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藍公武，字志先，祖籍廣東省大埔縣湖寮鎮古城村。
藍公武幼讀私塾，後赴日本留學，1911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1913年赴德國留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回國。1904年加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後曾任《時事新報》總編輯等職。1917年後任《國民公報》社長、《晨報》董事、北洋政府國會議員。先後參加了辛亥革命和護國、護法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後，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想。1923年起先後在北京大學、中國大學任教，講授馬克思的《資本論》。
1931年後積極支持中國共產黨的秘密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因在高等院校宣傳抗日救國主張，1940年曾被日本侵略軍憲兵司令部逮捕關押，後經親朋營救獲釋。
1945年夏到晉察冀解放區。
藍公武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察哈爾省人民政府教育廳廳長、北嶽行署民政廳廳長。
1948年9月任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民政部部長。
建國後，任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兼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委員。曾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7年9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逝世後，在中央舉行的公祭大會上，根據其生前意願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譯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
人物生平
堅定的帝制反對派
1906年，19歲的藍公武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獲得官費留學資格。在日本學習期間，經張東蓀介紹，他在日本結識了梁啓超。
1911年初，藍公武從日本帝國大學哲學系畢業歸國，在北京江蘇會館閒住，經常向鼓吹民主憲政的《國民公報》投稿，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很快受到該報主編徐佛蘇的賞識，遂被聘為記者。從此，藍公武正式加入梁啓超派的政治活動。他每月有70元的固定收入，結束了窮學生的生活。年輕的藍公武勤奮能幹，才思敏捷，他采寫的政治新聞簡練而潑辣，使《國民公報》大為增色。
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梁啓超派成為擁袁派，但是藍公武卻對袁世凱的內外政策採取了批評和反對的態度。
袁世凱在辛亥革命後，千方百計脅迫國會改變臨時約法關於內閣責任制的規定，以圖擴大總統許可權，伺機復辟帝制。藍公武看破了這一點，就發表《大總統之地位及許可權》長篇文章，批評袁世凱的政治陰謀。袁世凱上台伊始，不惜以國家主權為抵押，向帝國主義國家大量借款，以增強他的軍事、政治實力。一些政客（包括梁啓超）受到袁世凱的拉攏以至賄買，在分得大借款的一點兒殘羹之後，也“聞者色喜”。藍公武的兩次著文發表不同見解，同袁世凱大唱反調，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反響，使袁世凱十分尷尬。於是一場政治迫害立即降臨到藍公武的頭上。
1913年春夏之交的一天中午，藍公武正在國民公報館排版間裡揮汗工作，突然一群暴徒闖了進來，一進門就大打出手，叫喊要藍公武出來算賬。年輕氣盛的藍公武站起來要同他們講理，徐佛蘇趕緊上去把他推走，說：“去！去！你個夥計懂得什麼？快去給各位大爺沏茶！”這伙暴徒一點兒也沒看出這個穿著背心的年輕人就是藍公武，竟在眼皮底下把人放走了。他們找不到藍公武，就把國民公報館亂砸一通，揚長而去。
事後，徐佛蘇去找袁世凱說理。袁世凱說不知此事，還找來京師警察廳的人大罵一通“失職”，下令以後要好好保護報館，並答應給《國民公報》撥款1.7萬元補償損失。他藉機打聽了藍公武的情況，得知是日本留學生，又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青年學者，於是決定對藍公武來個“恩威共濟”，“引為己用”。事後不久，袁就傳諭接見藍公武。見面後，袁世凱向藍公武講了一通“艱難為國”的“苦衷”，勉勵藍公武“體國公忠，前途無量”，囑咐“好自為之”。又當面請藍公武撰寫威廉、大彼得、明治三人傳記，供他參考。這時，藍公武為“大總統禮賢下士”的態度所感動，承諾了袁世凱交給的寫書任務。
藍公武從此身價百倍。砸國民公報館事件不過一個月，剛誕生的國民參議會的名單上就出現了藍公武的名字，他的月薪一下子增加400元。不久，袁世凱又一次召見了他，宣布任命他為總統府參議，給他5000元大洋，資送他去德國考察政教，許諾回國時予以重用。實際上是讓這個危險人物趕快離開，以免鬧事。
藍公武於1913年秋天第二次出國留學。他從東北滿洲里出國，經俄國去德國。這次出國他的心境是很複雜的。他有時感激袁世凱的“知遇之恩”，懷有少年得志的自豪，但是心裡時常出現失落之感，覺得自己追求的民主憲政的理想破滅了，因而感到痛苦和內疚。到德國以後，他仍然熱心學習自己所喜愛的哲學。當時的德國正處於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到處都有一股鐵血的味道。因而當他收到長子出生的電報時，立即回電，給兒子起了個“鐵年”（意為鐵血之年）的名字，並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回了國。
藍公武回到祖國的時候，日本己經藉口對德宣戰，占領了我國的青島和膠濟鐵路，並向袁世凱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袁世凱加緊復辟帝制的活動，登極稱帝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藍公武回國不久，即寫成了《辟近日復古之謬》一文，1915年1月發表在《大中華》雜誌創刊號上。這篇文章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它較早地打出了反對尊孔復古的旗幟，深刻地指出了尊孔和復辟的聯繫，及時地揭露了袁世凱稱帝的陰謀。它文鋒犀利，痛快淋漓，膾炙人口，引起了思想界強烈的反響。直至30年代，有的大學還把它選進語文課本，作為學生閱讀的範文。
此文發表3個月後，受到袁世凱政治迫害威脅的藍公武，追隨梁啓超等秘密離開北京赴上海，去策動反對袁世凱的護國戰爭。藍公武到上海以後不久，就收到別人轉來的袁克定的禮物和書信。信上責問藍公武：“今上（指袁世凱）待君不薄，何驟然離去？”他希望藍公武回到北京，支持復辟帝制事業，並答應委以重任。此事遭到藍公武的斷然拒絕，藍因而成為堅決反對復辟帝制的著名人士。
研究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袁世凱死後，梁啓超等人回到北京，把進步黨改組成憲法研究會（即研究系），藍公武仍是它的重要成員，並於1917年7月接任國民公報社社長職務。《國民公報》在藍公武主持下，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張的同時，又宣傳新思潮，鼓動民眾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成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新的變化。1918年10月，藍公武就聲稱《國民公報》“歸依了這勞動神聖的主義”。11月13日，他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世界大革命》一文，對俄國十月革命作了正面的評論。這是中國較早報導和以同情態度評論十月革命的文章之一。
此後，藍公武對俄國十月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從1919年4月11日至5月10日，他在《國民公報》連續發表15篇專論《俄國過激派Bolsheviki之研究》（Bolsheviki漢譯為布爾什維克——編者注）。有人以為過激派就是極端派，是一些殘忍好殺的亂民，藍公武給“過激派”一詞作了“正名”。他指出過激派“是含有偏見和誣衊的字眼，這是東方人愚昧無知和輕信的表現”。他考察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歷史，說明了它的來由，指出“Bolsheviki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之一派，其主義既已瀰漫於全歐，初無可駭之意義”。藍公武還對馬克思學說進行了研究。他在系統地介紹了階級鬥爭學說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後，把馬克思學說的基本點同布爾什維克主義理論相比較，認為兩者“無在而不契合”，因而斷定“過激派誠馬克思嫡傳弟子哉”。
藍公武這一系列文章，發表在《國民公報》這樣一個有廣大讀者的報紙上，對於中國人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是有重大意義的。
五四運動的積極鼓動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藍公武就開始寫《歐戰後之和平會議》的專論，從1918年10月到1919年1月，連續發表了59篇論文。在這些論文中對巴黎和會的各種問題作了系統考察和評論，對中國應在和會中提出廢除“二十一條”和收回山東主權問題，作了全面論述，對中國的險惡處境發出了嚴重的警告。
從1919年1月16日到1月29日，藍公武又為《國民公報》寫了“社說”《民眾政治真解》10篇。他明確宣布“吾主張民眾政治”，公開支持民眾的示威運動，說它“是警覺社會良心的晨鐘暮鼓，促進改革的動力”。
《國民公報》從1919年1月開始，連續刊載了有關收回山東主權問題的活動報導和社會輿論，揭露日本在此問題上的種種陰謀，堅決要求訴諸巴黎和會。特別是4月以後，《國民公報》更是加緊進行宣傳鼓動，一方面把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巴黎和會和山東主權問題上來，同時也逐日報導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而使人民民眾義憤填膺。5月2日，它和北京《晨報》同時發表的林長民《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其作用尤為巨大。林長民為大總統顧問、外交委員會委員，他出面證實了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已經失敗，從而激發了北京愛國學生極大的義憤，導致了5月3日晚間在北京大學的集會和5月4日的遊行示威。所以《國民公報》和北京《晨報》發表林長民的文章，無異於點燃了五四學生運動的導火索。
五四運動爆發後，《國民公報》每天的報導中心都是這場愛國運動。它不斷地發表評論，為學生愛國行為叫好，抨擊北京當局的鎮壓措施。藍公武和報社成員還時常到街頭為講演學生送飯送水。北京警察奉命驅趕和逮捕講演學生，國民公報社的人員就在街角搭起席棚，外面寫上“女廁”，實際上是為學生提供躲避警察的場所。1919年6月3日，北京發生軍警鎮壓學生事件，史稱“六三事件”以後，大批學生被警察拘禁起來，藍公武同報社人員一齊打起寫有《國民公報》的燈籠，抬著食品，大張旗鼓前去探望，不僅鼓舞了革命學生的鬥志，還壯大了民眾運動的聲勢。
6月13日，《國民公報》首先刊登了藍公武所寫的陳獨秀被捕的訊息，京師警察廳對此十分惱火，《國民公報》受到嚴厲警告。陳獨秀被捕不久，胡適在《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爭論。藍公武立即以“知非”的筆名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他的長篇文章《問題與主義》，對胡適開了第一炮。他很恰當地把主義比作航海的羅盤針和燈塔，說有了主義，才能指出人類前進的大方向。《國民公報》因堅決支持學生運動，在1919年10月被封閉。社長藍公武事前得到訊息，逃住上海避難。
在侵略者面前拍案而起
五四運動過後，藍公武在政治上走了一段歧路。《國民公報》被封以後，他以《晨報》董事、《時事新報》和《改造》雜誌撰述員的身份，為這些報刊撰寫文章。他參與了研究系和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尤其是參與曹錕賄選的歷史，使他終生抱憾。由於研究系一直同國民黨對立，因而他對國共合作和北伐戰爭也採取了冷眼旁觀的態度。
1928年，“東北易幟”以後，北洋軍閥及其附屬政治勢力被消滅和瓦解，國民黨宣稱“完成北伐”，“國家統一”。這一年，藍公武退出政壇，進入中國大學教書，從此不問政治。上課之餘，除了教育子女就是翻譯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他脫去西裝革履，布衣素食，淡泊明志。有人說他同過去相比，判若兩人。雖然經濟收入大大減少，但過去的積蓄和教授的薪金也還能維持小康生活。
然而，好景不長。1931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很短的時間內，東北三省淪喪敵手。日本帝國主義接著又襲擊上海，侵占熱河……而蔣介石竟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繼續進行“剿共”戰爭。藍公武再也不能一心不二地當教授了。他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反蔣的政治主張，在課堂上痛斥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說蔣出賣了東北國土。在行動上他逐漸同共產黨靠近。1932年，他的大兒子藍鐵年參加了反帝同盟，邀集同學創辦火星讀書會，並出版《時代青年》雜誌進行抗日反蔣活動。藍公武允許他們在自己家裡集會，還在火星讀書會成立會上發表講話，鼓勵他們認真讀書，追求救國真理，並把早年從日本帶回來的《資本論》和新近托朋友從日本買回的《列寧選集》，供他們閱讀，還給予輔導。中共地下組織認為藍公武家是可靠的“堡壘戶”，因而時常有地下工作者到他家躲避追捕或暫時住宿。
1933年4月，北京大學師生募捐為李大釗烈士舉行公葬，藍公武致悼儀50元。這次公葬李大釗的活動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極大恐慌，逮捕了很多人，藍公武也受到特務的嚴重警告。
1935年，日本進一步侵略中國並要在華北製造第二個偽滿洲國，新的民族危機激發了廣大人民的愛國熱情。一二·九運動爆發，藍公武一家都是這場愛國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人黃敬、姚依林、劉文卓等人曾在藍家召開重要會議。開會時藍公武躲出去，藍鐵年及其弟妹們在門口放哨。
抗戰爆發後，北平各大學紛紛南遷，名流學者紛紛南下。但是私立的中國大學沒有南遷的力量，藍公武更沒有經濟力量把12口之家遷出北平。這件事使他愁苦不堪，只好聽天由命。
當大隊日本兵開進北平的時候，藍公武幾乎氣得發瘋。他在家裡拿起刀要把兒女們都殺掉，然後自殺，以免當亡國奴，受日本人凌辱。這件事沒有辦成，他就拿把鐵鏟跑到街上，用冒火一樣的眼睛瞪著一隊隊日本兵，像要打過去的樣子。日本兵把他痛打一頓，還要抓他，鄰人說他是瘋子，才把他救出送回家來。藍公武由此大病一場，數月不能出家門。
病癒後，藍公武繼續去中國大學教書。他給學生講經濟學，完全按《資本論》體系講述，對馬克思主義再沒有保留。人們開始說藍公武是“粉紅色的教授”。這時他同中共的關係更密切，一個由中共地下組織領導的讀書會，在藍公武家開展活動，使許多青年從這裡同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繫，進入敵後解放區參加抗戰。
藍公武在中國大學的課堂上公開宣傳抗日，使學生非常感動。這個訊息傳出去，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1940年夏天的一個早晨，日本憲兵隊突然越牆闖迸藍公武的宅院來抓人。藍公武像早有準備一樣，從容鎮靜地穿好衣服。他被扣上手銬，藍鐵年和藍文瑞兄弟也同時被捕。父子三人被關進設在沙灘原北大紅樓的日本特務總部的地下室里。
藍公武在日本人面前毫不畏懼。日本人問他為什麼反日，他高聲回答：你們日本人侵略我的祖國，占領我國土地，欺凌中國人民，我當然反對你們。日本人問他，你的地下組織在哪裡？都有誰？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藍公武說，我只是中國人一分子，從沒參加共產黨或國民黨，更沒有地下組織。日本人對他用了殘酷的肉刑，除了拷打之外，還給他灌涼水，把肚子灌得很大，然後再用腳把水踩出來，用煙火燒他的臉，把他折磨得死去活來，但這些都沒能使他軟下來。一次，日本人又審問他，一個漢奸翻譯官感到絮煩了，就把藍公武的回答，故意翻成認罪的話。藍公武一聽就暴跳起來，用日語罵其“混賬！”問其“為什麼故意歪曲我的意思？”日本憲兵大佐聽他說起流利的日語非常吃驚，馬上請藍公武坐下，問他怎么懂得日語。藍公武據實相告，自己是東京帝大畢業生。這個日本憲兵大佐的老師也是帝大的畢業生，因而對藍公武表示欽敬。不久，日本人為了進一步考察藍公武，把他放了出來。他這次坐牢達9個月又20天。
藍公武出獄後，立即陷入破產的境地。過去的一點兒積蓄，因買了一家紗廠的股票，紗廠破產，股票變成廢紙。中國大學的課不能再上，教授的工資也就停發，而他們租住的房子又被日本人買去，迫令他立即搬家。為了躲避日本人的監視，藍公武全家搬出城外，在西郊燕京大學附近，租了一所極簡陋的房屋住下，靠典當和變賣家產來維持生活。他非常珍愛的善本《十三經》以及許多名貴字畫，都陸續賣掉。共產黨地下組織每月派人給他送來一些補貼，但是，這根本不能改變他的困境。
藍公武寧肯餓死也不同侵略者發生任何關係。一次，張東蓀瞞著藍公武，通過關係把他大兒子的名字改成藍吉慶，寫進偽政權參議的名單中，不做事情，只拿工資，以幫助藍公武改善家庭經濟狀況。此事不久被藍公武發現後暴跳如雷，到張東蓀家砸掉了他家的茶具，迫令立即把藍吉慶的名字抹掉，否則就同張東蓀絕交。
藍公武堅貞不屈的事跡傳到了重慶，陳立夫傳令國民黨北平地下黨部給他送點兒錢，表示關照。而藍公武這時在國共兩黨間，已經判定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
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
抗戰勝利的前夜，藍公武同全國人民一樣，為這次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而歡欣鼓舞。中共北平地下組織負責人崔月犁給藍公武送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並同他進行長時間的談話。藍公武振奮起極大的革命熱情，不顧年老多病的身體，毅然決然地向黨提出要求到解放區去，為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和建立新中國而奮鬥。
中共北平區委和晉察冀邊區領導人共同研究決定，幫助藍公武離開北平到解放區去。1945年8月初，先期到達解放區的大女兒藍文華受晉察冀邊區城工部部長劉仁的派遣，從阜平回到北平迎接父親。8月11日，藍公武一家4口（藍本人、夫人郭英、大女兒文華、小女兒英年）從北平上了火車。藍公武講江蘇話，為了避免日本特務的注意，他一路上裝作啞子；郭英扮成帶孩子回家探親的家庭婦女，講一口河北話，也不惹人注意，因而順利到達定縣（今定州市）下火車。然後按著約定的暗號，找到一輛早已在等候的馬車，經地下交通線轉到阜平。
藍公武到達阜平的第二天，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訊息傳來。8月下旬，八路軍解放張家口市及察哈爾全省。晉察冀邊區政府決定成立察哈爾省政府，藍公武被任命為察哈爾省教育廳廳長。他同省政府人員及戰士一起從阜平出發，經半個月的長途行軍到達張家口。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熱情接待他，同他進行長時間的談話。他一再表示：我來到解放區，蒙政府抬愛，任以要職。感到無上光榮，一定要盡心盡力為人民服務，解除人民痛苦。藍公武為發展解放區教育事業，深入縣鄉調查研究，進行恢復學校的工作。遇有國內重大政治事變，他都要以民主人士的身份發表文章或談話，在團結和教育人民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45年10月，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定”，1946年初又召開了政協會議。解放區幹部中發生了關於國內和平民主可能性的討論。藍公武認為蔣介石沒有和平的誠意，內戰仍是不可避免，中國和平民主的局面，只有打倒蔣介石才能實現。他的這種見解，給晉察冀邊區政府的幹部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6年7月1日，在戰火紛飛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紀念建黨25周年。藍公武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了長篇文章《我對於中國共產黨之感想》，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代表人民的黨，人民的要求就是共產黨的要求，人民的力量，就是共產黨的力量”。
國共內戰打起來以後，蔣介石要召開“國大”。為了給“國大”裝點門面，蔣親手圈定“抗日教授”藍公武為“國大”代表，命令國民黨特務去北平搜尋這個人。經查找，特務部門回報說，此人早已投奔了聶榮臻。蔣介石為此事“傷神許久”，而藍公武聽到這個訊息卻輕蔑地一笑置之。
1946年底，藍公武的好友、研究系“三少年”之一的張君勱賣身投靠蔣介石，參加了“國大”。藍公武致書張君勱，痛斥他與賊為伍。書信的結尾說：“別矣！君勱，相見無期，尚望熱昏時留一餘地，好與世人相見。”
張家口被國民黨軍攻陷以後，我察哈爾省政府撤銷，藍公武改任北嶽行政公署的民政廳廳長。在解放戰爭最艱苦的兩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在農村參加土地改革運動。戰爭的環境和農村的工作，對於從未到過農村的六旬老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政府撥給他一匹好馬代步，但他經常不騎，而是用來馱運機關用品或傷病員。其實他自己就是一個不輕的病號。他有嚴重的痔瘡，在他跟隨隊伍徒步跋涉一天以後，同志們常常看到他的褲管里流出血來。藍公武每月享有省政府的200斤小米的津貼，他每月都拿出100斤捐獻給前線戰士。
1948年4月，毛澤東在領導陝北戰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率領中央機關到達河北阜平縣的城南莊，從聶榮臻那裡知道藍公武在北嶽區工作。毛澤東派車函請藍公武。信上說：“三十年前，拜讀先生在《晨報》及《國民公報》上的崇論宏議，現聞先生居所距此不遠，甚思一晤，藉聆教益。……”藍公武偕夫人郭英去見毛澤東，在城南莊住了10天。毛澤東和他談話的範圍很廣，古今中外，海闊天空，但主要的還是談新中國的建設問題。藍公武對發展新中國教育事業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和看法，毛澤東悉心聽取了他的意見。
為了逐步統一和加強解放區的政權建設，1948年9月，華北解放區召開人民代表會議，藍公武同董必武、薄一波等一起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持了這次會議。會上他被選為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會後不久，他率領華北人民政府代表團去天津前線，慰勞參加平津戰役的第四野戰軍部隊。
剛直不阿的人民檢察官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藍公武以華北地區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參加了大會。會後組建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領導班子的時候，毛澤東又一次接見了藍公武，徵求他對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見。藍公武說：“我多年從事教育工作，還是乾本行吧。”
毛澤東沉思一陣說：“能做教育工作的人不少，而能做政法工作的人不多。你這個人剛直不阿，我看適合做人民檢察署的工作。同羅榮桓一起搞這個工作吧！”
藍公武愉快地接受這項安排，擔任了最高人民檢察署的副檢察長職務。
毛澤東知人善任。藍公武在實際工作中，確實表現出人民檢察官剛直不阿的優秀品質。
藍公武的大兒子藍鐵年抗日戰爭後期在重慶參加了國民黨，解放戰爭時期自動脫離國民黨，通過中共地下組織的關係來到北平。藍公武立即向董必武匯報了此事並請示意見，然後將藍鐵年送到革命大學學習改造和弄清問題。藍鐵年在革大畢業回到家裡時，藍公武已經當了副檢察長，他不許兒子進他的辦公室，說：“我這裡儘是國家機密，不準你接觸這些。”後來組織上告訴他，藍鐵年是一般歷史問題，已經完全搞清楚了，並徵求他對兒子分配工作問題的意見。藍公武建議把這個兒子分配到邊疆去加以考驗和改造，藍鐵年被分配到黑龍江省工作。
藍公武少年時代的好友張東蓀，在抗美援朝期間向美國人泄露了國家機密，觸犯了國法。在考慮是否逮捕法辦時，張東蓀通過別人請求藍公武替他說情，毛澤東也徵求藍公武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他說：“張東蓀是我的朋友，對他的處理問題，我應當迴避。”他沒有替張東蓀說一句話。此後，藍公武不許張東蓀再到家裡來，兩人至死再沒見面。
駐北京的人民解放軍中一個師級幹部，由於進城以後思想腐化，喜新厭舊，開槍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警衛員發現此事，要揭發他的罪行，也被他開槍打死。最高人民檢察署內部的一些幹部認為這個師級幹部從紅軍小鬼到三大戰役，身經百戰，軍功卓著，雖然罪行嚴重，但應考慮他的歷史貢獻，從寬處理。
而藍公武和另一些同志認為此案情節十分惡劣，軍功不能成為枉法的藉口，應該依法處理，判處死刑。雙方爭持不下，呈報毛澤東評斷，毛澤東親批：“照藍公武等同志的意見處理。”
藍公武對自己要求十分嚴格，生活非常儉樸。進北京以後，家裡的一套家具，經幾年使用已經破舊不堪，但他不許家裡人向公家要新的。直到他患病時，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一位局長去他家裡看望，才發現這個問題，派人送來一些新家具。他的汽車，從來不準家裡人坐，只有一次小孫女生急病，才經他批准送往醫院。二兒子藍文瑞長得很像爸爸，藍公武也很喜歡他。藍公武直到去世也沒要求把二兒子從外地調到身邊來。
1953年，藍公武病情加重，半身癱瘓，已不能擔任具體工作。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免去了他的最高人民檢察署副檢察長的職務，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此後，他還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
1957年9月9日上午，藍公武病重處於彌留狀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張蘇前來看望他。他用極其微弱的聲音，最後一次表達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強烈願望。當晚藍公武逝世，終年70歲。9月12日，黨和國家在中山公園中山堂舉行公祭藍公武大會。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主祭，董必武致悼詞，高度評價了藍公武的歷史貢獻，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追認藍公武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藍公武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董必武為藍公武撰寫了長篇墓前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