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西路軍西征之戰1936年10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地區勝利會師。紅軍主力在西北的集中，形成了橫跨黃河兩岸發展、雄峙西北的戰略態勢。一心企圖滅共的蔣介石擔心東北軍、西北軍與我黨形成“三位一體”抗日反蔣的局面，因而對紅軍主力在西北的集中憂心如焚、坐臥不寧。在剛剛處理完“兩廣事件”後，他便急忙揮戈西北，全力“剿共”。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根據敵我雙方的情況，決定提前實施寧夏戰役計畫(即占領寧夏及河西，打通與蘇聯的聯繫，首先造成西北地區抗日局面)。根據中革軍委命令，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決定調三十軍開至靖遠的大蘆子地區，秘密造船，偵察渡河點，準備渡河的各種事宜。造船任務由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組織實施。
1936年10月24日夜，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下達了渡河命令，李先念率三十軍從靖遠南l公里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過黃河，一舉突破了馬步青騎五師在黃河西岸的沿河防線，並很快控制了上百里的沿河地帶。緊接著，九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五軍也渡過了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畫。西渡紅軍迅速擊破敵人阻擊，占領一條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線。
西渡紅軍在“打通國際路線”、“配合一方面軍奪取寧夏”的口號鼓舞下，不顧疲勞，英勇進擊，但遭到馬步芳(國民黨新編第二軍軍長，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和馬步青(國民黨騎五師師長)軍隊的重兵阻擊。馬家軍直接用於對紅軍作戰的兵力，有正規軍9個旅，直屬民團3萬多人，另外還有強征參戰的青海、甘肅一些地方的“民團”約10萬人。馬家軍裝備精良，善於騎射，以狹隘的民族觀念和宗教迷信治軍，欺騙廣大民眾。他們代表著腐朽反動的封建勢力，性情兇殘，反共態度十分頑固。紅軍渡過黃河後，馬家軍感到反動統治受到了威脅，因此竭盡全力進行“圍剿”。
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後，為了加強對各部紅軍的統一指揮，中革軍委於10月28日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劉伯承為參謀長，準備組織海(原)打(拉池)戰役，重點打擊胡宗南部。而張國燾卻令紅四方面軍在河東的第四、第三十一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致使戰役計畫未能落實。胡宗南部於10月底11月初打通增援寧夏的道路，隔斷了河東紅軍主力部隊和河西部隊的聯繫。這樣，寧夏戰役計畫被迫中止。
10月30日，中革軍委指示河西部隊暫時控制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線敵人後繼續北取寧夏。11月初，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鹹，加之連日激戰，大部隊不便久停，數電紅軍總部及中革軍委請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11月3日，中革軍委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河西部隊，指令其以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11月9日，徐向前、陳昌浩率河西部隊開始西進。
1936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正式命令河西紅軍部隊組成西路軍，“以在河西創立根據地，直接打通遠方為任務，準備以一年完成之”，同時批准成立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陳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陳昌浩、徐向前、曾傳六、李特、李卓然等5人為常委，熊國炳、楊克明、王樹聲、李先念、陳海松、鄭義齋任委員。軍政委員會是西路軍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西路軍總計21800餘人。
西路軍組成後，按照中革軍委的命令，兵分三路向西挺進。三十軍為第一縱隊，在右翼，由一條山地區向大靖前進；九軍為第二縱隊，在左翼，由鎮虜堡地區向古浪前進；五軍為第三縱隊，經關家川等地在九軍之後跟進，徐向前率總部和直屬部隊隨三十軍行動。西路軍在敵我力量對比處於極大劣勢(馬家軍總計13萬餘人，西路軍總計21800餘人)的情況下，頂著寒風吹起的漫天飛沙，踏上了艱苦卓絕、英勇悲壯的西征之路。
經過
徐向前、陳昌浩指揮西路軍，沿著絲綢之路古道，兵分左右向古浪進發。1936年11月15日，紅九軍攻占古浪縣城。古浪是西征的第一關，為河西走廊的要衝，為涼州(武威)的門戶，地勢險要。南北兩側是高山險石，城西則無險可守，一馬平川，直下涼州。馬步芳得知古浪城被紅軍占領，十分驚慌，嚴令馬步青、馬元海(前線總指揮)迅速反攻古浪，同時又調來增援部隊，企圖夾擊紅軍。1936年11月16日拂曉，馬家軍以3個騎兵旅、2個步兵旅並4個民團的優勢兵力開始向古浪猛烈反攻。一時間，古浪城炮聲隆隆，喊殺聲響徹雲霄，震撼整個山谷，煙霧和塵土籠罩整個山崗，飛沙碎石夾雜著彈片，像雨點般落下。蔣介石派來的轟炸機狂轟濫炸，整個古浪城變成了一片火海。由於九軍最初防禦作戰準備不足，有些麻痹輕敵，在馬家軍優勢兵力輪番攻擊面前，又倉促應戰，死打硬拼，在血戰三晝夜、敵我雙方各傷亡2000餘人的情況下，徐向前急令李先念派三十軍增援，九軍才得以突圍，朝永昌方向奪路而走。這一場戰鬥，使九軍傷亡過半，軍長孫玉清負傷，軍參謀長陳伯犀、二十五師師長王海清、二十七師政委易漢文等壯烈犧牲，基層幹部傷亡更為嚴重。為此，陳昌浩將孫玉清軍長撤職，派原三十一軍參謀長李聚奎到九軍整頓。徐向前令李先念率三十軍在四十里舖阻敵，置九軍於二線休整，總結教訓，調整建制，恢復戰鬥力，以利西征。古浪一戰，使西路軍嚴重受挫。
正當西路軍在永昌、涼州一線與馬家軍浴血奮戰之時，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為了策應河東紅軍主力的戰略部署，西路軍在永昌至山丹一線奮勇作戰40餘天，有利地配合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12月28日，西路軍繼續西進。12月31日，先頭部隊五軍攻占臨澤縣城。1937年1月1日，五軍又攻占高台縣城。1月上旬，九軍一部攻甘州未下，進駐臨澤東南的沙河堡。徐向前、陳昌浩率總指揮部及李先念三十軍進駐倪家營子，總部直屬隊和五軍一部進駐臨澤縣城。西路軍原計畫在準備糧食和稍作休整後，即向肅州前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給西路軍帶來了生機，大家對執行打通國際路線的任務充滿了信心。不料蔣介石在返回南京後卻扣押了張學良，還調集重兵包圍西安，東北軍不但群龍無首，而且還自相殘殺，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河東形勢再度緊張。局勢的變化，需要河東紅軍主力重新部署，以迎接可能發生的不測。西路軍不得不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擺脫險境，此時的西路軍只剩下1．5萬餘人，戰鬥部隊不足l萬人，而且由於長期征戰，彈藥糧食匱乏，嚴重的危機籠罩在這支英雄的部隊頭上。
此時，馬家軍主力蜂擁而來，除以一部分兵力鉗制倪家營子地區西路軍主力外，以其兩萬餘人配以飛機大炮，於1937年1月19日，開始對高台縣城進行猛攻。此時，五軍的將士們已是彈藥殆盡，只好用大刀和梭標在城牆缺口上與敵人搏鬥。五軍中的女戰士、後勤人員、機關人員全部上了城，用石塊、磚頭、滾木、大冰砣等，猛烈地砸向敵人。五軍的傷病員們，只要還有一口氣，就頑強地爬上城牆，與敵人扭打在一起，用手抓、牙咬，最後抱著敵人滾下城頭，同歸於盡。英勇頑強的五軍戰士們把爬上城牆的敵人一次次地打了下去。1937年1月20日凌晨l時許，馬家軍傾全力從四面攻城，炮火異常猛烈，五軍傷亡慘重，但他們仍頑強地抵抗，拚命堅守陣地。經一周的激戰，因原改編的部分民團叛變，裡應外合，打開城門，使敵人沖入城內。五軍將士喋血巷戰10多個小時，終因敵眾我寡，力竭援絕，慘遭失敗。包括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在內，五軍將士3000餘人全部壯烈犧牲。徐向前得知高台危急的訊息後，火速派出唯一的騎兵師500餘人馬星夜馳援，但遭到馬家軍攔擊，又是一場大血戰，全師官兵用馬槍馬刀與敵拼殺，最後大部犧牲。戰後，連馬步芳也不得不感嘆“紅軍是鐵軍”。
高台失守、臨澤突圍後，西路軍還有約1．1萬餘人，兵員、彈藥、糧食、冬衣等物資有損無補，處境較前更為艱難。假若此時繼續西進，長途跋涉，必遭馬家軍的重兵堵截追擊，危險異常。恰在此時，中央連續來電，指示西路軍準備東進，於是徐向前又率西路軍踏上東進的征途。
馬家軍發現西路軍收縮兵力，企圖東進，很快就集結了7萬餘人的重兵進行堵截。1937年1月27日，李先念率三十軍抓住戰機，在西洞堡地區全殲馬家軍裝備精良的憲兵團，擊潰手槍團，繳獲1200餘支槍及大批戰馬、子彈等軍用物資。然而，馬家軍調動兵力在東南集中防堵，使得此時的西路軍既難以東進，又無力與敵主力決戰，只好決定返回倪家營子，以調動和尋機殲滅敵人，為東進創造條件。
在倪家營子這塊彈丸之地，西路軍以寡敵眾，同7萬多人的馬家軍展開了一場歷時40天的驚心動魄的大血戰。在戰鬥中，西路軍的勇土們子彈打光了，就用大刀、長矛、木棍、石塊與敵死拼。徐向前總指揮在房頂上指揮戰鬥，他從一個房頂跳到另一個房頂，子彈從耳邊“嗖嗖”飛過，他毫不畏懼，用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激勵指戰員們英勇殺敵。激戰至1937年2月中旬，西路軍先後擊退馬家軍大規模進攻10次，斃傷敵近萬人，但西路軍自身也遭受重大傷亡，全部兵力已不足萬人。2月Z0日晨，馬家軍在強大炮火掩護下發起3次猛攻，西路軍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為了擺脫眼前的險境，西路軍召開了軍政委員會，討論行動方針。會上，徐向前講明了西路軍當前所面臨的嚴重不利形勢，提出了自救突圍東返的主張。大家一致贊成。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而出，進至威狄堡地區又遭敵堵截，部隊被迫重返倪家營子。
重返倪家營子後，西路軍與馬家軍又激戰7晝夜，斃傷敵2500餘人；但自身也傷亡慘重，待援無望，遂決定再次突圍，準備由祁連山向東轉移。3月12日，西路軍與馬家軍在祁連山入山口——梨園口展開了一場大血戰，指戰員們殺紅了眼，光著膀子，拿著大刀，和敵人的騎兵肉搏，戰況極為慘烈。此戰後，西路軍剩餘兵力總共不足3000人。3月14日，西路軍在康龍寺地區又與馬家軍騎兵進行了一場血戰，遭受重大損失。此時，西路軍已被馬家軍沖得七零八落，不少分散的隊伍遭到圍攻而壯烈犧牲或被俘。總指揮部能直接掌握的部隊僅有1000餘人。至此，經過四個月的浴血拚殺，西路軍損失慘重，遭到失敗。餘部仍然堅持戰鬥。3月14日晚，在石窩子附近的山頭上，由陳昌浩主持召開了西路軍最後一次軍政委員會。陳昌浩聲調哽咽地宣布：將現有人員編為三個支隊，就地分散，深入山區打游擊，尋找時機回陝北。徐向前、陳昌浩兩同志離開部隊回陝北，向黨中央匯報西路軍失敗的情況；成立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先念、李卓然、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等組成，統一指揮部隊。李先念負責軍事，李卓然負責政治。石窩會議後，陳昌浩、徐向前和大家灑淚相別，帶領30多人的小分隊離開了部隊。李先念帶領西路軍左支隊，在風雪瀰漫的祁連山中經過43天的艱苦行程，於1937年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的接應，進入新疆，為革命保留了400多人的骨幹。另兩個支隊在轉移中，大部分壯烈犧牲或被俘，少部分人突圍，陸續回到陝北。徐向前、陳昌浩衝破重重封鎖，最終先後回到了延安。
西路軍奉命西征後，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同志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他們的安危。當西路軍處境艱難和失敗後，又對援救西路軍做了一系列積極努力，想方設法尋找和營救失散、被俘人員，為黨和革命保存了一大批優秀骨幹。
西路軍西征後，黨中央就與國民黨談判交涉，強烈要求停止進攻。早在“西安事變”發生後，西路軍進至永昌地區休整時，黨中央就開始了對西路軍的救援工作。周恩來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談判中，向國民黨提出應允許西路軍在甘西地區活動，蔣介石也口頭允諾西路軍可以駐涼州以西，但他暗地裡卻令馬步芳加緊進攻西路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在國共開始的第二次合作的談判中，周恩來按中央指示，與國民黨西安行營代主任蔣鼎文進行多次會談，要求他本著國共合作的原則，電令“二馬”停止進攻西路軍，但未能達成協定。同時黨中央、毛澤東還曾致電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漢年，要他與蔣介石會談，要蔣介石下令“二馬”讓出涼州、肅州等地，停止進攻西路軍。潘漢年按照中央指示，即與蔣介石會談。蔣迫於國共合作的形勢，表面答應了中共的要求，但實際上卻令“二馬”繼續進攻。
在西路軍已面臨覆滅危險之時，黨中央、毛澤東十分焦急，指示在西安談判的周恩來強烈要求國民黨令“二馬”停止進攻，並決定組成援西軍，司令員為劉伯承、政治委員為張浩。1937年3月中旬，援西軍到達鎮原、平涼地區，得知西路軍已經失敗，遂決定停止西進，即派人四處大力進行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的工作，收容了一大批失散的西路軍指戰員歸隊。毛澤東還曾想動用金錢，來買動“二馬”停止進攻。1937年2月2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設法送一筆錢給“二馬”。2月27日又電告周恩來：“西路軍情況萬分緊急，他們東進西進都不可能，有被消滅的危險”，“給二馬的錢不但十萬，就是二十萬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須。”由於“二馬”反共態度堅決，用錢買動“二馬”的構想未能實現。
為營救西路軍，毛澤東、周恩來殫精竭慮，動用了各種可能的關係和途徑。1937年3月2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建議物色與“二馬”有交情的人，請他們向“二馬””說情”。周恩來經過努力，聯絡到在回族中德高望重並和馬步青有師生之誼的馬德涵先生，讓他去甘肅武威會見馬步青，要求他們停止對被俘西路軍人員的迫害。1937年5月，周恩來還代表黨中央、毛澤東會見了從麥加朝聖歸來途經西安的青海省主席（馬步青的叔叔)，通過他來做馬步芳的工作，了解被俘西路軍的情況。黨中央還派專人到青海與國民黨護送九世班禪特使趙守鈺聯絡，通過他做馬步青的工作。趙守鈺還親自到武威會見了馬步芳，了解到許多被俘西路軍的真實情況。在西寧，趙守鈺還同馬步芳進行了談判，雖未獲成功，但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的發展，“二馬”對被俘人員的態度有所轉變，他們在4月上旬，把被俘的2000多名西路軍分批押送蘭州，這些人大部分被八路軍蘭州辦事處所營救。
黨中央、毛澤東千方百計地營救失散和被俘人員，積極通過各種渠道，採取營救措施，使數以千計的西路軍蒙難戰士重新回到自己的隊伍。黨中央、毛澤東還時刻關心著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的命運。1937年3月23日，黨中央與左支隊取得聯繫，即電示他們：“團結一致，保存力量，向新疆或蒙古前進，中央將派陳雲和滕代遠同志去接應。”4月16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左支隊，要他們到星星峽集結，有人在此接應。左支隊在最困難的時刻，收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等人的電報，大大鼓舞了士氣。在李先念的帶領下，左支隊終於在5月初到達新疆。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關懷努力下，經過一年多的營救，有4000餘名被俘和失散的西路軍將士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他們中的一大批指戰員後來成為黨和國家及軍隊的重要領導幹部和軍事技術骨幹，在各個歷史時期，為黨和人民做出了重要貢獻。
結果
1937年3月14日，陳昌浩在甘肅石窩山南麓主持召開了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會議決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和副主席徐向前兩位首長離開部隊，突圍回陝北延安，向黨中央匯報。
走出祁連山後，陳昌浩和徐向前拖著疲憊之軀，懷著無比沉重的心情來到甘肅省山丹縣馬營鄉，在一位叫但復三的湖北老中醫家歇腳。其時陳昌浩的胃病復發，無法成行，徐向前一人先出發回延安。沒想到兩人在此一別後，命運變得迥然不同。
當徐向前歷盡艱辛，隻身回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西路軍情況時，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在聽完徐向前的匯報後，毛澤東親切地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徐向前聽後感動不已。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黨中央在延安以南約90公里的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及黨政軍負責人共20餘人。先期回到延安的原四方面軍領導張國燾、徐向前等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組成了新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其成員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張浩、賀龍、劉伯承、徐向前、林彪。徐向前參加完洛川會議後，接受了毛澤東交給的任務，同周恩來一道去山西做閻錫山的統戰工作。
陳昌浩同徐向前分手後，他在俠肝義膽的但復三的陪同下，輾轉來到漢口老家，見到多年未見的妻兒、胞弟和其他位親戚。但陳昌浩不敢在漢口久留，很快便乘車赴西安再趕赴延安。1937年8月下旬，陳昌浩終於回到延安。然而，此時洛川會議剛剛開完。陳昌浩的缺席及中央軍委成員的重新調整，使陳昌浩失去中央軍委和紅軍的領導職務。儘管中央並沒有對西路軍失敗負有一定責任的陳昌浩作出處分，但從此後，曾叱吒風雲的紅軍高級將領陳昌浩的軍事生涯便告徹底結束。
此後，陳昌浩被安排住進楊家嶺的窯洞裡，開始寫西路軍失敗的檢討。由於陳認識錯誤態度誠懇積極，認識問題深刻，一段時間後，陳昌浩被安排到中宣部任宣傳科科長和國際宣傳科科長，併兼任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和馬列學院三校的政治課教員；從此陳昌浩離開了戰場，脫下了戎裝，開始了理論研究和教學生涯。
西路軍和馬家軍在河西的浴血較量，是我軍戰史上一次絕無僅有的惡戰。面對10餘萬馬家軍的圍堵，西路軍冒著零下三十多度的嚴寒，英勇奮戰四個多月，殲敵約25000餘人，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悲壯詩篇。但由於孤軍作戰，寡不敵眾，彈盡糧絕，待援無望，終於在1937年3月不幸兵敗祁連山梨園口。在這場惡戰中，紅五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九軍軍長孫玉清、政治委員陳海松、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八十八師師長熊厚發、西路軍供給部長鄭義齋等紅軍優秀指揮員，先後壯烈犧牲，l萬餘名紅軍先烈們把熱血灑遍了河西疆場。雖然還有不少紅軍戰士沒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他們的英雄業績，崇高的精神，將永遠與日月同輝，與祁連山共存。
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並在艱苦鬥爭中鍛鍊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廣大指戰員們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大無畏英雄氣概，英勇頑強、堅貞不屈的革命精神，在西部大地和各族人民的心中鑄起了一座永久的豐碑，在西北高原撒下了革命的火種，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深遠的革命影響。
西路軍的艱苦征戰，對爭取“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以及牽制敵軍，配合河紅軍作戰，都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西路軍的征戰史是一部英勇悲壯的歷史，是中國革命史上驚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西路軍廣大將士表現出來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