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沿革
西藏分裂主義集團正式形成
1960年5月，在西方和印度反華勢力的庇護下，叛逃後的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移居到印度西北部康拉縣一個名叫達蘭薩拉的小鎮。同年9月，達賴集團召集外逃的西藏貴族和原地方政府官員及其他藏區的土司頭人、上層僧侶、叛亂頭目等，在達蘭薩拉召開所謂的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會議”，宣告正式成立“西藏噶廈政府”，後來改為“大雪域國政府”，即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會議公布了“西藏國憲法大綱”草案，宣布達賴為政府“首腦”。
專家指出，這個所謂的“流亡政府”，從噶倫到各部門的大小官員，都是由外逃藏人中少數堅持分裂祖國、主張“西藏獨立”的反動僧俗上層、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和其他藏區的土司、頭人擔任的。這次會議標誌著以達賴為首的背叛祖國的西藏分裂主義集團的正式形成。
頒布所謂“流亡藏人憲法”
流亡藏人憲法1963年10月，達賴集團正式公布了“西藏國憲法”，1991年修改為“流亡藏人憲法”，兩部“憲法”都明確了達賴喇嘛在其集團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流亡藏人憲法”宣稱，要“使未來的西藏區域（整個衛藏、多堆、多麥三區）（說明：指藏、青、川、甘、滇等省藏區）成為一個非暴力的和平區”。
專家指出，與第一部“憲法”比，修改後的“憲法”除了增加“自由”“民主”“和平”等辭彙，根本目的和基本精神沒有什麼不同，實現“西藏獨立”、把西藏建成一個“政教合一”的“民主國家”的最終目標沒有改變。
創作“國歌”並規定“國旗”
達賴集團創作了將佛教勸世語言和“西藏獨立”幻想相結合的“國歌”，並將集藏傳佛教教旗與舊藏軍軍旗於一身的“雪山獅子旗”規定為國旗。
鼓吹所謂“大藏區”
所謂“大藏區”“西藏流亡政府”大廳中懸掛著一幅“西藏版圖”，包括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全部地區、新疆的五分之一、甘肅的三分之二、四川的三分之二、雲南的一半，面積達240萬平方公里。
“這個區域就是達賴集團鼓吹的所謂‘大藏區’。”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朱曉明研究員說，其目的在於以此籠絡流亡藏人各地區勢力，爭取國際反華勢力的支持。
新聞動態
中央統戰部接觸商談
2008年7月1日、2日，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同達賴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堅贊一行5人在北京進行了接觸。期間，杜青林會見了甲日·洛迪一行，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副部長斯塔也與其進行了談話。杜青林向達賴明確提出“四個不支持”的要求。達賴喇嘛要是真的希望在有生之年為國家、為民族、為西藏人民的福祉做有益的事，就應公開、明確承諾並以實際行動
（1）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2）不支持策劃煽動暴力犯罪活動；（3）不支持並切實約束“藏青會”的暴力恐怖活動；（4）不支持一切謀求“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
在談話中，達賴私人代表認為這是中央一個新的精神，表示接受中央的要求。
2008年12月5日，曾與達賴私人代表進行多次接觸商談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斯塔在洛杉磯與僑學界代表座談時表示，達賴喇嘛提出的所謂“大藏區高度自治”的實質就是變相“獨立”。洛杉磯僑學界代表建議通過多種途徑促進美國主流社會了解西藏的歷史與現狀。
2010年2月，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杜青林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堅贊一行。
2012年6月14日，來自中國的代表團拒絕參與在韓國麗水舉行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簡稱世佛會）韓國大會”開幕式，並宣布單方面退席，理由是拒絕接受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出席的西藏代表團受到該會議的邀請。
“流亡議會”內閣改組
2003年1月20日下午，“台藏交流基金會”宣告成立，身兼基金會名譽總顧問的“立法院長”王金平表示，該基金會要彌補“蒙藏委員會”功能的不足，加強與“西藏流亡政府”間的互動，促進彼此關係。
2003年9月，達賴向“議會”提出了一份7點建議書，明確表示希望將權力移交給“議會”。在“第十三屆西藏流亡議會”第七次會議結束的第二天，這一建議得到了“議會”通過。這次會議歷時13天，主要審議並通過了《西藏流亡政府2004至2005年財政議案》。
2004年3月31日，關於達賴交權的建議經過“西藏流亡議會”的反覆討論和修改，以決議的形式得到了表決通過。不過有觀察人士注意到，慣於發表支持“藏獨”言論的印度各大英文報紙在2004年4月1日均未刊登相關訊息。
2005年3月4日，“西藏流亡政府”突然宣布對“內閣”進行改組，“流亡政府總理”桑東利用改組之機任用親信，排斥異己，實現了大權獨攬的目的。“西藏流亡政府”第十二屆“噶廈（內閣）”對“噶廈”各“噶倫（部長）”的工作進行了調整，並從2005年3月5日開始正式運作。改組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即總理）桑東仁波切兼任“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長”和“內政部長”。由於“安全部”和“內政部”至關重要，所以這次改組使得桑東的權力大增。有訊息說，桑東與達賴喇嘛的關係非常密切，可以說改組後，桑東成了控制整個“西藏流亡政府”機構的實權人物。
2011年4月27日，“西藏流亡政府”正式公布“首席噶倫”選舉結果。43歲的哈佛大學學者洛桑桑傑以55%的選票，成為“西藏流亡政府”的新“臉面”。據稱在印度和海外共有8.34萬名流亡藏人有“投票權”，其中4.9萬人參與投票。而此前在2011年3月10日達賴宣布“政治退休”。
2011年8月8日，哈佛學者出身的洛桑桑傑在印度達蘭薩拉宣誓就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總理）”。他在宣誓就職後宣稱，要將西藏從中國的“殖民主義統治”中解放出來，繼續同中國談判，實現西藏“真正自治”。中國統戰部官員早前就稱，“西藏流亡政府”選出的所謂“首席噶倫”沒有同中國政府談判的資格。
組織架構
“流亡政府”三大系統：為分裂活動提供組織保障
組織架構達賴集團所謂的“流亡政府”分為三大系統：
（1） 達賴喇嘛秘書處
（2） “噶廈政府”（內閣/行政機構）
（3） “西藏人民代表會議”（立法機構）
還有司法機構“最高法院，過去數十年中雖有部分改變和調整，但其組織機構基本框架並沒有大的改變。
達賴喇嘛秘書處
達賴喇嘛秘書處就是舊西藏時的“譯倉”，又稱達賴喇嘛私人秘書處，或稱達賴喇嘛辦公室。舊西藏的“譯倉”隸屬噶廈並受達賴的總堪布領導，如今的“譯倉”則由達賴直接領導和指揮，是達賴集團重要的決策和權力機關，實際權力超過舊西藏“譯倉”。噶廈的重大事項必須通過“譯倉”呈報達賴喇嘛，“噶廈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經“譯倉”審核、蓋章方能生效。
達賴秘書處還負責處理達賴的私人事務，如為其起草講話稿，安排日常活動，奉命為其發表聲明、接見記者等。
“噶廈”政府
專家指出，“噶廈 ”是達賴集團“流亡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樞即“內閣”。“噶廈”之名是清朝中央政府欽定的，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解散“噶廈”，標誌著“噶廈”從那時起即為非法組織。
根據“流亡藏人憲法”，“噶廈”應設8名“噶倫”，通過投票選舉產生，“噶倫”任期5年。幾經改組，一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當上了原來只有貴族才有資格擔任的“噶倫”。
專家介紹，達賴集團自1959年叛逃至今共組建了13屆“流亡政府”。有7個“噶倫”，首席“噶倫”是桑東。“流亡政府”下設20多個部門和單位，包括內政部、財政部、安全部、外交與新聞部、宗教與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等7個部和其他下屬單位，共有從業人員2900多人。
專家介紹，有充分證據表明，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指揮藏人將“革命成果”進一步擴大，還對“安全部”、“宗教與文化部”等部門的工作進行了部署。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達賴集團派遣、煽動組織策劃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的骨幹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員建立了聯繫，並在其授意、指使下積極從事民族分裂活動。
西藏人民代表會議
“西藏流亡議會”最早形成於1960年，但“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謂“民主化進程”直到2001年才開始，“總理”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由46名“議員”組成一個“議院”，借鑑和參考印度憲法和議會來運作。該“議院”任期5年，每年召開兩次會議，一次會議的時間為兩周左右。
“西藏人民會議”是達賴集團為籠絡川、青、甘、滇各省藏區外逃藏人和迎合西方國家的需要而給自己披上的西方議會式“民主”外衣。
專家指出，“西藏人民會議”其實並非達賴集團的新把戲。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聚集在印度噶倫堡的少數西藏反動上層，妄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在美英帝國主義的唆使之下，就曾於1949年11月8日以“西藏國民會議”的名義向聯合國發出過“呼籲書”；西藏和平解放後，少數反動分子為了破壞十七條協定，又曾多次打出過所謂“西藏人民會議”的牌子，進行了一系列的叛國陰謀活動。
因內部矛盾重重，“西藏人民會議”就代表名額的分配多次進行了調整。基本分配辦法是按照3個地區－－多麥（安多）、多堆（康區）、衛藏（前後藏），和5大教派－－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格魯派、苯教－－平均分配，自行選舉產生。由於達賴集團內部爭權奪利，地區矛盾、教派矛盾以及各種派別組織的矛盾愈演愈烈，這些矛盾在“人民代表”和“人大常設會”的選舉時暴露得最為明顯和突出。1988年2月，第十屆“人民會議”在激烈的爭吵中組成，時隔僅一年，即因台灣金錢醜聞案宣布解散。
“08年這屆的‘西藏人民議會’2006年9月成立，有46名代表，43個通過選舉產生，另外3個由達賴任命。”四川藏學研究所專家介紹。
“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發生後，達賴集團於3月中旬成立了7人組成的“西藏團結委員會”，由“西藏人民議會”議長噶瑪群培擔任主席。該委員會宣稱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將直接領導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統一開展活動，“西藏流亡政府”的破壞民族團結、破壞奧運會、妄圖分裂祖國的醜惡目的暴露無遺。
下轄機構
達賴集團還在一些國家設立所謂辦事處、代表處、聯絡處，以加強和一些支持“西藏問題”的團體、人士的聯繫，尋求支持，同時繼續保持同旅居這些國家的藏胞的聯繫，加強對他們的控制。這些辦事處最多時達到18個，現有10個辦事處和2個特別辦事處（駐美國華盛頓辦事處、駐歐洲布魯塞爾辦事處），辦事處頭目都是達賴集團的骨幹，其中華盛頓辦事處頭目是甲日·洛珠堅贊（又名甲日·洛迪），駐布魯塞爾辦事處主任扎西旺堆曾擔任過“流亡政府”“噶倫”。
2005年1月21日，尼泊爾政府下令關閉達賴喇嘛駐尼泊爾國的辦事處。
專家分析指出，達賴集團的“草根外交”和院外活動頻頻得手，其駐外辦事處的職責及活動範圍有所擴大。“3·14”事件後短時間內我國十多個駐外使領館遭遇海外流亡藏人抗議甚至衝擊，和這些辦事處密切相關。
達賴集團還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策略在印度、不丹等地建立藏人聚居點，以保持藏人特點；建立了藏人學校，加強“藏獨”教育，學校的學生每天要升“國旗”、唱“國歌”；克隆了“哲蚌寺”等一系列寺廟，共有約1.7萬名僧侶；辦報刊，出書籍，為“西藏獨立”製造輿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為將更多流亡藏人捆在“西藏獨立”的戰車上，達賴集團借鑑或仿照國內外的各種社團組織形式，把青年、婦女等組織起來，並特別加以扶持，以增強分裂活動的力量，“西藏青年大會”“西藏婦女協會”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噶廈”將這兩個組織列入財政預算，定期給予經濟補助。
“藏青會”羽翼逐漸豐滿，其勢力滲透到達賴集團各個領域，上至“噶廈”“噶倫”及其各個部門－－已經控制了達賴集團“噶廈”及其主要部門，下至各藏人聚居區的大權，乃至達賴喇嘛秘書處，絕大多數均為其骨幹所掌握，“噶廈”政府各級官員和辦事人員中有80%系“藏青會”現任和曾任成員，“藏青會”糾集流亡藏人鬧事，勾結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煽動“西藏獨立”，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成為鼓吹和圖謀“西藏獨立”最頑固、最激烈、最猖獗的組織。“藏青會”也深受達賴器重，每屆代表大會達賴都要親臨並講話，為之打氣。
專家指出，從構架上看，達賴集團建立了一個功能齊全的政治流亡集團。40多年來，流亡分子苦心經營，以一個反華的弱者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通過歪曲事實，傳播謠言，污衊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騙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社會評價
表面上的“三權分立”，實質上的“政教合一”
（1）達賴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元首”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畢華研究員指出，雖然達賴集團“流亡政府”仿照西方國家三權分立形式設定了機構，但其“西藏流亡政府”的頂端仍然是達賴喇嘛，其“政教合一”的實質沒有改變。
她說，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謂神權、君權、民權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不同階段。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下，達賴喇嘛是神權統治的代表，“流亡政府”“憲法”將他作為最高政教領袖，表明在“政教合一”框架下的“流亡政府”，表面上實行的是所謂“民主政治”“三權分立”，事實上具有濃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一個由宗教轉世產生、代表著神權統治的喇嘛，被推崇為民權的代表、民主的鬥士，這還不滑稽嗎？”她說。
專家指出，在達賴集團中，不論是“西藏人民代表會議”及其議長，還是“噶廈”及其“噶倫”，都必須聽命於、從屬於達賴，達賴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擁有對“噶廈”和“人民會議”的一切決議和官員任命的最後決定權。達賴還有權決定停止、延期或提前召開“西藏人民代表會議”。“‘流亡藏人憲法’賦予達賴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權力，正是‘西藏自古形成的政教合一的傳統’制度的特徵。”
達賴自己是宗教人士，又是行政上的“國家元首”。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達賴大哥當才·土登諾布和弟弟阿里·丹增曲傑也都是活佛，在達賴集團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在歷屆“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擔任重要職務，08年這一屆“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倫”桑東·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這不是‘政教合一’，是什麼？”專家指出。
四川藏學研究所專家指出，達賴集團的“流亡政府”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外衣與中世紀“政教合一”體制核心的矛盾混合體。
達賴集團創立的《獨立》雜誌1995年秋季號在封面上刊載了一幅漫畫《西藏民主的現狀》，畫了一個亭子，亭蓋標有“民主”字樣，由“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撐。“立法”之柱撐頂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頂，僅有“執法”一根柱子立地撐頂。雜誌同時發表的社論說：“我們西藏流亡政府的政府體制中的檢查和制衡體系不起作用”，“一切工作只為了取悅達賴喇嘛，這是哪家的民主？”
（2）任人唯親，家族專權：濃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專家們指出，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達賴集團還任人唯親，體現出濃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十四世達賴喇嘛兄弟姐妹共7人。與十四世達賴喇嘛一同逃亡國外的家屬有他的母親德吉次仁（1981年病故）、大哥當才·土登諾布、二哥嘉樂頓珠、三哥洛桑三旦、姐姐次仁卓瑪和姐夫平措扎西（又名黃國楨）、妹妹吉尊白瑪、弟弟丹增曲傑和弟媳仁青康珠。
專家指出，達賴集團和“流亡政府”的政治、武裝、經濟、教育等重要部門和一些派別組織的大權，均為達賴兄弟姐妹所把持，他們在達賴集團乃至“流亡政府”中所建立的家庭專制，超過了歷世達賴喇嘛。
從達蘭薩拉“噶廈”成立至今，達賴家族中先後有5人擔任過“噶倫”、首席“噶倫”。“噶廈”席位無論是3人、6人還是7人，達賴家族都相應占據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七分之三的比例。
－－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達賴大哥當才·土登諾布，又稱當才活佛。其父1947年被親帝分離分子毒死。1950年與美國駐印使領館勾結，策動達賴出逃並充當聯絡人。1951年加入美國國籍，成為美、台的雙重間諜。1956年，達賴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2500年誕辰紀念，當才活佛奉美國中央情報局之命到達印度策動達賴留居印度。他聲稱，“西藏只有完全獨立才能生存”，“其他方式只能走向死亡”。
－－集軍事、外交和財權於一身的達賴二哥嘉樂頓珠。1951年應當才活佛邀請，嘉樂頓珠加入美國國籍並接受美國政府及中央情報局任務，此前已與台、美、印取得聯繫，從事分裂活動。他是“印藏特種邊境部隊” 第一任副總監。1959年，嘉樂頓珠任“流亡政府”“外交噶倫”和達賴駐美國紐約辦事處首任負責人。美國支付“四水六崗衛教軍”的經費全部交給嘉樂頓珠中轉。
－－掌管衛生大權的達賴三哥洛桑三旦，是西藏上層分裂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先後任達賴駐紐約辦事處秘書長，加入美國籍，後回印度任達賴集團“衛生部”和“藏醫院”負責人。其妻達拉·南傑拉姆多年任“噶廈”衛生部助理秘書長多年，1988年11月被提升為“噶廈”衛生部秘書長。
－－獨攬教育大權的達賴妹妹吉尊白瑪。1964年其姐次仁卓瑪死後任“西藏兒童之家”總管達25年之久，西方國家許多組織和個人救助“西藏難民”的經費和物資都以該組織名義接收，是達賴集團人人垂涎的肥缺。她是1970年“西藏青年大會”創建人之一和第一副會長，1985年任“西藏婦女協會”顧問。1990年至1993年7月任“噶廈”的文化、衛生“噶倫”，因聲譽不佳被迫辭職。1986年改嫁後其夫突獲破格提升，一時成為“吉尊白瑪醜聞”。
－－控制達賴集團三駕馬車之一“譯倉”的達賴弟弟阿里·丹增曲傑活佛夫婦。阿里活佛1980年從“印度特種邊境部隊”退役後任“流亡政府”治安部副秘書長，1981年起任達賴喇嘛私人秘書處特別助理、副秘書長、秘書長。其妻仁青康珠在達賴授意下籌組“西藏婦女協會”，自1985年任該會常委、會長達9年之久，1993年任“噶廈”“噶倫”，分管教育、內政。
－－把持安全要職的達賴姐夫黃國楨。1968年至1986年，擔任“噶廈”治安“噶倫”，即“安全部長”。
國外藏人，尤其是西藏的貴族和康巴、安多各地的土司、頭人，對達賴家庭竊據要職、把持“流亡政府”強烈不滿。尤其對達賴實行獨裁，搞家庭專制，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槍殺、毒害等手段憤恨不已。
《西藏評論》1993年4月以“且看今朝一張新面孔之民主”為題發表社論，抨擊其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關係”行為。各方輿論攻擊加之達賴的兄弟相煎，繼黃國楨不任“噶倫”之後，嘉樂頓珠、吉尊白瑪也相繼辭去了“噶倫”職務。
專家介紹，達賴的哥哥、妹妹、弟弟、弟媳、姐夫、姐姐中，有多人擔任過“流亡政府”的“噶倫”，或者仍擔任非政府組織的頭目。例如，其姐夫的第二任妻子格桑央金擔任本屆流亡政府的新聞“噶倫”，其妹妹的第二任丈夫丹巴次仁是駐新德里辦事處主任，其弟媳仁青康珠為“藏婦會”會長，其妹妹次仁卓瑪是西藏兒童村的頭頭等等。
專家認為，雖然達賴迎合西方搞了些民主化形式，但實行的仍是封建家族統治。達賴集團和“流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用了這種模式。
（3）“政教合一”難掩勾心鬥角和矛盾重重
專家介紹，完全靠美、印等國反華勢力支撐起來的達賴集團內部矛盾重重，互相傾軋。
從1990年台灣金錢醜聞導致的“噶倫”總辭職和“人民會議”解散，到1994年“噶廈”與“四水六崗”勢力的矛盾激化，地區矛盾、教派矛盾、青老年派的矛盾以及達賴集團同其他貴族集團的矛盾愈加深化和激烈。
－－地區矛盾激烈。追隨達賴逃亡的衛藏、康巴、安多等按地區勢力組建藏人聚居區，埋下地區矛盾的種子。他們在外逃藏人安置、外國救濟物資分發、“噶廈”和“人民會議”席位安排及“人民代表”名額分配問題上多次爭執，互不相讓，導致一次又一次地區矛盾爆發，成為達賴集團無法治癒的頑症。一位“噶廈”下級官員評論說：“這種矛盾和鬥爭，甚至發展到搞毒害、暗殺以剷除異己的地步。”
－－教派矛盾尖銳。逃亡的各教派活佛把教派之間的矛盾帶到了國外，達蘭薩拉“噶廈”成立初期由黃教一派執掌，其他教派被排斥在外。各派僧侶和信徒各隨其主，教權分散，矛盾尖銳，同一教派內部也時常發生矛盾，成為達賴集團企圖控制全部外逃藏人和進行分裂活動的一大障礙。
－－青年派與老年派存在矛盾。青年派不滿達賴獨攬大權，也不像老一代那樣崇拜和尊敬達賴。
－－西藏貴族與達賴家族之爭。由於達賴的兄弟姐妹大發“難民財”和仗勢跋扈，引起許多派別組織、地區頭人尤其是西藏貴族的不滿甚至仇視。他們聯手施壓，迫使來自達賴家族中的“噶倫”數次下台。
－－達賴禁奉護法神激起眾怒。1978年達賴下令禁止供奉黃教主要護法神傑欽修丹。1994年，達賴稱該護法神“親漢”、“對西藏的根本大業不利”，並發出取締該護法神的指令，實際目的在於打擊和控制國外藏傳教其他教派勢力和壓服格魯派內部的反對勢力。“流亡政府”“宗教部”則派出打手砸毀神像，毆打信徒，強行禁信護法神。對不聽命者，僧人逐出寺廟，官員開除公職，學生停止補助，民眾清出社團。達賴迫害信奉者的行為在流亡藏人中引起強烈不滿。
專家指出，從“西藏流亡政府”的機構設定、人員構成和實際行動不難看出，達賴就是西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的總代表，是長期從事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活動的政治流亡者，而達賴集團正是“政治綱領”為分裂祖國、實現“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