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心傳:台灣、美國絕密機要檔案新鮮披露，揭開蔣介石與美國的恩仇關係內 -百科知識中文網

作者簡介

王豐，博士學位，台灣著名傳記作家，蔣介石家族研究權威學者。歷任台灣多家報社採訪記者；《時報周刊》《商業周刊》《TVBS周刊》《新新聞周報》等雜誌執行副總編輯及總編輯。兩岸三地電視節目民國歷史嘉賓及評論員，中央電視台《海峽兩岸》《天涯共此時·台海記憶》等節目評論員與嘉賓。受國台辦邀請，參加2015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與閱兵式。

作品有《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宋美齡的美麗與哀愁》《蔣家恩仇錄》《蔣經國愛情檔案》《蔣介石健康長壽一百招》《蔣介石死亡之謎》《宋美齡的台灣故事》等。

內容簡介

“藍鯨行動”——這樣一個平和的行動名稱，背後卻隱藏著無限的殺意。美國在扶持蔣介石的同時，這種殺意時隱時現，從未斷絕。“藍鯨行動”也只是掀開了美蔣之爭歷史大劇的一角帷幕。美國需要一個聽話的利益代理人，而性格強勢的蔣介石卻也自有盤算。從史迪威與蔣介石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之爭、蔣經國被美國記者毆辱事件、孫立人“政變”謎案、蒙古國“入聯”事件、震驚輿論界的台灣“劉自然”事件，到蔣介石企圖“反攻大陸”的“國光計畫”的未果、秘密研製核彈計畫的折戟……這一切的背後都有蔣介石與美國明里合作，暗裡掰手腕的事實。

本書通過大量相關機要檔案的解讀，如實地還原了這一段鮮為人知又驚心動魄的歷史，重點講述了蔣介石敗退台灣後，國民黨內詭譎的政治生態，以及蔣介石父子在內外交迫的處境中艱難的自保史。特別是對蔣介石為人所詬病的權勢欲、猜忌心、偏執強勢的性格，敗退台灣後苦悶消沉的心理狀態，本書給予獨具特色的描述與評價，直達蔣介石隱秘的心靈，可以說是近年來關於蔣介石研究難得的、富有新意的一部紀實作品。

編輯推薦

1、美國，中國台灣絕密機要檔案新鮮披露，揭開蔣介石與美國恩仇內幕！

2、幾未所聞，驚心動魄！

史迪威、蔣介石軍權之爭，

美國記者毆辱蔣經國事件，

孫立人“政變”謎案，

蔣介石核武研製計畫，

蒙古國“入聯”事件，

震驚輿論界的台灣“劉自然”事件，

蔣介石 “反攻大陸”的“國光計畫”，

開除宋子文、孔祥熙黨籍，叫孔祥熙把錢吐出來，

蔣經國美國遇刺事件……

3、國民黨內詭譎的政治生態，蔣介石父子在台灣的艱難自保。

精彩試讀

1、肉毒桿菌毒素毒殺；製造人為空難使蔣介石座機撞上喜馬拉雅山；狙擊手持遠距離步槍狙殺；放置炸彈在必經之地趁其不備時炸死；組織反蔣青年軍官近距離擊殺……史迪威與蔣介石1942年至1944年間的惡鬥時期，這一系列的行刺殺計畫，即使多年之後仍猶如噩夢般不時浮現在蔣介石及其家人的腦海與記憶深處，令其午夜夢回時分驚醒之後全身冷汗直冒，誠惶誠恐。

2、蔣介石次子蔣緯國曾在回憶錄中講了一段往事，形容蔣介石內心承受的壓力。蔣緯國說：“我小時候起，就常常聽到父親的長嘯！有時他是在臥房，有時則在浴室，常常持續5秒鐘以上。我想，這就是他在心頭壓力極重的情況下，以大叫來紓解鬱悶。除此之外，他還能把心頭壓力向誰訴說！”

3、就在1950年春季，蔣介石警覺到情勢對他極為不利，情報顯示孫立人與美國人之間有不同尋常的勾搭，唯恐演變成一場悲劇性災難，甚至危及蔣氏父子性命。蔣介石被迫打出從不曾使用的一張王牌，利用剛從美國回到他懷抱的妻子宋美齡的影響力，發動孔宋家族的兩大代表人物孔祥熙、宋子文，緊急伸出援手。

4、不讓外人插手軍隊，並不是蔣介石的什麼真知卓見，而是他前半生經驗教訓積累的心得。最鮮明的一個例子，便是蔣介石剛剛握有兵權之後爆發的“中山艦事件”。蔣介石畢生執政經驗告訴自己終身恪守一項鐵律：執政者可以放鬆一切，唯獨軍隊權力千萬不可絲毫放鬆。

5、民眾打砸搶，或者扯下“大使館”屋頂那面星條旗，哪怕是把整座“大使館”房子給燒了，也不至於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任何貶損或者實質傷害，但是，民眾把美國駐台灣“大使”藍欽辦公室那隻重型公文保險箱給撬開來，拿走鎖在加密保險箱裡的一整套機密公文，這事可是非同小可。

6、在西太平洋地域中，美國在韓國、在越南、在菲律賓乃至在印度尼西亞，都導演過軍事政變、流血政變，美國人都在這些地方殺過人，唯獨台灣從來沒搞成功政變，這裡頭當然有幾分運氣的成分在，但是，不可諱言，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的兩手策略，的確讓美國沒辦法找插手的空隙。

樣章

美國最齷齪勾當——拉孫倒蔣

戰後，美國在亞洲進行的一切齷齪的勾當中，最明目張胆的便是麥克阿瑟專機邀請孫立人到東京會談。

孫立人日後在接受台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長張玉法先生的口述訪談中，坦言道：“（1950年2月11日）有一次剛打野外回來，松山機場有個美國軍官來見我（筆者按：該美國軍官據孫立人表示，係為伍姓上校），向我報告說麥克阿瑟將軍派專機來接我去日本，問我有沒有空？當時我兼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副司令長官，陳誠將軍是我的上司，我立刻到陳誠司令長官公館報告。他一聽完，便要我去，我只帶著一套軍便服便去日本了。到了日本也沒停留，立刻到東京第一大廈見麥帥。他問我，台灣有多少能戰之師？我說有五六個師能打。事實上這個數目是我吹噓的。”

孫立人接著說：“我們討論到台灣海島的情勢，我把意見告訴他，並希望美國幫助我們反攻。他說他們也在考慮當中，也許裝備兩個師在韓國登入，協助我們反攻。我說這可以，但仍要回去報告長官。我在日本待了兩天半，回來後立刻將詳細情形報告陳誠。後來麥帥到韓國，我為了表示禮尚往來，也想請他來台灣，於是便向蔣先生報告。他一聽便說：‘我都請不來，你怎請來？’於是我沒出面，而由蔣親自請麥克阿瑟到台灣來參觀。”

美國當局好幾個部門的人幾乎在同一時間不約而同動起了孫立人的腦筋。主導日後政變除蔣計畫的美國國務院，便循著美國駐華外交系統官員，秘密於蔣介石下野之後第二個月展開了行動。1949年2月，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參事莫成德（Livington T.Merchant）秘密抵達台灣，此行主要目的是觀察台灣島內形勢。根據莫成德在台灣期間的觀察印象，他向美國國務院呈上了一份報告，指出陳誠並不是美國可靠的合作對象，建議美國可以爭取孫立人。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看了報告之後，曾經指示莫成德與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見面商討，如果司徒也認同，便可向李宗仁總統提出由孫立人替換陳誠作為台灣主政者。顯然，這項建議並未落實，或者李宗仁根本無權更動蔣介石所做的人事調配，根本沒有辦法在蔣介石沒點頭的情況下，拿掉陳誠的烏紗帽，代之以孫立人。3個月後，1949年5月，國民黨南京政府垮台，莫成德返回美國，他向國務卿艾奇遜提出建議，由孫立人主持台灣政治，並且趁機向孫立人提出租借台灣、澎湖海空軍基地，用此條件向孫立人交換經濟援助台灣。

換句話說，從莫成德建議國務院以孫立人取代蔣介石的心腹愛將陳誠，到1950年2月麥克阿瑟派專機接孫立人到日本會面，乃至1950年5月，美國方面都沒有放棄爭取孫立人的工作。顯然，美國當局始終在等待機會，看該如何處置蔣介石，目的在為美國謀求最大的國家利益。身在刀鋒邊緣的蔣介石，是否意識到自己距離萬丈深淵僅有一寸遠？

不可諱言，1949年5月這個兵荒馬亂，令蔣介石心亂如麻、五內如焚的月份，也正是美國急著出台驅逐蔣介石政變方案，來確保中國紅色政權建立後美國在亞太地區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台灣島，向來被美國視為中國沿海戰略要衝，美國當局的認知當中，台灣之所以從日本帝國主義掌控中解放，乃是倚靠美國子弟於太平洋戰爭中各島嶼浴血犧牲所換來之代價。然而，美國始終忽略，早在他們投入對抗倭寇的戰爭前，中國已經單獨與倭寇血戰十年以上，犧牲了二三千萬軍民性命，用中國人民的鮮血，換來了台灣島的光復，中國才是亞洲反法西斯戰爭犧牲最沉重的國家。以如此“慘勝”之代價，換來台灣島的光復，從國際法與戰後國際秩序而言，中國收復台灣都是實至名歸，無可置疑。美國基於“冷戰”格局之戰略思考，擔心國民黨當局如果守不住台灣，何異把台灣這太平洋第一島鏈的重要環節，平白送給北京，那豈不白忙一場，焉可白白丟掉這塊到口的肥肉呢？

因此，向來習慣乘人之危的美國，便乘著1949年四五月之間，南京、上海戰事相繼失利，國民黨軍丟盔棄甲，解放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席捲大江南北，蔣介石政權摧枯拉朽的節骨眼上，華盛頓便在幕後全力策動一場針對蔣介石、針對台灣的政變大陰謀。

我們不妨看看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進入南京城當天，蔣家內部的函電如何說。蔣經國從溪口拍電報給在美國的宋美齡，電文稱：“美國蔣夫人，密，匪軍於今晨占領首都，兒等定日內乘軍艦離此，俟到達目的地後再詳電報，對於父親之安全健康，兒自知留心，請勿遠念。並請大人保重玉體，兒經國謹稟。”

等到上海情況危急，解放軍兵臨城下，宋美齡從美國拍發了一封電報給蔣介石，勸他趕緊往台灣“轉進”，宋美齡這封交蔣經國轉告蔣介石的電報是這么催促的：“……余意上海恐難久守，為父之安全起見，不如早赴台灣，希轉陳考慮……”而蔣經國在接電報之後的復電錶示：“……父親已離浙東海面，飛抵台灣。”6月，蔣經國致電宋美齡表示：“父擬日內遷居大溪（台北區）……”種種跡象顯示，1949年5～6月間，蔣介石已經打定主意落腳台灣，但仍未放棄在廣州、四川等地做最後一搏。蔣介石的行止安排，當然已被美國洞悉。

逐蔣不成，殺之可也

1949年6月23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計畫處主任肯楠（George F. Ken-nan）向美國國務院和國家安全會議呈遞了一份建議書，主張美國應該聯合其他幾個亞洲國家，菲律賓、澳大利亞、印度、巴基斯坦、紐西蘭等國，由這些國家象徵性地派遣少數部隊，美國派遣比較多的部隊，軍事控制台灣。在這份建議書中，肯楠主張美國應該支持孫立人加入這個即將在台灣島上成立的新政權，假使孫立人樂意合作，那么美國將輕而易舉分化國民黨軍，這時，美國就會對蔣介石下達逐客令，通知蔣介石，如果他願意留在台灣，那么美國將以“政治難民”的身份對待蔣氏。

蔣介石正式下榻台北近郊大溪，美國一方面預備對這位前盟友下達逐客令，另一方面更叫人難以置信的是，開口閉口都是人權的美國，正由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一項刺殺蔣介石的計畫，此人名叫派許（Boris T. Pash）。派許是戰後美國十分活躍的一名特工，起先任職於美軍情報部門，1946年到1947年間，供職於麥克阿瑟在日本的盟軍總部。1948年調回美國，在剛成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擔任“軍方代表”，換言之，他是早期中情局主管軍事情報的負責人。

這段期間，派許主管一項特殊案件，中情局的代號名之為PB-7。這個項目簡而言之便是專門行刺或者綁架不聽美國指令的外國領導人。派許主持這項被同業稱為“濕事件”的血腥謀殺項目。而亞洲至少有兩名領導人是派許的鎖定人選，除了蔣介石，另一人便是周恩來。幸運的是，派許畫了好大的餅，卻從來不曾落實他的血腥計畫。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別的中情局特務，也和派許一樣缺乏執行力。真正計畫落實刺蔣或驅蔣行動方案的，是美國國務院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

魯斯克對美國政府當局的若干建議與決策，對亞洲未來造成許多無可彌補的傷害。例如把朝鮮半島沿著38度線割裂成南北兩半。這項決定便是出自魯斯克這個奸狡之徒的傑作。魯斯克之所以找上孫立人，與魯氏個人在“二戰”時期的資歷有關。戰爭年代，魯斯克以上尉預備軍官的職銜，擔任美軍中印緬戰場的參謀官。他為官逢迎拍馬有道，短短二三年間，已經像搭乘火箭般，從上尉晉升為上校。戰爭結束前，他被調回美國，短暫供職於美國政府戰爭部。1945年2月，他進入美國國務院，任職於聯合國事務辦公室。其後，魯斯克以副助理國務卿及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的身份，大量介入美國參與韓戰之決策。所以，魯斯克是以他觀照朝鮮半島與亞洲地緣政治的“巨觀視角”—以美國國家利益為第一優先思考點—去思考一切亞洲事務問題，所以這也包括了如何確保台灣不落入與美國國家利益背道而馳的敵人手中。至少，魯斯克認為，在1949年已經對大陸國共戰場完全失控的蔣介石，明顯無法有效防守台灣，因此，美國希望把台灣託付給一個“有辦法”阻止共軍攻台，同時更忠於美國的傀儡政客，而蔣介石似乎並不具備美國所期待的那些“美德”。

魯斯克以他在中印緬戰場供職的淺薄經驗，主觀認定也曾在中印緬戰場打過幾場硬仗的孫立人是中國將領中，符合上述“美德”，並且在領軍與治軍方面能夠力挽狂瀾，唯一能夠力拒共軍攻台的戰將。魯斯克既然寄希望於孫立人，便要付諸行動。他找到老戰友莫里爾將軍（Frank Merrill）到台灣，設法說服孫立人接受美國太上皇的“歷史使命”。莫里爾在“二戰”時期也從事特務工作，他曾經供職於太平洋戰爭前夕的菲律賓美軍總部，亦即麥克阿瑟將軍的麾下，當過麥克阿瑟的情報官。1942年，莫里爾晉升為準將。之後，在中印緬戰場上，與蔣介石的死對頭史迪威成為生死與共的親密戰友。朝夕相處之餘，史迪威給莫里爾灌輸了很多蔣介石能力不行的主觀思維，打心眼兒里蔑視國民黨黃埔系軍官。魯斯克找莫里爾完成史迪威生前未竟之志—剷除蔣介石，無疑是最恰當不過的人選。

然而，令魯斯克失望的是，莫里爾的說服工作失敗了。剛開始，孫立人雖然對蔣介石牢騷滿腹，但卻沒有取而代之的貳心。然而，魯斯克並未放棄對孫立人的說服工作。二三個月後，魯斯克又派了另一組具有官方身份的兩個人，去台灣說服孫立人。他們是美國駐台灣領事館的代辦斯特朗（Robert Strong）和前任美國駐台灣總領事克倫茲（Kenneth Krentz）。然而，魯斯克派到台灣的這兩個人，也沒有成功說服孫立人謀反。

日後，在兩蔣先後辭世，孫立人重新獲得自由後，接受台灣“中央研究院”教授張玉法、朱浤源等人的口述歷史訪談時，張、朱兩位學者詢及孫立人，有關美國方面邀孫立人“參加美國占領台灣之新政權，如他肯接受，則我們分化中國駐紮軍隊之工作即告成功。通知蔣委員長，如其願意留在台灣，當以政治避難者身份相待。”孫立人的答覆十分特別，他說：“我根本沒見過他，也不認識他，更沒有任何接觸……他們或許是善意的，但我從沒這樣希望。”朱浤源教授的問題是一針見血單刀直入，問孫立人：“在陶百川的書中也提到，國務院的肯楠和莫成德二人以為，我們（指美政府）所需要者，乃一幹練篤實的人，不必聽蔣介石的指揮，亦不必聽從李宗仁聯合政府之命令，而專為台灣謀福利……國務院如此做，也許和麥克阿瑟早已有所聯繫您的看法如何？”

孫立人便答道：“他們或許是善意的，但我從沒這樣希望。”這句答覆說明確實有一批批美國官員絡繹於途，企圖遊說孫立人，在美國扶持下，建立一個親美的新政權。只是孫立人這句“他們或許是善意的，但我從沒這樣希望”只有短短的16字，但卻已無形中承認美國積極在台灣醞釀倒蔣政變的圖謀。斯特朗和克倫茲甚至露骨地明示孫立人，只要他同意控制台灣國民黨當局，美國將會徹底支持孫，但並未得到孫立人肯定的回響。

然而從一個中國人的立場出發，緣何相信美國人基於美國“國家利益”所圖謀的“除蔣政變”，會是一種“善意”？孫立人的這番自辯說辭顯然令人不敢苟同。

由於美國方面一再向孫立人明示暗示，但始終得不到孫立人發自內心的配合意願，美國駐台灣領事館的代辦斯特朗到1950年5月終於對策動孫立人兵變倒蔣感到徹底失望，同時也對孫立人是否是美國合適的欽定“歷史選民”—或者是“親美傀儡”感到嚴重懷疑。況且，如果要推倒蔣介石政權，孫立人的先決條件是先得解決掉100多名忠於蔣介石的軍事將領與核心骨幹，他嚴重質疑孫立人是否有這等本事，做到徹底掃除蔣系勢力。因此，斯特朗向華府反映的事實是，孫立人個人有沒有意願已經不重要，重點是孫立人有沒有能力達到美國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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