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陽市志

衡陽市志

衡陽境內地方志修編始於東晉。東晉羅含編寫的《湘中山水記》是湖南早起志數之一。明、清兩代是境內府志、縣誌編修最多的時期,達50餘總,保存完好的有30多種。民國時期,境內各縣籌備編修地方志書,因時局動亂,只收集到了一些資料,編輯到了一部分專業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衡陽市與1958年和20世紀60年代先後兩次著手編修《衡陽市志》,因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未果。1983年起,境內興起編修社會主義新地方志高潮。1986年6月,衡陽市地方志編修委員會及辦公室成立,著手編修第一步社會主義《衡陽市志》。近千名辛勤工作者辛勤修編,歷經12年,與1998年5月完稿,並送湖南省地方志編委會驗收,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衡陽市志第一部

《衡陽市志》全書共870編317章1297節,480完字,由總述、大事記、專志、人物傳記、等組成,配彩色圖照200餘幅及中、英文目錄、索引,按編、章、節、目編排,分上中下三冊編印。《總述》,從巨觀角度記述衡陽這座歷史文化名城2200年來的歷史與現狀。《大事記》收錄自公元前221年到1995年衡陽境內發生的大事要事。80篇專志系統詳細的記述了衡陽市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深刻變化和巨大成就。全書收錄近千名教授、專家,近萬名革命烈士,近百名全國勞動模範,並為蔡倫、王夫之、彭玉麟、唐群英、夏明翰、羅榮桓等178位著名認為列傳。《衡陽市志》縱貫古今,橫陳百科,集政治、經濟、社會、人文於一體,文字精煉,資料詳實,圖文並茂,是衡陽收錄範圍最廣的百科全書,此前歷代地方志書均無與之相比的,是一部具有鮮明地方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志書。

衡陽市志第二部

這是一個頗費時日的文化工程,全市1000多名來自各行各業的人默默無聞地參與,歷時15載,最終纂修完成了510萬字的大部頭,堪稱為當代衡陽的“百科全書”
一部地方志,就是一部地方史,也是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從古至今,歷代政府對地方志的編修都非常重視。明清兩代,共編修了5部《衡州府志》,耒陽、常寧、衡陽、常寧等縣也編撰了縣誌。1998年,我市編修、出版了第一部《衡陽市志》,記錄了衡陽1840年至1978年的歷史。
從2000年起,我市啟動了第二部《衡陽市志》的編修,耗時15年修成,記錄了我市1978年到2008年30年間各領域的發展歷程。目前,新志書即將印刷完畢,近期會正式發布。
平常生活中,人們很少接觸到地方志,許多人感到很陌生。或許有人會問,從古至今,我們為什麼要不停地編修地方志?編修地方志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古今地方志又有什麼不同呢?時值新版《衡陽市志》面世之際,記者帶著這些問題請市志辦專家一一解讀。
新版《市志》耗時15年,曾七易其稿
市志辦副調研員蔣大英參與了兩部《衡陽市志》的編修。他感慨道,“市志編纂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
特別是第一部《衡陽市志》的編修,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當年編撰市志時,沒有電腦,也沒有複印機,收集資料全憑手抄,有時候在圖書館裡一抄就是大半個月。”他說,現在技術條件大大改善,有了電腦、複印機、影印機,一天可以乾過去十天的事。
儘管如此,修志還是一個浩大,繁瑣且複雜的工程。第二部《衡陽市志》在長達的15年的修志過程中,發動了全市1000多位來自各行各業的工作人員參與,他們共提供了9千多萬字文字資料以及上萬張圖片資料,最後由78名專職撰志人員提煉成510萬字的大部頭。
蔣大英介紹,編撰一部市志,還有著嚴格的流程。第一步,要成立編纂委員會和修志機構,市委書記、市長親自擔任編纂委員會一把手;第二步,擬定編目,即將面世的《衡陽市志》共分為28篇,這些篇目是歷時半個月才擬定完成的;第三步,收集資料,此次修志共從我市118個市級直屬部門,12個縣(市)、區及全市中大型企業收集了資料,這個過程歷時近6年;第四步,是將收集到的零散的資料按編目匯總成資料長篇;第五步,編纂集結成初稿,第二部《衡陽市志》的初稿於2008年完成。
隨後,市志文稿要經歷嚴格的“三評三審”。第一審是自審,由市志辦內部對編纂內容進行補充、刪減;第二審是交由省級評審會進行評審,省地誌辦專家和來自全省14各市州地方志專家、本市地方志辦主任一同進行審核;第三審,是將經過第二審修改過後文稿形成驗收稿,交由省地方志辦公以及方誌出版社進行驗收,隨後定稿。
蔣大英稱,第二部《衡陽市志》“三評三審”的過程中,進行了反覆多次地的修改,經過7次系統性大修改之後,最終付梓交印。
修志就是修史,有很強目的性

唐太宗李世民說,“以人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得失。”市志作為一種地方性的史書,具有非常強的目的性。
蔣大英稱,地方志的目的主要有四個:存史、鑒今、資政、育人。以《衡陽市志》為例,它跨越古今,包羅萬象,囊括了衡陽市地理、人口、政治、經濟、文化、民俗、方言等各個方面的情況,說它是衡陽版的“百科全書”一點都不為過。
“它為我們了解過去、認識現在、探索未來提供了可靠依據,透過歷史了解過去,吸收歷史經驗,指導未來的工作。”蔣大英說,第二部《衡陽市志》作為作為各級領導了解衡陽、科學決策的基礎文獻,具有科學性、系統性、完整性、時代性、地方性等一系列特點。
鑒於地方志的重要性,國家在省、市、縣設立專門的地方志辦公室,而且在國家層面設立了一個專門的機構“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為了保證地方志的編纂質量,這個小組出台了一個專業的《地方志書質量規定》,規定地方志書要遵守嚴格的志書體例,“橫排門類,縱述史實,述而不論”;內容反映本行政區域內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歷史和現狀;記述的區域界限明確,以本行政區域為記述範圍,越境不書。此外,該《規定》詳盡到各種細節,要求非常嚴謹。
歷史上共纂修了5部《衡州府志》

“史志同源,地方志為史書提供資料,也是對史書的補充。”蔣大英說,“國家修史,地方修志。”修志,是中國的一個傳統,四大文明古國中也只有中國有纂修地方志的傳統。
地方志也是我國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有統計指出,其占到了古籍總量的30%。如今,國內外許多圖書館都收藏著中國各地的地方志,其中不乏價值連城的孤本、善本。
若要深究衡陽地方志的發展源流,大約要追溯到東晉時期由耒陽人羅含所著的《湘中山水記》。此書共三卷,記載了晉時湖南中南部山水、湖泊、物產、古蹟、傳說、逸事。不幸的是,元代後期, 由於戰亂此書就亡佚了。到了宋代,出現了衡陽地方志的早期版本:《衡州圖經》、《衡州圖志》、《衡州地誌》,由於年代久遠,這些書大部分已經失傳,有的只知道書名,間或有隻言片語出現在其他著作上的引語中。
衡陽自古以來有修志的傳統,剛開始可能是出自於文人的自覺,後來逐漸成為官方行為,形成定製。古時修撰地方志,一般由當地行政首長牽頭,邀請享有名望、知識淵博的文人歷時多年完成,比如,湘軍水師將領、清代兵部尚書彭玉麟就主持纂修過《衡陽縣誌》。明、清兩代是衡陽境內府志、縣誌纂修最多的時期,達50餘種,保存完好的有30多種。其中,《衡州府志》共有5個版本,分別纂修於明朝萬曆、嘉靖和清朝康熙、乾隆、光緒五個不同時期。
可是,由於近代以來頻繁的戰亂,以及後來的“文革”的影響,衡陽的方誌古籍保存得並不理想,完整保存的《衡州府志》僅有嘉靖、乾隆版,其餘的多散佚到外地,甚至是國外的圖書館和收藏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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