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西陰村遺址位於山西省夏縣尉郭鄉西陰村的西北部，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遺址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範圍西北隔鳴條崗近涑水河，東南隔青龍河依中條山。
遺址範圍
南至西陰村南今“嫘祖廟”一帶，北至“灰土嶺”邊緣，東至村東一條南北向小路；東西長600米，南北寬500米，總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東南部被西陰村形成半環狀包圍和破壞。
歷史由來
西陰文化遺址 夏縣尉郭鄉西陰村是世界蠶文化和人類文明的發源地。有著豐厚的文化底蘊。遠古先民彩陶文化的遺存俯手可揀。千百年來許多美好的故事世代流傳。多年來文人騷客學者名流來此賃吊瞻仰者絡繹不絕。
西陰村遺址1926年被發現和發掘，由考古學家李濟主持，該遺址是中國考古學者發現並主持發掘的第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也是中國人首次獨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考古發現
發掘陶片共裝了 60多箱，總數為18728塊。僅第4探方出土陶片總數即達17372塊，其中彩陶片有1356塊。遺蹟有窖穴，另有石錘、石斧、石刀、石箭頭、石杵、石臼、石球；骨錐、骨簪、骨針、骨環和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標本等，可謂收穫甚富。最具震撼的是發掘出土了半枚經人工切割過的蠶繭殼，這就為千百年來人們流傳嫘祖養蠶的故事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遺址內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遺蹟有半地穴式圓形或長方形房址。出土遺物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等。陶器主要是素麵陶和黑彩陶。主要器型有釜、灶、夾砂罐、尖底瓶等。另外還有直口或斂口缽、斂口瓮、缸等。
廟底溝二期文化遺蹟主要是圓形半地穴式房，遺物以灰陶為主。主要器物類型包括夾砂瓮、缸、折沿罐、釜灶、雙耳壺、高頸瓶、缽、盤、器蓋，以及石刀、錛等。
在1926年對西陰村遺址的考古發掘中，李濟先生髮現了半個蠶繭，鑑定並確認其是一種家蠶，為中國人在史前新石器時代已懂得養蠶抽絲提供了證據。
考古軼事
1927年，清華學校研究院以叢書第三種出版了李濟先生的《西陰村史前遺存》一書。這是近代考古學史上中國學者發表的第一本考古報告，其學術意義可想而知。書中載有袁復禮先生所著的“圖說”和“山西西南部地形”兩篇附錄。“探坑地層剖面圖”和“掘後地形圖”也為袁復禮先生所繪。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勞動成果——“西陰遺址地形圖”，卻限於當時的石印製版技術不佳而未能發表，確為憾事！
新中國成立後，於1959～1963年再次對該遺址進行考察。1994年進行了第二次發掘。探明遺址內的文化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廟底溝二期文化兩種文化遺存最為豐富。
學術成果
我國北方人工養蠶的最早起源地
復原後的半個蠶繭 西陰遺址的發掘成果除了它在學術界產生的整體效應外，另一個值得世人矚目的就是：“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標本”。李濟在《西陰村史前遺存》中寫道：“我們最有趣的發現是一個半割的，絲似的，半個繭殼。用顯微鏡考察，這繭殼已經腐壞了一半，但是仍舊發光；那割的部分是極平直。清華學校生物學教授劉崇樂先生替我看過好幾次，他說：他雖不敢斷定這就是蠶繭，然而也沒有找出什麼必不是蠶繭的證據。與那西陰村現在所養的蠶繭比較，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後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跡；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李濟先生後來又講：“在西陰村的彩陶文化遺址里，我個人曾經發掘出來半個人工切割下來的蠶繭，1928年，我把它帶到華盛頓去檢查過，證明這是家蠶（Bombyxmori）的老祖先。蠶絲文化是中國發明及發展的東西，這是一件不移的事實”。對於這一蠶繭標本，世界上許多研究中國科技史的學者都予以關注。日本學者布朗順目曾於1968年按西陰發掘的半個繭殼照片（由台灣故宮博物院提供）按圖樣用絲線進行過仿製復原，得知該繭長1.52、繭寬（幅）0.71厘米，繭殼割去的部分占全繭的17%。
關於西陰遺址出土的蠶繭標本，已故現代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認為“大概是後世混入的東西”。對此，曾有過專門研究，根據周邊地區的有關蠶絲資料的考古發現，比如：夏縣東下馮夏文化遺址中發掘的繭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遺址出土的陶蠶蛹；襄汾陶寺龍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倉形器”（實為操絲工具“榬”）；河北正定南楊莊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蠶蛹；河南滎陽城東青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炭化絲織物；甘肅臨洮馮家坪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二連罐上所繪的群蠶圖等。結論為：“我國的養蠶文化基本上是從黃河中下游和沿長江中下游兩條幹線發展起來的。雖然起始時代有所差異，但南北人民都是獨立地創造了各自的養蠶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縣西陰仰韶文化晚期遺址所出土的半個人工割裂的蠶繭標本與七十年代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類遺址發現的繭形窖穴和《詩經》中所反映的情況聯繫在一起考慮的話，問題就會更清楚一些，這不是某種巧合。毫無疑義，這是人們長期養蠶，對蠶繭的形狀功能有了足夠的認識，並加以仿照運用的實際表現。它說明，早在夏代以前，晉南廣大地區已經開始人工養蠶是比較可靠的，同時作為我國北方人工養蠶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較可信的。從而再次為西陰遺址所出土的蠶繭標本屬家蠶之繭提供了例證。”
現在西陰遺址發掘出土的半個人工切割的蠶繭標本，已被確認為中國絲綢紡織史上最重要的實物證據，被寫進多種史學著作。
動搖了彩陶文化起源於西方的說法
1994年第二次發掘西陰村遺址現場 西陰遺址的發掘及考古報告的面世，證明中亞及近東的彩陶都很難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於西方的說法發生了動搖，李濟和袁復禮先生當初“尚不能斷定彩陶的確起源於西方”的研究結論，最終被今天的許多考古發現所證實。通過對西陰遺址發掘材料的研究，李濟認為：“中國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為固有文化”。1930年，中國的另一位考古學先驅梁思永先生，用英文發表了，他留美期間回國整理和研究西陰遺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一書，該書在數以萬計的陶片中，統計了各類陶片在第4探方33個亞層和四大層的出土數量和百分比，並探討了彩陶與陶片的分布規律。在類型學的基礎上對其遺存的複雜性進行了分析，對於深化仰韶文化的認識起了關鍵性作用。
中國近代考古學開始的標誌
當我國考古學步入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現代考古學家是這樣評價李濟先生當年在西陰遺址發掘過程中所採用的“探方法”與他們首創的“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西陰村發掘“是我國近代考古學開始的標誌”，“這個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採用的方法細緻和精密的多”“三點記載法‟和“層疊法”“至今仍在考古發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據土色及每次所動土的容積定分層的薄厚，的確是現代考古學中地層學的精髓”。首次發掘西陰遺址的中國考古學先驅李濟、袁復禮先生，他們追求真理、獻身科學的偉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學者的身上發揚光大。西陰遺址是由中國學者獨立發掘的一處史前遺址，“是國人從事考古發掘工作的第一次”，從此結束了中國田野考古發掘由外國人主持的歷史，對於中國近代考古學來說，它是一座標誌碑，是一段值得記念的歷史。
中國考古學對外合作的榜樣
當年，清華研究院與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成功合作，美籍華人、著名考古學者張光直這樣評價李濟先生：“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眼光並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益上任何的讓步”。西陰村的實踐為中國考古學對外合作樹立了一個榜樣。
嫘祖傳說
西陰村嫘祖廟 西陰，遠古時期為西陵氏部落居住地。先民們生養繁衍在這塊風水寶地上，創造了輝煌的“西陰文化”（學術界公認）。
有關嫘祖的故事有不計其數個。這些故事傳承著歷史、傳承著文明、傳承著“繭河根祖文化”的精髓。今天的西陰村，古為西陵氏部落居住地，歷史悠久。1996年國務院公布“西陰村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嫘祖，西陵（西陰）氏之女。黃帝正妃，教民養蠶治絲。使先民擺脫了束葉裹皮的原始生活，進而有了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又有了近代的（中國）“絲綢大國”。約1500年前的北周時，封嫘祖為“先蠶”（蠶神）。從此全國開始祭典“先蠶娘娘”。西陰村古時在灰土嶺上有“娘娘廟”占地約三畝，四季有人進香、供獻，後毀於日寇的“三光”蠻行，村人將“泥塑”娘娘像搬到村邊的一個土窯洞內，每年照歸香火不斷。洞壁上繪有娘娘生活、勞作的彩圖。約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打神”運動中，聖像被毀。窯洞在近幾年因村民蓋房建院被開挖不存。
1992年山西省省委工作隊（省文聯等單位）為弘揚五千年歷史文明及西陰文化又重塑嫘祖像一尊，敬放於村南古廟中，並在牆壁上繪了有關嫘祖的畫圖若干組，為後人瞻仰。
文化內涵
西陰村遺址有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三里橋類型。
西陰村遺址對於研究和認識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新石器文化，有重要意義。1996年，西陰村遺址由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