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上海灘發生一樁訴訟案，這場官司從上海打到南京再到重慶，時間從抗戰前到抗戰中，餘波一直延至抗戰後，引起世人的廣泛矚目。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英商鄧祿普公司訴華商大中華公司案。原告為英國老牌鄧祿普橡皮公司，被告為剛剛嶄露頭角的中國大中華橡膠廠。鄧祿普聘請美國律師阿樂滿（N.F.Allman），向中國商標局提出訴狀，稱大中華的雙錢牌輪胎的金錢形花紋仿冒鄧祿普的老頭牌輪胎的梅花丁花紋，要求判令大中華毀模、停產、停銷、撤回已上市的全部輪胎。豈料商標局不分是非，竟然認可鄧祿普公司的訴訟請求。對此，大中華毅然委託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潘序倫會計師,向實業部提出申訴，指出輪胎花紋不屬商標範圍，更非作為購買時識別的標誌；輪胎花紋為滾動行駛和防滑而設，普遍以幾何圖形為圖案，外商不能以相似為理由加以壟斷；況且大中華輪胎花紋畢竟與鄧祿普輪胎有一定區別。面對事實和法理，實業部駁回了鄧祿普的訴求。但阿樂滿又向行政法院上告，行政法院崇洋媚外，又撤銷實業部的裁定，判定大中華敗訴。大中華被迫將輪胎改成工字形花紋，鄧祿普卻不依不饒；大中華又改為長城形花紋，鄧祿普依然不肯罷休。這場官司持續6年之久，從商標局、實業部一直打到行政院，引起國內輿論大嘩。其中的因緣，還要從大中華及其核心人物薛福基的創業歷程講起。
醞釀興辦實業
薛福基，字德安，甲午戰爭爆發的那一年（1894）10月，出生於江陰縣青鎮塘頭橋的一個農民家庭。幼年時讀過5年私塾，後因家境貧寒被迫輟學，去給親戚家放牛、做農活。15歲時，經親友介紹到上海和昌盛商號當學徒。和昌盛是旅日華僑余芝卿開設在日本大阪的鴻茂祥商號在國內的分號。薛福基到店後眼勤手快，見事敏銳，辦事利索，善於在實踐中細心觀察，揣摩做生意的門道，並常常為店經理尉遲松年出主意、想辦法，深得尉遲的賞識，很快就被提拔上櫃管理行銷業務。
“五四”運動爆發，以經營日貨對華貿易的鴻茂祥陷於困境，余芝卿求助於滬莊尉遲松年，尉遲便將薛福基推薦給余。當年，薛福基受命去大阪主持鴻茂祥。他重視市場信息，善於分析市場供求的變動趨勢，適時調整經營商品的品種和規格，開拓新的渠道，擴大經營範圍，很快便使瀕臨倒閉的鴻茂祥轉虧為盈。余芝卿十分看重薛福基的才幹，但又怕他跳槽他往，便故意不給薛福基定職務、定工資，發生費用任憑他宕帳開支。時間一長，這一“羈縻之道”果然絆住了為人忠厚的薛福基，限制了他積聚資金、自設行莊的作為。一段時間後，薛福基才被正式任命為鴻茂祥經理。
無論在上海還是在大阪，薛福基工作之餘總是抓緊看報、讀書，有意識地結交工商界、新聞界的朋友。他目睹外貨傾銷，國民利權外溢，自己經營“東洋莊”不免問心有愧，長此以往，亦無前途，在與各方人士的接觸中，逐漸醞釀了回國投資興辦實業的想法。在經營日制膠鞋的過程中，他發現膠鞋在國內南方各省有很好的銷路，而且利潤豐厚，每打膠鞋價格25元，每箱（20打）的經營收益近20元。1925年“五卅”慘案後，國內掀起反帝愛國、抵制日貨的熱潮，薛福基便積極說服余芝卿轉營橡膠工業，回國投資開設工廠。經過反覆商議，余芝卿答應調度資金8.2萬元，委託薛福基負責籌辦膠鞋廠。
立足橡膠工業
薛福基考慮到尚未掌握橡膠生產技術，決定先謀 求與日商企業的合作。他選擇規模適中、產品只銷日 本本土的 A 字護膜廠作為合作夥伴，聯合在上海投資設廠，由鴻茂祥提供廠基廠房和部分流動資金，A 廠提供全套設備和技術培訓。薛福基於是派出三名技術工人以考察、採辦的名義到 A 廠學習膠鞋製造的工藝技術。不料日本中途變卦，以廠房租金異議中止合作，在日廠學習的薛仰清等三人亦被迫撤回。所幸事先確定代辦的12 、14 煉膠車各一台已啟運抵滬，日方無法追回。
薛福基於是決定獨立辦廠，一面在日本招聘技師，通過對應聘人員的考試，了解塗膜配方和上光技術；一面以重金秘密聘請日本武川護膜廠技師加藤芳藏為技術顧問，通過加藤的關係，讓薛仰清等三名技術工人到加藤弟弟開設的神戶共立護膜廠繼續實習，掌握了膠鞋製作的全部生產流程和關鍵技術。1928年10月30日，大中華橡膠廠在上海徐家匯建成投產，有煉膠、制底、鞋面機器5台，基本工83人，大部分是余芝卿、薛福基的同鄉子弟。開始時日產膠鞋1000多雙，以“雙錢”為商標，寓意“名利雙全”，產品由鴻茂祥投資開設的鴻裕批發所和昌盛商號包銷。所產膠鞋鞋面光潔，不粘、不脫、不裂，質量足以與日本產品“地鈴”牌膠鞋相媲美。當時國內橡膠工業只有3-4家小廠，大中華是第一家上規模的橡膠製品工廠。
大中華橡膠廠開工後一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國際市場上生膠價格暴跌，使大中華廠的生產成本穩定下降。而國內抵制外貨、倡用國貨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國內膠鞋市場不斷開拓，工廠年盈利達到20萬元。於是，余芝卿決定吸收薛福基及其助手吳哲生入股，股本由8.2萬元增為20萬元。“九一八”事變後，各地抵制日貨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大中華特地在包裝盒上印上“完全國貨”字樣，以“人人讚美、個個滿意”為廣告詞，打響國貨品牌。並積極參加各地舉辦的國貨展覽會，將自己攝製的反映膠鞋生產工藝及產品質量的電影紀錄片送到各地放映，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工廠當年獲利達到65萬元。薛福基抓住這一契機，先後籌建碳酸鈣廠、鋅氧粉廠和硫油膠廠，此後又建帆布織染廠，為膠鞋、跑鞋提供鞋面布，實現了除生膠外大宗原輔料基本自給的宿願，既保證原料供給，又大大降低生產成本，增強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此時國際市場生膠價格回升，國內其他橡膠製品廠很快陷入經營困境，而大中華因為掌握了原料主動權，仍能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這期間，他先後兼併交通、泰山（日資）、春華3家小型橡膠廠，改組為大中華3個分廠，進一步擴大生產能力，產品也向熱水袋等橡膠製品系列延伸。1934年，大中華的資本由20萬元增加為300萬元，資產總值達373.9萬元，短短4年間擴張15倍，執國內同行之牛耳。
開發輪胎生產
薛福基並不滿足於此，他憧憬著更為宏偉的發展藍圖。鑒於國內公路建設的推進、汽車運輸的發展，經過反覆醞釀，薛福基向企業股東會提出了開發橡膠輪胎的發展思路。他堅定認為，輪胎才是“橡膠製品中唯一永久性之事業”。在他的奔走呼號下，終於力排保守人士的非議，爭得余芝卿和多數董事的支持，著手進行橡膠輪胎的開發研製。
為此，薛福基親赴日本大阪，尋求與日本企業合作。但汽車輪胎屬於戰略物資，日本當局嚴令對華封鎖，日方企業紛紛加以推託。薛福基堅持不懈，最終還是說服故友加藤芳藏，轉託日本中田鐵工廠機械工程師柴田設計圖紙，並由加藤出面委託中田廠製造全套生產輪胎的機器設備。設備製成後暫不運回中國，而是安裝在加藤弟弟的共立護膜廠內，派出會講日語的黃亞民等三名技術人員，裝作日本工人到共立廠跟班學習，掌握輪胎生產技術。
但此事很快被日本記者獲悉，並在報刊加以披露，指責共立廠向中國輸出輪胎製造技術。訊息傳到上海，薛福基大驚，星夜趕赴日本，在加藤和柴田的支持下，迅速調度人力和運輸船隻，搶在日本政府下達限令前，日夜兼程將機器設備拆運回國。同時聘請加藤的6位擔任技術工作的子弟來滬進行技術指導。1934年10月，第一隻“雙錢”牌輪胎製造成功，填補了國產輪胎的空白。很快，大中華便形成人力車、腳踏車、汽車輪胎的批量生產能力，並為筧橋空軍學校製造過飛機輪胎，突破了外國廠商對中國輪胎市場的壟斷。
英年齎志而歿
大中華的成功在橡膠製品市場引起巨大震動，英商鄧祿普公司等十分嫉恨，便將人力車胎由每副15元降價為8元，保用期由半年延長為8個月，企圖一舉擠垮雙錢牌輪胎。薛福基不畏強手，在壓降成本、提升質量的同時，把保用期再延長2個月。並實行分期付款和放賬賒銷，對祥生出租汽車公司、上海搬場公司、上海公共運輸管理處等實行按里程計價付款的辦法，即輪胎行駛里程不足（市內15000公里，長途10000公里），付款時相應扣除一定比例的貨款。甚至不惜虧本銷售，在老人頭輪胎跌價至每副4元時，也將標價調至3元2角，以此與外商爭奪市場。鄧祿普公司訴訟案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儘管官司得到不公正判決，大中華接連上書要求行政院重新審議，都被駁回。但薛福基始終沒有放鬆發展民族橡膠工業的努力。他先後到南洋各地考察，並在海南島圈定土地2萬畝，計畫投資建設橡膠種植園，以降低原料價格。在廠中建立理化實驗室，加強產品質量檢測，研究開發新的配方設計和加工工藝。此外還捐資10萬元，購地造屋，在家鄉江陰塘頭橋創辦尚仁商科職業學校，發展家鄉教育事業。3年間招生3屆計300人，抗戰爆發後分批進入大中華橡膠廠工作，大部分成為民族橡膠工業的生產、經營骨幹。
就在大中華著手拓展新的發展路徑之時，“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進攻中國。薛福基一面動員員工進行軍事訓練，積極籌劃工廠內遷；一面協同天廚味素廠吳蘊初、康元制罐廠項康元，研製防毒面具，支援抗戰。期間他還親自動手編寫關於輪胎性能及其使用方法的講義，為輜重兵學校的學員講課。8月14日，就在日軍進攻淞滬的第二天，薛福基乘車從公司總部去工廠，適逢中日在外灘上空發生激烈空戰，一顆炸彈落下爆炸，薛福基在車中被彈片擊傷後腦，經搶救無效於8月31日逝世，時年44歲。英年早殤，齎志而歿，令人扼腕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