袖而去。
許世英一上任，就明確表示：“取消第三屆省議會議員的資格。”
但倪道烺卻煽動一群賄選議員，集聚安慶，自行公告：決定於1922年1月19日召開安徽省第三屆議會。許世英派省民政廳長王淮琛前往查詢，結果遇到圍攻辱罵。
許世英見狀，親自擬定文稿，發布省長公告，宣布在選舉訴訟未結案前，第三屆議會“決不能違法召集”。
但賄選議員卻置省長公告於不顧，如期召開所謂第三屆議會。會上，選出合肥巨富唐理淮為議長，管鵬為副議長。唐當選後，當即宣布贈送每位議員狐裘一領，以示感謝。
許世英立即再次公告，宣布“此種自由集會無效。”
以唐理淮為首的一群賄選議員，在地方軍閥餘孽的支持下，製造市場混亂，散發傳單，叫囂要“處死許世英”。
在許世英的領導下，反對賄選運動蓬勃發展，無為、桐城、宿松、舒城、廣德等縣地方法院，相繼判決由本地方“選”出的第三屆議員資格無效。
唐理淮氣急敗壞，親自到北京大理院狀告許世英“煽動民眾滋事，破壞法律”，另一群賄選議員則分赴京津滬寧漢等地，勾結當地軍閥政客，掀起驅逐許世英長皖的惡浪。
直到1922年6月，黎元洪復任總統後，內務部致電許世英稱：根據選舉法第27、28兩條規定，可宣布安徽省第三屆議會議員資格為無效，應作重新改選。10月下旬，許通令全省60個縣知事，宣布：“前總監督任內所辦之第三屆省議員選舉六十縣初選、十三區複選一併無效。”又宣布：“定於本年12月1日為六十個縣的初選調查開始日，翌年1月31日上報選舉人名冊。”至此，安徽的反賄選鬥爭以勝利告終。
1936年，中日兩國關係日趨緊張，國民黨政府原駐日大使蔣作賓被調回國，因蔣作賓決定不再返任，政府遣使乏人，許世英憑其在奉天任職期間與日本駐奉天領事廣田弘毅、副領事友田八郎的詩酒友情，在花甲之年慨然領職，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赴任。臨行前賦詩明志以晏子、藺相如自許。
3月10日許世英前往日本首相官邸會晤廣田弘毅，許世英說：“予未習外交，不擅詞令，所知者，公理與強權之分，強權固可逞一時，公理則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辯爭到底”。而廣田卻迴避外交事宜，重在敘舊，他笑著說：“吵嘴打架，又何傷焉，益爭吵之後，仍不失其友誼。”暗示友誼與國交是兩回事。十多天后，許世英入宮覲見天皇。天皇設午宴款待，席間奏中國音樂，餐後在天皇與外國大使會談的牡丹廳飲茶，許對天皇說：“天皇為生物學之權威者，一國君主，又為人類幸福之主宰，稍有摧殘之念，則群倫生命，世界和平，皆受影響。”天皇附和道：“當如言盡心，還期大使努力。”
4月，友田八郎新任日本外相，開始許世英還抱有幻想。後來與友田的交往中，深知日本的窮兵黷武，已一發不可收拾，與友田多次談判，毫無結果。友田強調的是防共問題，而許世英則以國際形勢為前提，建議商談簽訂中、日、蘇三國互不侵犯協定，以圖亞洲的集體安全，再進而與歐美謀聯合，維護世界之和平。並將此意致電南京政府，獲外交部同意。而在與友田商談中，友田答稱：”中蘇協定或不反對，中日協定亦可商量，若日蘇協定則絕不可能！”遂作罷。
由於日本侵略者野心日益擴張，侵占中國國土，激起民眾極大的憤慨。8月24日，成都民眾反對日本在成都建領事館，摧毀大川飯店及交通公司等，並打死兩名日本人。9月3日，北海的日僑被人所殺，日本駐華大使川越隨即向南京政府提出四項苛刻要求。結果談判無法進行，恫嚇日盛一日，還擺出“興師問罪”的架勢。在此緊要關頭，許世英不斷以電報向南京國民政府報告日本朝野的種種跡象，還親自寫了一封長信致日本外相友田，勸之以道義，動之以利害，提出不擴大，不苛求，宜速了結，以求挽救已經發生的危機於萬一。後來雖然迫使日本政府作出了讓步，但是許世英十分清楚，這是日本政府的暫緩之策。他明確指出：“中日維繫今恐不能卒歲”。
1937年3月，許世英奉命返國述職。離開東京的前一天，他在大使館舉行話別茶會，日本朝野名流及各國使節蒞臨者逾500人。宴會結束後，日外相左藤尚武及前任駐蘇大使太田為吉等少數人仍留下與許世英談話，許世英仍以中、日、蘇三方互不侵犯協定的前議相告。簽訂中、日、蘇三國互不侵犯協定的主張，本是許世英駐日本大使任內的中心思想。可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日本與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
許世英於3月8日回到國內，先到南京述職，後上廬山面見蔣介石，直言中日兩國關係“積薪必焚，實非口舌所能爭”。6月4日，日本內閣改組，廣田弘毅復任外相，日駐華大使川越預定29日回國述職，許訪川越於日使館後，即密電蔣介石：“揣察川越行程，考其語氣，及彼方領團與武官會議繼續不斷情形，平津一帶難保無虞。杞憂所及，務乞轉飭嚴密防範。”而蔣介石一味強調“緩和”，奉行“攘外安內”，許世英只好提出了辭職的要求。
就在許世英提出辭職後的第五天，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由此全面揭幕。許世英奉命立即返任。7月16日，許世英毅然由上海赴東京，途經日本馬關時，回憶1895年中國戰敗，李鴻章在此簽訂《馬關條約》的往事，不禁感慨系之，於是賦詩一首云：破浪乘風過馬關，春帆樓外夕陽殷。天南遺恨今猶在，河北征師不可班。燭使退秦紓鄭難，曹生衛魯卻齊患。盧溝曉月終無恙，攬髻閒看海上山。
因為有了此詩，當時記者說他是“蒼涼悲壯”而回。7月19日，許世英抵達東京後，隨即舉行記者招待會，嚴正申明：我政府對盧溝橋事件，堅持不擴大與外交解決的兩大方針，警告日本政府“懸崖勒馬”，並書寫“懸崖勒馬”四字，分贈各報記者。20日起，他頻頻與廣田接觸，嚴正要求停止戰爭，撤退在中國領土上的全部日本軍，依外交途徑進行談判。
7月25日、26日，日軍突然在華北占領京津線上的廊坊，製造廣安門之變。嗣後，日軍又攻擊北平，轟炸天津，8月13日，上海淞滬戰役爆發，許世英復親往日本外務省質詢，廣田仍堅持就地交涉，許仍力持先停戰撤兵而後談判，交涉無效，戰爭日益擴大。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華北出現偽政權於北平。日本天皇御前會議決定：“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是以戰爭為國策，是以戰爭解決爭執。”實際上就是宣布與中國斷絕邦交。許世英電告南京政府，與日已無外交可言，請求準其回國。外交部令其暫留，因有德國居中調停。其間，漢奸王揖唐以同鄉的身份兩次派人至大使館勸許飛回北平，均遭許的嚴厲斥責。許世英說：“事至今日，唯戰可以復仇，唯守可以制勝，決不事難而自取其辱。”他還讓來人告訴漢奸：“讀聖賢書，所為何事？宜明大義，速即回頭！”
1938年1月10日，柏林宣告調停失敗，許接到國民政府外交部電，通知他“準予回國，行期自定”。20日，許世英怒降國旗後憤然回國，從此把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全國賑濟工作之中。
許世英這次出使日本，雖未能達到預期目的，但他在返國途中的輪船上，總結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這場侵略戰爭的戰略，其一為戰事侵略——占領土地；其二政治侵略——組織傀儡；其三經濟侵略——吸吮膏血；其四文化侵略——奴化人民。在政治侵略方面，他指出，這是一次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的“外主侵略，內主革新”運動。其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法西斯蒂軍國主義”。這些很有見地的分析，已被後來的許多事實證明。日本軍國主義在中華大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國人民經歷了8年抗戰，使日本侵略者終於以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最終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徹底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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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介梅 先生《鴻嗷輯·樹德篇》題詞
許世英
琴堂解組返家鄉，贏得多年姓字香。
閉戶著書療世俗，救災拯溺佛心腸。
言言木鐸驚聾聵，字字金針挽倒狂。
讀到此編能實踐，何愁步步不康莊。
摘自郭介梅先生《鴻嗷輯·樹德篇》（國光印書局，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再版五千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