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當紅色教授學院教授弗里契(В.Фриче,1870-1929)發表他的代表作《藝術社會學》時，盧那察爾斯基撰文說：“在蘇俄和歐洲有許多文學研究團體，但在這些團體中很少有馬克思主義的藝術學者。在這方面占首要的是普列漢諾夫的卓越的研究和豪森斯泰的龐大、深刻，但充滿內部矛盾的著作。
弗里契在《藝術社會學》中提出“藝術社會學就是在藝術的某種類型和社會的某種形態之間設定合乎規律的聯繫的科學”，並且闡明其基本原理是：“無論何時何地，某種社會形態總是不可避免的、合乎規律的同一定的經濟結構相一致，而且還同包含藝術在內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的一定的類型和形式不可避免的、合乎規律的相一致。”弗里契正確的強調藝術只有“在同人類的社會歷史的緊密聯繫中才能被理解”，但是他簡單化的直線的解釋藝術同社會形態和經濟結構的關係，這樣就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一定社會形態和經濟結構本身都是由複雜的社會階級、經濟要素的相互關係構成的。而弗里契把藝術僅僅看作“將占統治地位的生活風格翻譯成藝術語言”，完全忽略了藝術的複雜性、藝術的各種不同的思想傾向性。
藝術社會學派另一個重要的學者是莫斯科大學教授佩列韋爾澤夫（В.Переверзев,1882-1968）。他和他的學生波斯別洛夫等人在1928年編寫出版的《文藝學》是蘇聯最早的文藝理論著作之一，曾產生顯著地影響。佩列韋爾澤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果戈里的創作》、《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必要前提》等論著中系統的提出了從文學作品中“讀出基礎”的研究方法。他同弗里契一樣認為文藝是被社會的生產條件所決定的。但是不像弗里契那樣以社 會形態來說明文藝，而是從文藝作品“具有一般的客觀價值的活生生的生活、活生生的性格、活生生的靈魂”中去揭示社會現實。他提出了獨特的理論，認為文學作品所描寫的不是單純的客體，而是存在這一主體。他說：“存在組織藝術作品，這個積極的存在同詩歌的創作關係既是客體又是主體。存在是第一源泉，它通過作家的筆而描寫出自己，“文學作品是給定的社會產物，階級存在的不可避免的顯現，以藝術的專門語言表現出來的太淡定社會團體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