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達·納楚克道爾基、呈·達木丁蘇倫、喬·齊米德、賓·仁欽、洛岱丹巴等蒙古詩人和小說家的代表作被翻譯到國內，受到我國讀者的廣泛青睞和喜愛。蒙古國文學在我國的譯介，可以分作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分別體現出中蒙兩國文學翻譯和文化交流的時代特徵。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現代文學被集中翻譯介紹到中國來的第一個階段，也是中蒙建交平穩發展的美好時期。當時，翻譯蒙古文學主要有根據蒙古文原著翻譯和根據俄譯本轉譯兩種途徑。霍爾查、陶·漠南、諾敏等一些蒙古族翻譯家根據蒙古文原作，翻譯了達·納楚克道爾基的《我的祖國》、呈·達木丁蘇倫的《白髮蒼蒼的母親》等名詩和歌劇《三座山》，蒙古國文學的譯介代表作還有伊·霍爾查、陶·漠南譯的《我的祖國——蒙古人民共和國詩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5年）。特別要提到的是，內蒙古大學教授陳乃雄一人翻譯了洛德依當巴（洛岱丹巴）的小說《我們的學校》（作家出版社，1955年）、達·塔爾瓦的小說《達米倫一家》（作家出版社，1956年）、焦吉等著《紅旗勳章》（作家出版社，1957年）、達西登德布的小說《光明之路》（作家出版社，1961年）、仁親（賓·仁欽）的長篇小說《曙光》第三部“在戰鬥中成長的祖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等多部蒙古文學作品，為中蒙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包括豐子愷先生在內的一些翻譯家則根據俄文譯本轉譯了當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文學作品。其代表性譯本有豐子愷譯的《蒙古短篇小說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和於平、熊源平譯的《太陽照耀著自由的蒙古》（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等。因為是從俄文轉譯的，所以包括作者名字等都帶有明顯的轉譯痕跡。
上世紀80年代，洛岱丹巴的《清澈的塔米爾河》等一部分優秀蒙古小說被翻譯成中文介紹給國內讀者，因為翻譯者的水平和對蒙古文化的理解不夠深入，譯本在國內讀者中的反應比較平淡。
蒙古國的小說創作在幾十年的發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出版了幾百部長篇小說，這個比例在人口不到300萬的蒙古國來說是相當高的，其中《清澈的塔米爾河》《動盪的歲月》等已經成為經典。早期蒙古國長篇小說主要反映蒙古人民革命和歷史題材、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內容，而社會轉型後，作家們更多地關注人性和社會乃至人類的普世性命題。同樣，隨著時代的發展，蒙古國的中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關注的視野越來越廣泛，除了反映時代和社會發展，更多地關注人性、生活、環境生態。近來出版的照日格圖編選和翻譯的《蒙古國文學經典·小說卷》，選取了代表蒙古國現代小說不同發展階段的15位作家的26部小說。其中，僧·額爾德尼的小說因為解剖人的內心、窺探人類靈魂深處並富有抒情性而深受廣大讀者喜愛。而近二三十年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們，從選題到表現手法上都更加大膽探索，寫出了現代性十足的作品。小說創作的場景也從過去草原牧區的遊牧生活逐漸轉向都市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和內心世界，表現和反映全球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蒙古人的所做所思。在積極探索創作方法的同時，蒙古國青年作家們沒有忘記現代性語境下對傳統文化的審視和反思。譬如，程·寶音扎雅的《紅鳥的呼喚》講述了大城市中不斷搬家、居無定所的當代蒙古青年的“都市遊牧”生活，《目連救母新傳》則把蒙古文學傳統和新的國際性語境巧妙地結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