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廷愷

虞廷愷

1911年11月,浙省成立都督府,虞廷愷被推為都督府僉事(財政秘書),不久任財政司代理司長。 1915年,張勛等人擁清廢帝溥儀復辟,虞廷愷即赴天津,參加段祺瑞的討逆軍。 1917年,梁啓超任財政總長,力薦虞廷愷任官產處總辦(相當現在的國資委主任),同時兼任參議院秘書長。

一、生平簡介
虞廷愷(1880——1918),族名士溥,字伯(博卿),號澤茜,現浙江省瑞安市馬嶼鎮江
虞廷愷家書手跡虞廷愷家書手跡
虞廷愷像虞廷愷像
上村人,近代民主革命先驅。縣學廩生,早年師從國學大師孫詒讓,後留學日本明治大學,獲法律學士學位。回國後,先後任浙江官立政法學校、浙江私立政法學校、北京高等巡警學校教席。民國初年,歷任浙江都督府財政僉事、浙江財政司代理司長、國會議員、憲法起草委員會候補委員、眾議院代理秘書長、參議院秘書長、國家財政部官產處總辦等職。與溫州張烈(字雲雷)、黃群(字塑初)、麗水杜師業、直隸籍忠寅等為摯友,與當時社會政要名流黎元洪、梁啓超、張謇、沈鈞儒、章太炎、蔡元培等亦交往甚密,辛亥革命前後,積極參加“反清反帝”及“護法討袁”、“討逆驅張”等活動,並為整治國家財政、興辦民族產業、加強國家議會建設獻出畢生精力。1918年1月5日,在上海“普濟輪”海事中遇難,年僅38歲。
二、主要活動
虞廷愷生於亂世,少有大志,在父輩和尊師孫詒讓的影響下,很早就樹立教育救國及躬身國難的思想和志向。1903年創辦“養正學堂”,正是他探索救國之路的第一個實踐。在執教“養正學堂”的三年時間裡,未取分文束修,“養正學堂”也培養了不少濟時之材,如國軍中將姚琮、黃雄、姜一中、楊一飛,細菌學研究專家、教授黃震亞等。
1906年秋,在孫詒讓舉薦下棄教東遊日本求學深造。臨行前,恩師孫詒讓“辱臨遠送,詳示宗國近況,並以‘辦學報國’語相助”。三年學成歸國,恩師過世(1908年),寫下輓聯痛悼恩師:“送我九月前,金石千言猶在耳;興公三日淚,東南半壁痛何依。”
1909年,虞廷愷回國不久,在同鄉陳黼宸引薦下,結識當時組建浙江省咨議局(省議會)的沈鈞儒、陳叔通、徐定超等人,並濟身其中,正式進入反對封建專制的行列。
1911年11月,浙省成立都督府,虞廷愷被推為都督府僉事(財政秘書),不久任財政司代理司長。期間親手擬訂統捐暫行法、地方徵收法、暫行不動產轉移法、登記法、財政收支統一法等系列法規,使浙省財政有法可依,節支增收,鞏固了辛亥革命成果。
民國元年,溫州發大水,他與父親介宸公(介宸公七十秩壽時,後任民國總統黎元洪曾題贈“璞玉渾金”。)“大聲疾呼,醵金鉅萬,生者賑濟之,死者掩埋之。復施衣、贈藥,以救貧病,因獲生存者無算”。
1913年,虞廷愷當選國會議員,年底,袁世凱開始篡奪民主革命果實,下令解散國會時,虞廷愷上書黎元洪,痛陳國會存在的利弊得失,“自繳當選(議員)證書”,此後便避開政壇,以詩書自娛,消極抵制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行為。
1915年,張勛等人擁清廢帝溥儀復辟,虞廷愷即赴天津,參加段祺瑞的討逆軍。討逆驅張成功後,國會恢復,虞廷愷被任命為參議院議會委員長(秘書長),從事憲法立法工作,年內獲四等嘉禾獎章。同年,與張雲雷等人成立了甌海礦務公司,接收了一度停辦的永嘉孫坑鉛礦。
1917年,梁啓超任財政總長,力薦虞廷愷任官產處總辦(相當現在的國資委主任),同時兼任參議院秘書長。當時,正置封建一統向民主共和的轉型期,軍閥和地方官員侵吞國家財產的現象十分嚴重。國家政局不穩,財政管理混亂,虞廷愷此時接任官產處,可謂任重道遠。但他毫無畏懼,以梁任公(啟超)眷顧(信任)為榮,毅然上任。家書中言“處(官產處)事既已接手,尤不可存一畏懼之心,惟有勇往直前,籍酬知己。”,姚琮《虞伯廎先生家傳》中也說:虞廷愷“前後五閱月,凡所擘劃,皆切中時弊”。虞廷愷為國會建設,可謂煞費苦心,歷盡艱辛。自參與浙省咨議局及自治研究會事務起,歷任參眾兩院財政秘書、會計科長、憲法起草委員會候補委員、眾議院代理秘書長、參議院秘書長,近乎大半時間和精力用於國家議會建設上。在信中多有“日來政局搖動頗劇”,“如此國家,日在危疑震撼之境”,“國事阽危,日非一日”,“因參議院、眾議院、憲法研究會三處每日接洽事宜太多,幾無片刻閒暇。”“每日除吃飯睡覺外,幾無休息時候”“筋疲力盡,無意作書。”諸如此類,在他的家書中多有表露。
1918年1月5日,與永嘉徐定超夫婦等同在上海“普濟輪”海事中遇難。1918年2月3日(農曆12月22日),參、眾兩院、財政部在北京三怪庵舉行弔唁儀式。衣冠冢在家鄉大坑山,章太炎書墓志銘。
2010年,由著名作家、原文化部部長王蒙先生作序的《虞廷愷家書》作為瑞安文史資料第31輯出版。
虞廷愷反對封建專制統治,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積極組織創立浙省自治研究會;二是直接參與推翻清政府的活動。辛亥革命期間,他與張雲雷、黃群等人敦促八十二標統帶周承菼,率領新軍軍官起義成功,光復杭州;三是反對袁世凱的封建專制和復辟帝制的活動;四是直接參加段祺瑞的“討逆軍”。尤其是在反對袁世凱專制統治上,他更是旗幟鮮明,立場堅定,顯示了他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當他看到袁世凱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資格時,不盡憤慨,毅然將自己的議員證上邀,並上書副總統黎元洪,指責袁世凱倒行逆施的行為是過河拆橋,是“得魚忘筌,得兔忘蹄,於義則未順,於理則不安”,又言“我中華民國,因法律而定國,豈可於國事甫定之後,而有藐視法律之舉動。”“國會一日不維持,則人心一日不安”。《上副總統黎公書》通篇引經據典,說理清晰,大有秦相李斯《諫逐客書》之風。上書不果,虞廷愷憤懣於懷,默然反抗,“惟以詩書自娛,無一言及國事”。1915年底,袁世凱復辟帝制,虞廷愷義無反顧,走江淮,加入反袁鬥爭。
虞廷愷生活的時代,正置中國封建社會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大轉型的時代。他從小受親職教育和中國古典文化的薰陶,27歲留學日本,畢生精力投入到救國事業上。他的思想十分鮮明的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在政治上,他堅定的反對封建專制,企圖通過發展教育,興辦民族工業,通過國會,發揚民主達到救國富國的目的,是民主革命的典型代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崇尚儒學,講究誠信,寬人嚴已,克勤克儉,力求“忠孝”兩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典型,是一位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繼承者與愛國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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