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我國歷史上，
西漢官制西漢選拔官吏，大致可分為文學和吏道兩種，《通考·選舉考九》云：
今按西都公卿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隨以進身。
薦舉科目
漢十一年（前196年），高帝首次下求賢詔：“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詔令布告天下，並諭公卿大夫、諸王、郡守秉公薦舉，其薦舉科目主要有如下幾種：
明經（通曉經術）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國小、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的人，所在郡國用專車送到京師。令下之後，全國送上數千人。例如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平當、孔安國、貢禹、夏侯勝、張禹均以明經為博士；眶弘、翟方進以明經為議郎。
明法（通曉法令）漢初，還來不及制定一套選官制度。十一年，高祖下詔：“其有明法者，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令下之後，所在都國紛紛薦舉，鄭崇之父鄭賓以明律令被徵召為御史，薛宣以明習文法而詔補御史中丞。
博士西漢不少中央官和地方官是通過博士一途選拔任用的。所以博士科，在西漢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博士”一詞，首見於戰國初期，是指博學通達之人，所以又稱為“通士”或“達士”。當時僅是對學者的泛稱，尚未置官。到了戰國後期，齊、魏、秦等國先後設定博士官，從學派上看，有陰陽家、道家、法家、儒家和雜家，百家並立。秦始皇完成統一之後，需要制定維護皇權尊嚴的禮議，大量徵召儒生充任博士。秦置博士官70人，從學派上看，有名家、神仙家和占居半數以上的儒家，是一個百家並立而以儒家為主的局面，從職官性質上看，是議政官和禮官。漢承秦制，也設定了博士官，但在高帝、孝惠、呂后朝多武官功臣，尚無暇顧及文職，這時期博士很少。文帝即位後，始增設博士官，數目達到七十餘人，其中仍然以儒家為主，雜以其他學派，並且增設了專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初置五經博士，當時五經有七家學派，學通了一家，便可以做官。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於石渠閣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增置博士的問題。經過前後調整，至黃龍元年（前49年），博士齊備，有五經十二家（即《詩》，齊、魯、韓。《書》，歐陽、大、小夏侯。《易》，施、孟、梁丘。《禮》，後氏，《春秋》，公羊、穀梁）。平帝時，王莽輔政，他為了籠絡人心，把有影響的經家學說，都置了博士。他設定的博士是每經5人。
博士官的選用，有兩條途徑：一是察舉推薦，二是他職遷任。地方察舉，名目很多，博士多出於明經、秀才、賢良三科，尤以明經為主；大臣推薦，可不拘科目。他職遷任者多出於中央官署的屬官，而以郎官為主。除此二途之外，還有特例，如文帝時公孫臣以上書言事，元帝時朱雲以博學善辯，均拜為博士。自武帝創試策制之後，選任博士無論通過哪條途徑，均須經過試策。各科人才試策後，往往以第一、二名補博士缺。
漢代博士秩卑職尊，升遷要比其他官員順利。博士是朝中的低級官員，西漢秩比六百石，相當於縣令。級別雖低，卻享有經學權威的崇高名望，上朝可戴卿大夫級的冠冕。漢代博士一般任職時間不久，不管是否通曉政事，均可升遷，而且往往是超遷，通常一躍就是二千石，即郡太守級。博士升遷的方向有二：一是面向中央，主要任職九卿，太子太傅，諸大夫，侍中；二是面向地方，主要任職郡守、尉、諸侯國相以及刺史、州牧。這種精通經學，出身博士的官員，享有其他官員所不能得到的尊崇，也容易飛黃騰達。例如西漢晁錯、薛廣德、貢禹、彭宣、師丹、何武等都是博士，後官擢至御史大夫；而公孫弘、蔡義、韋賢、張禹、匡衡、平當、孔光、翟方進都官至丞相。
博士官不同於其他官職，其他官可憑功勞或姻親關係任命，有戰功的人不一定能治國，姻親更不一定就稱職。而博士官卻具有自身的特性，這個特性就是反映了它是否有知識，所以西漢博士的選拔都是以才智和學識為先決條件的，即使是東漢後期選拔不嚴，也沒有一個不學無術者。《漢書·儒林傳》說：“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說明博士必須是通一經以上才能入選。
西漢制度，郡國舉士，凡是有文墨才學的人，都可以作為賢良方正的選擇對象。每次推舉，多達百餘人。賢良方正，也有單稱賢良，或稱為賢良文學，漢文帝二年（前173年）下詔說：“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被薦舉者，文帝均親自策問。漢武帝也很重視賢良方正的選拔，建元元年（前140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前130年）五月，又對所選拔的賢良說：“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朕親覽焉。”董仲舒、公孫弘等都以書對而入選。漢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派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到各郡國，專事賢良方正的選拔。宣帝以後凡有災異，如地震、隕星、日蝕或彗星出現等，皇帝都自責其過，並下詔選舉賢良方正“以匡不逮”。至西漢末年，哀帝之世，未曾廢止。
孝廉漢朝以孝治天下，
舉孝廉文帝十二年（前166年）下詔說：“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民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雲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為了鼓勵應選者，文帝特派謁者勞賜孝者每人帛五匹，悌者和力田每人帛二匹。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十一月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令下達六年之久，有的郡連一個也未薦舉，武帝認為這是中二千石、禮官以及博士議而不舉之故。於是元朔元年（前128年）又明令：“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此後，郡縣間有察舉，平帝以後，官吏多有由孝廉察舉者。如趙廣漢為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後官至京兆尹。朱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累遷左馮翊、御史大夫。蕭望之察廉為大行治禮丞，後官至太子太傅。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為郎，後官至諫議大夫。京房以孝廉為郎，後官至魏太守。由此可見，西漢察舉孝廉非常慎重。但是，東漢以後，流弊百出，竟有“舉孝廉，父別居”的怪現象，所以孝廉就不為時俗所重了。茂才異等
這是在國家需要何種人才時，臨時下詔公卿郡國推舉，即所謂“特科”，據《漢書·武帝紀》載，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下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元康四年（前62年），宣帝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建昭四年（前35年），元帝詔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才特立之士。當時對察舉茂才異等要求非常嚴格，若察官吏徇隱私瞞罪情，將會受到嚴厲的處罰。如元帝時，富平侯張勃舉陳湯為茂才。陳湯在待官時，正好他父親死，而陳湯怕失去做官的機會而不奔喪，這件事受到司隸的參劾，結果張勃坐選舉不實罪，削戶二百，罰罪之前張勃死去，只好改賜謚繆侯。陳湯下獄論處。
此科意在鼓勵農桑，勸民務本。惠帝四年（前191年）正月，令天下察舉孝悌力田者，免其徭役。高后元年（前187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7年）三月，詔以各鄉戶口多少為比例，設定三者和孝悌力田，作為地方常員。
考試的形式
以上各科都是通過薦舉的途徑，自下而上推選出來的。這種薦舉法無論是薦舉者與被薦舉者都是有利可圖，雖然法限嚴格，其中尚諸多舞弊，所以，又兼采考試的辦法來選拔賢才。其形式有如下三種：
對策所謂對策，就是皇帝親自策問應考者以政事經義，以其對政事的見識而觀其文辭之高低，以便量才錄用。《漢書·文帝紀》云：“十五年（前165年）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以納言。”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武帝詔賢良云：“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朕親覽焉。”對策地點都在白虎殿。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武帝覽其對而異之，再次對他進行策問，反覆進行，發現他的確有異才，就任之為江都相。
射策所謂“射策”，據顏師古註：“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這種做法，有如今天口試抽籤作答。《漢書·儒林傳贊》云：“武帝立《五經》博士，謂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皆以射策甲科為郎，房鳳以射策乙科為太常掌故，兒寬以射策為掌故，以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此外，上書言事，敘說政見，一旦被皇帝看中，也有得官的可能。漢武帝初即位，四方之士上書言得失者數千人。《史記·滑稽列傳》云：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車牘，公車令二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為郎。
《漢書·終軍傳》記載終軍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終軍為謁者給事中。宣帝時，賢良之士也紛紛上書言事，《漢書·蕭望之傳》云：
（宣帝）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蕭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