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功績
蔡學團“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我國沿海大肆組織和支持走私活動。民國24年閩海關設立緝私課，蔡學團任負責人。他為維護國家主權，積極領導緝私活動，時常冒著大風浪隨緝私船到各關區、關卡巡視檢查工作，對查獲的走私案件，一律按照有關規定處理，從不徇私情。對於走私者的行賄、收買活動，蔡學團堅決抵制。有一次鄉鄰王炳鏗受走私者之託，送來白如意一柄，蔡學團知道後馬上叫胞弟將它送回。
民國31年蔡學團調往設在重慶的海關總稅務司署，先後任稅則科代理副稅務司，副稅務司和代理稅務司。他與同事、同鄉、中共黨員林大琪、高仕融私交頗深，受他們影響，傾向進步。33年初，海關職工要求借工資、發補助費以度年關，當局置之不理。中共地下組織發動民眾罷工，蔡學團和張申福、呂少西等高級職員也出面支持職工的要求，迫使當局接受職工的要求，在罷工結束後成立福利科，撥出福利基金開辦職工子弟國小、工友夜校、消費合作社和職工食堂，改善了職工生活。民國35年，海關總稅務司署遷回上海，蔡學團任人事科額外稅務司。他當時已意識到林大琪、高仕融等人是中共黨員，時常為他們提供方便。同年，他應高仕融之請，把原應調往青島海關的中共黨員梁家瑛改調天津海關；民國36年，又將在上海遇險的林大琪迅速調往九龍海關，使他得以脫離險境。
民國38年1月，蔡學團調往江漢關任稅務司。武漢解放前不久，他收到中共地下黨的一封信，勸他不要南逃，要保護好關產，迎接解放。蔡學團慨然許諾，當時鄂豫蜀三地委城工部急需器材，通過江漢關職員、武漢人民解放先鋒隊成員郭志達和海濟輪大副黃運昌，以保護關產為由拆卸該輪無線電話設備，遭到船長和巡江事務長的制止，蔡學團得知後，立即批准拆卸，支持黃運昌的行動。平津解放後，海關最高當局貫徹國民黨政府劃江而治。將江漢關四艘工作船調往大江以南的長沙，蔡學團採取拖延辦法遲遲不下開航命令。國民黨軍隊逃離武漢前夕，要徵用江漢關四艘工作船，蔡學團一方面親赴蔣軍駐武漢司令部交涉，一方面召集全體船員徵詢對策，命令全體船員離船，造成無法開船的局面，抵制國民黨軍隊徵用海關船隻的企圖，保護關產。在武漢解放的第二天，他高舉“江漢關”的門旗，參加慶祝解放的民眾大遊行，把江漢關移交給人民政府。
人物評價
蔡學團為人正直磊落，待人謙恭寬厚，舉凡抗日、賑災、濟貧無不慷慨解囊。武漢解放後蔡學團擔任武漢海關顧問。後歷任外貿駐中南特派員辦事處辦公室副主任、湖北省五金礦產進出口公司科長。1962年退休後回福州定居。“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誣為“特務”、“反革命”，於1969年8月含冤逝世。1980年，政府為蔡學團平反昭雪，將其骨灰安放於福州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