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蕭子升(1894—1976）——原“升”字原作“升”，文字改革後一般都作“升”——字旭東，後來改名蕭瑜，湖南湘鄉人。人物生平
蕭子升比毛澤東小一歲
蕭子升比毛澤東小一歲，卻比毛澤東高三屆，是湖南省立一師的高材生。是留洋教師蕭岳英的兒子，著名詩人蕭三的哥哥，1894年8月22日生，湖南省湘鄉市蕭家沖人。1910年在湘鄉縣東山高等國小堂讀書。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於1915年秋畢業後，到長沙楚怡學校任教。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是民國初年湖南青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在全國性的勤工儉學運動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國，任國民黨北平市黨務指導委員、《民報》總編輯、中法大學教授、國立北京大學委員兼農學院院長、華北大學校長及國民政府農礦部次長、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等職。大陸解放後，隨國民黨政府去台灣，後來又到法國、瑞士。1952年去南美烏拉圭，從事教育事業。楊昌濟老師有三位得意弟子：蕭子升、蔡和森與毛澤東。他們品學兼優、志趣相投，人稱“湘江三友”之中，毛澤東、蔡和森兩位後來接受了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成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的領導人，而青年時代的激進分子蕭子升則堅持信仰無政府主義，解放後長期旅居國外從事文字教育事業。毛澤東與蕭子升的相識是在湘鄉縣東山學校
他們在這裡同窗共讀只半年時間，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1911年兩人先後又到了長沙，蕭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師範，毛澤東先是進入湘鄉駐省中學，1913年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師範，蕭子升1915年秋畢業，毛澤東1918年畢業，與蕭子升在一師同學兩年多，他們結成了最親密的朋友，並於1918年共同創立了新民學會，蕭子升還擔任過學會的總幹事。在1921年夏新民學會解散前
毛澤東與蕭子升發生過激烈爭論。蕭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學會，並以無政府主義作新民學會的指導思想；而毛澤東則主張解散新民學會，先進青年可以加入共產黨和社會青年團組織。結果，他們從此分道揚鑣了。蕭子升與毛澤東分手後
按照他自己的意願走了下去，終於在國民黨政府任職，1926年後與毛澤東中斷了來往。1976年11月21日，蕭子升在烏拉圭去世，終年83歲。生前曾留下遺囑：“死後骨灰和蕭夫人骨灰同放一處，如有可能，運回湖南湘鄉祖墳處與原配夫人遺骨同葬一處”。1959年
蕭子升在國外出版了一本關於他與毛澤東交往的書（中譯本書名：《我與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崑崙出版社出版），之中，詳細描寫了他與毛澤東倆人一文不名而步行遊走湖南省內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傳奇經歷。談話
青年毛澤東與好友蕭瑜曾有過一次關於中國家族制度的談話。毛認為，中國人的家族觀念太重，所以人們缺乏民族感情。
蕭也認為，把兒子完全當作家庭的私產是錯誤的，但也並不完全屬於國家的，誇大國家的觀念和誇大家庭的觀念一樣是有害的。
毛認為蕭對子女的觀念有些奇怪，並認為國家應高於一切。在一個理想的國家兒童將由國家扶養和教育。最重要的是應有一個強有力的好政府 有趣的是兩個風華正茂，胸懷大志，憂國憂民的年青人，誰也沒有試圖將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對方，更未為此而翻臉。兩人一生都在實踐著自己的理念。
毛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創立了一個國家利益至上的嶄新社會，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好政府，讓內受軍閥塗炭，外受異族凌辱的中華民族好生揚眉吐氣了一回。
蕭也貿然走上了一條自選的無政府主義的荒郊小道，既反對國民黨，也未因好友的輝煌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一生流落於歐洲、美洲。讓人感嘆不已。
30年代蕭子升盜賣文物案
源於國民政府當時內部權力鬥爭的構諂，此案當時影響很大，見諸各報刊，遠在陝北的毛澤東也是從報上看到的訊息，誤信了報導。後來的調查證明，所謂盜賣文物純屬誣陷，80年代，《光明日報》對此還刊出過專門的考證文章，為蕭洗清了冤屈。故宮盜寶案真相《光明日報》1999年11月29日
前些日子報章報導了70年前的一段舊事
詳述了當時南京國民黨政府圍繞故宮博物院的廢存，曾發生過一場激烈的爭論，終因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和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的張繼一番慷慨陳辭，故宮博物院終得善果。其實，就在此後不久，故宮博物院裡又發生了一件轟動一時的事件——令人震驚的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盜寶案”事件。而這場不光彩的鬧劇的始作俑者恰恰又是這位張繼。易培基是湖南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時，毛澤東曾是他的學生。毛澤東在延安得知易培基去世訊息後，極為悲痛，在與斯諾的談話中表達了對這位老師的深切懷念。20年代，易培基曾任處理故宮事物的清室善後委員會顧問和委員。1928年10月，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理事會條例及任命27位理事的名單。理事會在南京開會推定國民黨元老李石曾（煜瀛）為理事長，精通文物典籍的易培基為首任院長，張繼（溥泉）內定為副院長，他們都是理事會的常務理事。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時，院長易培基因病沒有到任。按理應該由副院長張繼來主持工作了。但院長易培基不同意，事後他解釋道：“溥泉神經，又要聽神經太太的支配，不能讓他當家。那是石曾的意思。”為此張繼很不愉快，與易培基產生芥蒂。張繼是河北滄縣人，1902年在橫濱結識孫中山，參與了創立華興會，1905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前後得到孫中山的器重。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他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被開除黨籍。1926年張繼作為西山會議派頭目在上海主持召開非法的國民黨二大，成為國民黨內三足鼎立的一方。1927年9月國民黨內三派在反革命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張繼於次年出任國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長、北平政治分會主席。張太太崔振華在國民黨上層社會是有名的“河東獅吼”，她為丈夫身為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的元老，在國民政府中擔任司法院副院長併兼全國文物管理委員會主席，居然無法操縱故宮博物院的大權而耿耿於懷，這就埋下了待引發的炸彈。根據國民政府任命，張繼為故宮文獻館館長，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玄伯（宗侗）為秘書長，主管辦理故宮博物院日常事務。這人事安排上的布局成為“故宮盜寶案”的伏筆。
“九·一八”事變後
北平危在旦夕，高等學校部署南遷，故宮博物院也醞釀著遷離北平。經南京政府批准，北平故宮博物院先後分五批將13000多箱古物運往上海，以免落入日寇之手。作為故宮博物院常務理事，張繼不遺餘力地監控故宮的諸項決策。博物院理事會通過了60000元遷移費預算案和張繼提議的文獻館由他主持遷往西安、遷移費三分之一歸他支配的提議。不料，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否決了北平故宮文物分運西安的計畫，要求古物全部遷往上海租界。這次赴南京請示是李玄伯親往經辦的，於是張繼懷疑是李搞的鬼，因此對李更加極為不滿。憑著張繼的資歷和在國民黨、在政府中的多項職務，在故宮前途決策上屢遭冷遇，甚至在下級面前丟了面子，失落的情緒致使他對故宮博物院的實權人物易培基、李玄伯的不滿與日俱增，以至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於是張繼夫婦指使由張一手提拔起來的最高法院檢察署署長鄭烈，多方串聯、賄買人證，指控易、李私占故宮寶物——一個彌天冤案由此羅織開來。崔振華起訴易院長李秘書長私占文物案指的是故宮博物院1931年冬天發售一批與文史無關的物品。事情緣自1929年春，為保證故宮文物經費，幾位理事提出處理無關文史物品的建議並擬定章則，呈報南京行政院。根據行政院批准的臨時監察委員會規則，1931年6月故宮博物院聘請了平津各界人士成立臨時監察委員會，商討處置故宮無關文史物品事宜。臨時監察委員會開會申述下列原則：一、處理的物品必須與文史無關；二、售出物品所得價款作故宮修建和印刷資用，不許別用；三、處理上述物品的辦法暫定投標、拍賣兩種。此後臨時監委經常開，在具體處分物品步驟上議定為先藥材次食品、再綢緞皮貨。不過在綢緞作價的操作上，當時為了鼓勵多銷，還規定了優惠價，凡購貨2000元以上者七五折，3000元以上者七折。李玄伯秘書長第一次買了兩、三百元的皮貨，過了一段時間，又買了2500多元的物品，合於七五折的規定。有人建議他再購兩、三百元，連同上兩次數目合算，超過3000元就可七折了。李為了貪圖小利，真的這樣做了，結果授人以柄，成為他枉法營私的罪名之一。由此李成為易案的第二號被告。張繼夫婦和鄭烈在易培基主持故宮文物南遷之時，企圖利用故宮售物事件，賄買人證指控易、李。不想行事不密反被易培基抓住，1933年10月18日南京北平等各報刊出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行政院、法務部反訴崔振華、鄭烈聯合舞弊的呈文。該文長達5000餘字，詳述了事件的來龍去脈，列舉證據說明崔鄭勾結陷害自己的行為，報紙同時刊印出旁證材料的照片兩幀。這份呈文是針對同年5月份崔振華控告易培基私占故宮古物的反訴；又呈文政府行政院和法務部，請求鄭烈迴避關於此案的一切審理過程。然而，文人出身的易培基在這種場面哪是官場老手張繼的對手。易的反訴非但沒有在南京得到反應，相反，時隔不到一周“北平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奉令去職”的訊息已見諸報端，張繼舉薦的原古物館館長馬衡代理院長，李石曾也去職準備出洋考察。與此同時，崔鄭一方面繼續製造輿論、編織聳人聽聞的“盜寶案”，一方面也意識到原來的起訴狀只是些雞毛蒜皮無足輕重的瑣事，份量不夠；欲徹底打垮對手必須將該案擴大為新的盜寶案，必須將案子轉移到便於控制的南京地方法院辦理，才能隨心所欲地左右該案的審理。
對於崔鄭的誣陷，易培基決心回擊
他聘請了北平著名律師劉崇佑作辯護人。了解到起訴必須在1934年2月3日出庭，易培基本人若不在此前到案就意味著自動放棄起訴權。易本計畫1月28日從北平動身，但是1月26日易的女婿李玄伯從南京打電話給易，告知一切都辦妥，易不必到南京出庭了。易聽信其言，2月3日沒有到庭，失去了說明真相的機會，也失去了民眾對他的信心。自動放棄申辯在客觀上給外界以心虧理屈的印象，各報紙均登載了易未出庭的訊息。人們紛紛推測，看來易確有把柄，無顏以對法庭。這一回合，崔振華等不戰自勝。但張氏夫婦並未就此止步。1934年11月他們又操縱江寧地方法院檢察官對易、李等9人提起公訴。訴狀指控易自1929年起，“陸續將保管之珠寶部分盜取真珠1319粒，寶石526顆，以假珠調換真珠者9606顆，以假寶石調換真寶石3251顆，其餘將原件內拆去珠寶配件者1496處；……為數甚巨，均一律占為己有……”由此，易案由處分物品、購買折扣以及會計帳目不符600元的雞毛小案，又演繹成利用文物南遷之際以假換真、監守自盜的大案要案，其涉及的財寶之貴重、數量之多令人咋舌。身任公職的故宮官員竟然如此目無國法簡直難以想像，真該千刀萬剮———公眾輿論倒向不利於易的一邊。易有心辯解已無申訴機會了。“七七”事變後，戰爭烽火從華北燃向東南。病臥滬上的易培基年邁體弱，新病舊病一起發作。這時他的財產大半已被沒收，連訴訟費都難以籌措，精神上壓抑難忍，心中積憤無處宣洩，終於在上海含恨離世，終年57歲。他在終前遺囑中感嘆：“未能立時到案”，“惟有故宮一案，培基個人被誣事小，而所關於國內外之觀聽者匪細。仰懇特賜查明昭雪，則九幽銜感，曷有既極！”此時，張氏夫婦仍不罷休。易去世後，崔振華又指使南京地方法院檢察官於1937年9月30日提起公訴，告易培基、李玄伯、吳景洲三人。訴狀列舉該三人的犯罪情形又有新發展，除以往的侵占，又加之“吞沒”，還列出“侵占書畫594號，古銅器218號，銅佛101尊，玉佛一尊；秘書處裝箱南遷古物12號、圖章3號；珠寶，前案業已起訴者外尚有二號統由鑑定人慎重鑑定，出具鑑定書”。此時，易案從1928年到1937年積非成是。而頭號當事人已離世，二號被告李玄伯有把柄被人捏著，態度畏縮，不敢力爭。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倖存的有關當事人以為有機會重審這個案子了。不料聞知本案的卷宗丟失一空，最高法院當初認為有盜換嫌疑而封存的古物，連箱也不見了。1947年冬天，國民黨一面發動內戰，一面召開偽國大，選舉國大代表。張繼四處奔走占得一席之位，不期突然暴病即身亡。失去靠山的崔振華意識到，此事若再追究下去，結局將對她不利。於是又串通法院搞了個赦免來掩蓋強加於人的罪責，掩蓋這18年散布的一切不實之辭，以免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就這樣，這個沸沸揚揚長達8年的盜寶案，以聳人聽聞開始，卻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無息地不了了之。直到解放以後，經對有關知情者調查核實，這場冤案的真相才終於大白。而此時一代文物大師、故宮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長易培基卻早已含冤於九泉之下。蕭子升和毛澤東的友誼
蕭子升的老家
是湘鄉蕭家村桃塢塘，他比毛主席小8個月。他和毛主席都到東山高等國小堂（現在的東山學校）讀過書。他前腳畢業，毛主席後腳進東山學堂。蕭子升的父親
叫蕭岳英。蕭岳英是湘鄉有名的教書先生，在省里也有名。蕭岳英留過洋，人很開明，有人喊他假洋鬼子。他1907年到東山學堂教書的時候，把他兒子也帶到東山了。東山學堂是新式學堂。毛主席到東山學堂，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毛主席的表哥文運昌介紹進去的。還有種說法是毛主席自己強烈要求進去的。他到東山國小那年是宣統元年（1909）年，剛好蕭子升畢業。毛主席在東山學堂讀書的時候，和蕭子升的弟弟蕭三關係很好。對毛主席影響很大的一本書，《世界大英雄傳》就是蕭三借給他的。
毛主席和蕭子升這個時候，應該就互相認得了。
電視劇《恰同學少年》
毛主席給蕭子升兄弟各寫了篇文章，考進湖南一師。這是不對的。蕭子升比毛主席早三年進一師。蕭子升進一師的時候，一師還是叫湖南中路師範學堂，到1914年才改名叫湖南公立第一師範。1913年毛主席考進第四師範，讀了半年的樣子，第四師範合併到一師。毛主席和蕭子升又成了校友。蕭子升有個外號，叫蕭菩薩，是毛主席起的。大概是講蕭子升的性格好，人溫良些，像菩薩一樣。
他們都到一師後，經常玩在一起。他們年齡差不多，有共同語言。另外呢，他們又都好學，都關心時事。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
蕭子升從一師畢業，是1915年。開始是在修業學校讀書，徐特立介紹的。第二年又應聘到了楚怡學校。從蕭子升畢業那年8月到第二年的7月，毛主席給蕭子升寫了13封信。這些信我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上看到過，大多數是談論時事政治的。不過也看得出他們朋友間的感情蠻深，我記得有些信開頭是這樣寫的——“日來思念甚殊”，等等。
他們還一起去打過秋風。打秋風就是遊學，跟討米差不多，從這裡到那裡，一分錢都不帶，拜訪一些讀書人家。從長沙出發，去了寧鄉，益陽，安化，沅江。在寧鄉，去了何叔衡屋裡，去了密印寺。
現在好多書上講，新民學會是毛主席創建的。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新民學會，應該講，是毛主席和蕭子升一起創建的。
剛準備創建的時候，蕭子升取的名字是“新民會”。“新民會”的名字來源於四書中的《大學》。《大學》里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么一句。毛主席取的名字是“新學會”。他們兩個名字綜合起來，就是“新民學會”。
新民學會第一次開會是在蔡和森屋裡，長沙河西劉家台子（現在的新民小區）。當時蕭子升的威信比毛主席還要大些，所以，開會選舉，蕭子升是總幹事，毛主席是幹事。解放後有些人講，是毛主席讓蕭子升，應該不是。
新民學會成立後，蕭子升、毛主席、蔡和森一起組織湖南學生到法國勤工儉學。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法國缺少勞動力。最早發起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是蔡元培和李石曾。蔡元培是華法教育會會長，李石曾是副會長。他們看中了蕭子升的才華，要蕭子升做秘書。
蕭子升做了華法教育會秘書後，和毛主席他們一起組織了五百多個學生去法國。蕭子升和他弟弟蕭三也去了，他媽媽把陪嫁的田賣掉給他們兄弟做路費。
蔡和森也去了。蔡和森到法國後，受蘇聯革命影響，希望中國向蘇聯一樣。蕭子升呢，是個改良派，希望靠教育改造中國。他們都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的想法和蔡和森的一樣。從這個時候開始，毛主席和蕭子升有了矛盾。
1920年9月，蕭子升從法國回來。第二年春，他喊人在老家桃塢塘的祖山上栽了很多杉樹。栽完樹，到長沙。從3月到7月，經常和毛主席爭論。一個要改良，一個要革命。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我在蕭子升寫的書上看到，共產黨開“一大”，毛主席和蕭子升是住在一起的。毛主席每次開完會，會上講了什麼，都給蕭子升講。他想把蕭子升拉過來，也信得過蕭子升。
1921年年底，蕭子升又去了法國。3年後回來，在國民黨北平市黨委編《民報》，以後一直在國民黨那邊做事，不過和毛主席還是經常有信件往來。1926年，段祺瑞政府的黑名單，李大釗排第一，蕭子升排第二。
國共完全鬧翻後，他們就沒來往了。不過楊開慧1930年在長沙抓起後，蕭子升想辦法救過，沒成功。
一九三幾年到抗戰結束，蕭子升又去了幾次法國，後面一直在國外。李石曾在法國辦了箇中國國際圖書館，蕭子升是館長。這個圖書館1951年搬到烏拉圭，蕭子升也跟著去了。
1976年，蕭子升在烏拉圭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