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炳芬

蘇炳芬烈士1925年加入中囯共產黨, 曾任瀏陽縣區委書記,瀏陽工農義勇總隊和秋収起義中第三團的付官處長, 在農民運動和秋收起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8年1月10日犧牲。

蘇炳芬烈士傳
1928年1月10日,瀏陽河畔的狀元洲,陰風瑟瑟,河水嗚咽。被囯民黨反動當局誣衊為瀏陽“十大暴徒”之一的蘇炳芬,在此英勇就義。他是“瀏陽有史以來”農民“第一次分田”的主要倡導者和實施者,後任中共瀏陽縣焦溪區委書記,秋收起義時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三團付官処長。
蘇炳芬1892年11月27日出生於湖南瀏陽洞陽鄉橫山的一個農民家庭,與毛澤東同年代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期間,受進步思想影響,表現激進,後回鄉任國小教員。五四運動期間,積極學習和宣傳新文化、新思想,並對烏托幫社會的勞工組合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認為,“勞工組合是勞工覺悟的關鍵,成了現在的趨勢了”。
1924年中秋節亱晚,正在長沙群治大學讀書的周篤吾,特地邀請他的國小老師來家作客,共同賞月。周篤吾雖出身地主家庭,但思想比較進歩,因而師生談得很投機。當談到改革社會時,蘇炳芬將自己想搞勞工組合的打算提了出來,他說:“我認為革命的目的,從頭到尾總是為人類的自由奮鬥,使每個人都有飯吃。可我是個窮教員,沒地沒錢,搞勞工組合的願望,難変成現實。”周篤吾興奮的說:“我家有田土,不妨搞個勞工組合試試吧!”蘇炳芬大喜,二人又商量決定給這個勞工組合取名為“瀏北(瀏陽北鄉)新村”。
周篤吾說服家裡拿出一些錢和田土,讓出幾間屋子,作為瀏北新村成員學習、工作和生活的處所。蘇炳芬又邀集泥水工朱建盛、農民周民榜、店員蘇勞和裁縫曾昭貴等人參加。這年九月,一個自發的勞工組合體__瀏北新村在砰山鄉誕生了。大人、小孩共22人參加,實行農工商學組合,“共同生產、共同生活、共同消費。”這種建立在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基礎上的瀏北新村,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開辦不久,便矛盾重重。
正當瀏北新村難以維持,蘇炳芬等人思想苦悶時,共產黨員潘心源受中共湘區委的派遣,回到瀏陽北鄉秘密發展黨的組織,開展農民運動,在他的幇助下,蘇炳芬開始認識到烏托邦式的瀏北新村道路走不通,轉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商量解散了瀏北新村。後參加了夏明翰等人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講習會,接受革命思想,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瀏陽農民運動蓬勃興起,蘇炳芬受中共瀏陽縣委的派遣,任焦溪區農運特派員。到職不久他抓住有利時機同慕容楚強、周基德等人一道，積極開展工作,很快建立了第三區(焦溪)農民協會,成為瀏陽的第二個區農民協會。周基徳被選為委員長,蘇炳芬任區委書記。他們積極領導全區農民,開展減租減息,清算貪污和查禁菸睹等鬥爭,還發動農民俢橋鋪路,興修水利。全區工作搞得有聲有色。
隨著農民運動的深入發展，農協會員已不滿足於減租減息，他們強烈要求分田分地。1927年3月，中共湖南區委發表了《對湖南農民運動的宣言》，明確指出：“減租減息，還只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最初一步，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實現耕地農有，正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蘇炳芬看到後十分高興。他在一次區委會上提出：“農民不滿足於減租退押怎么辦？”討論中，有的建議將佃田平均分給農民耕作，有的主張沒收地主的田土分配給農民，有的卻認為條件尚不具備，討論沒有結果。蘇炳芬最後說：“下去調查，聽聽多數農民的意見。”
會後，蘇炳芬找周基德商談分田的事。他說：“我考慮，搞佃田分作，不是長遠辦法；搞勞工組合，我有過教訓；唯有湖南區委提出的‘耕地農有’符合大多數農民的心愿。”正好楓漿鄉請他倆明天出席他們鄉的代表會，於是他倆決定在那裡搞個分田示範點。
第二天下午兩點，楓漿鄉的農民代表會開始了，會場上聚集了一千多人。蘇炳芬在會上說：“我們除了要減租退押外，更重要的是要爭取土地所有權！要分田！”周基德接著說：“對，上級提出耕田農有，我們就是要分田！”這幾句話象春雷，把大家驚醒了。頓時，人們高呼口號，熱烈鼓掌，會場氣氛十分活躍。各村代表搶著上台發言，一致同意分田。又經過一番討論，最後鄉農協委員長湯金壽高聲宣布：“明天就開始準備分田！”
次日清早，楓漿鄉就開始了分田的準備，全鄉的公產田和地主的田土，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人得六石谷田。掌握分田的鄉農協委員長湯金壽，他情況熟悉，精明能幹，還會一手好算盤，田土山場，分的一絲不亂，清清楚楚。
楓漿鄉分田的訊息，很快傳遍全區，村村掀起了分田的高潮，全區農民運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瀏陽縣農民協會為祝賀三區分田的勝利，於1927年5月3日發來賀電：“欣悉，你們實行了土地分配，我們很歡迎，很敬佩！這是瀏陽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分田，請將分配情況告訴我們，祝你們勝利成功......”
當三區農民歡慶分田勝利的時候，蘇炳芬調到瀏陽工農義勇隊當副官處長。到任之初，蘇炳芬笑著對縣委書記潘心源說：“我不懂軍事，怎行！”潘心源意味深長地回答：“我們做的事，大多是前人沒有做過的，你帶頭搞分田，不也是嗎？再說你是義勇隊總隊長蘇先駿的老師，有什麼事可以找他。”聽到後幾句話，十幾年前在家鄉蘇氏祠堂教蘇先駿的情景，又浮現在蘇炳芬的眼前。
那時，蘇先駿在蘇氏祠堂讀書。他有點小聰明，好逞強，很調皮，不是打傷小同學，就是損壞課桌。要求學生很嚴的蘇炳芬，常責備教育他。後來，蘇先駿考取了黃埔軍校，缺少路費，蘇炳芬盼他能為國效力，將自己僅有的一件皮襖出當，資助他前往廣州學習。因此，蘇先駿對蘇炳芬總幾分敬畏，稱他為“炳老”。
“馬日事變”後，瀏陽工農義勇隊奉命圍攻長沙，討伐許克祥。蘇炳芬為了義勇隊的軍需給養，日夜奔波，較好的保證了供應。
7月上旬，瀏陽工農義勇隊開往平江長壽街待命。蘇先駿從武漢回來，按照中央的命令，將工農義勇隊編為國名革命軍二十軍獨立團，他任團長。一天，他對副官處長蘇炳芬說：“炳老，現在有一件緊急任務，三天內要印製好國民革命軍二十軍獨立團的符號、臂章各1500個。”他考慮到時間緊迫，便與副官李信（蘇炳芬學生，1955年授少將軍銜）等人商量，分頭找裁縫、印染工人師傅開會，動員他們日夜加班趕製，終於按時完成。同時，還完成了趕製一批藍軍服的任務。
當時獨立團給養苦難，蘇炳芬協助管全團經濟的慕容楚強籌集到銀洋一萬餘元，並解決了部隊行軍作戰所需的生活物資。
7月下旬，獨立團經江西修水向南昌進發。由於連日行軍，官兵疲憊，患痢疾的不少，蘇炳芬叮囑醫護人員精心醫治，並親自檢查飲食衛生。當得知治痢疾的西藥難買到，中藥用量又大時，他就去訪問當地民眾，得到了一個土單方：砂糖炒馬齒莧。他要醫護人員如法炮製，果然靈驗，不少病號藥到病除。行軍途中，他還親自抬重病號，衛生員見他身體瘦弱，上前勸阻。他說：“部隊的戰鬥力要緊，我應該這樣做。”在他的影響下，有些幹部和戰士都爭著抬病號，幫助掉隊的人扛槍背背包，進一步加強了內部團結。
獨立團因未趕上南昌起義，與上級黨組織失去了聯繫，官兵連日行軍，極其疲憊，給養供應不上，加之敵情嚴重，處境十分危險。團長無視這些情況，獨斷專橫，一再要求部隊南下。部隊駐進高安時，隨軍的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和黨代表徐騏召開團的幹部會議，對蘇先駿進行了嚴肅批評，而蘇竟耍軍閥作風，甚至掏手槍拍桌子，威脅與會幹部，使會議無法進行下去。
在座的蘇炳芬實在看不下去了，上前奪下蘇先駿的手槍，嚴肅的斥責他說：“好一位國民革命軍的團長，竟膽敢如此驕橫無理，今天我不以副官處長而是以蘇家長輩和老師的身份，來說你幾句。”他歷數蘇先駿讀國小時目無尊長、逞強毆鬥、擾亂紀律的行為，痛惜地說：“沒想到你至今仍驕橫跋扈，目中無人，這樣下去，必將碰到頭破血流，做出有罪於黨和民眾的事來，那時就悔之晚矣。你應三思啊！”一席話，說的蘇先駿面紅耳赤，啞口無言，低下了頭。
獨立團進駐銅鼓後，不少官兵得了瘧疾，影響了整訓工作的進行。蘇炳芬派人四處購買西藥，又向當地老醫師求得中草藥方，使瘧疾很快得到了控制。
9月初, 正式成立秋收起義的指揮機關--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獨立團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 毛澤東來到銅鼓，領導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按照黨代表徐騏的吩咐，蘇炳芬為毛澤東委員的安全和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全力以赴，日夜操勞，時刻不離毛澤東委員左右。由於他辛苦勞累，身體日漸虛弱，自己也染上了瘧疾，但仍帶病出征，隨著起義部隊取白沙、克東門。特別是在14日東門戰鬥中，為了掩護毛澤東安全轉移，蘇炳芬率領團部特務連，利用我部一營和三營搶奪羊牯堖制高點，牽制敵人[1]火力的時機，護衛毛澤東順利地過了東門橋，轉移到上坪。
19日，起義部隊在瀏陽文家市會師，隨後向井岡山進軍。進軍途中，蘇炳芬的病情日益嚴重，已不能行走，部隊領導動員他離隊回家治病。
在地下黨的幫助下，蘇炳芬潛回瀏陽老家，一面治病，一面參加黨的地下鬥爭。同年11月，因叛徒告密被捕，他堅貞不屈，敵人於1928年1月10日將他殺害於瀏陽縣城狀元洲，時年3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