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知

董天知

董天知(1911—1940),1911年出生於河南省滎陽縣。1927年在北平弘達學院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直接受黨的著名農民運動領導人彭湃的影響,參加革命活動,後任北平市委組織幹事兼兒童局書記。1931年被捕入“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敵人施盡了種種酷刑。在政治誘降和死刑威脅面前,他始終大義凜然,忠貞不屈。獄中黨支部根據他的表現,於1932年批准他轉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冬,獄中政治犯50餘人,為要求下鐐、看報,舉行絕食鬥爭。他毅然帶病參加絕食鬥爭。到鬥爭取得勝利時,董天知已是奄奄一息了 。 民國25年9月14日,黨組織營救天知等人出獄,他和薄一波等一起作為黨的統戰工作先遣隊,奔赴山西太原,參加犧牲救國同盟會的領導工作。被為“抗敵救亡先鋒隊”總隊長。 董天知在百團大戰中壯烈犧牲,時年僅29歲。

基本信息

概述

永遠的豐碑 董天知:英氣沖天

■抗日英雄譜

八路軍優秀指揮員、山西犧盟會和新軍的重要領導人董天知犧牲後,犧盟總會在悼詞中稱他“是最優秀的犧盟領導者,是最優秀的青年模範,是最優秀的青年軍事幹部”。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楊尚昆題寫輓聯:“英氣橫貫比干嶺,壯士常存鴨綠江。”

人物生平

董天知 董天知

董天知(1911—1940),學名董亮,化名旭生 ,河南省滎陽市老城南街人。民國15年(1926)在滎陽縣立國中讀書時,北伐軍興,學生運動蓬勃興起,天知積極參加宣傳活動。他在國中二年級時,即考入開封河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後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並被警察局通緝。隨後民國18年北上,考入北平弘大學院。

天知在北平讀書時,先後參加中共領導的“左聯”、“互濟會”、“反帝大同盟”、“共產主義青年團”。民國19年夏,正式轉為中國共產黨員。後擔任北平市團委幹事、兒童局書記、主持出版《好兒童》、《苦孩子》等半公開進步刊物。

民國20年夏,中共北平黨組織被破壞,天知於6月30日被鋪,判刑5年,扣押在北平反省院監獄(草嵐子胡同)。在獄中,他積極參加黨支部組織、負責共青團工作。冬季、為反對非人待遇,開展絕食鬥爭。天知雖臥床,但仍堅決執行黨的決議,粒米不進,鬥爭勝利時,他已奄奄一息。民國24春,敵人決定把薄一波、董天知等12人處死,暫換監房嚴管。黨支部開會時,天知和大家一起莊嚴表示:“無數先烈在我們前頭英勇犧牲,我們絕不玷污先烈榮譽,堅持同敵人鬥爭到底,為共產主義獻出生命”。6月,由於形勢變化,才幸免於難。

民國25年9月14日,黨組織營救天知等人出獄,他和薄一波等一起作為黨的統戰工作先遣隊,奔赴山西太原,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天知到太原後,便參加犧牲救國同盟會的領導工作。次年9月,被選為犧盟總會首屆執行委員,後又當選為“抗敵救亡先鋒隊”總隊長。民國27年犧盟會幹部組織“民族革命青年團”,他又當選為首屆執委、中共山西省公開工作委員會委員。後到教導第10團任政治部主任。該團後改為“決死總隊”、他仍任政治部主任。決死隊在戰鬥中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擁有6個團的抗日隊伍。

在決死隊中,閻錫山頑固派與革命派之間不斷發生摩擦。天知既注意利用舊軍官,又在實際鬥爭中培養與提拔青年骨幹。他花費大量心血,促進決死隊中許多中、下級幹部的成長。

日本侵略軍攻陷臨汾,決死總隊轉入翼城、沁北、浮山一帶開展游擊戰爭。戰鬥中,他身先士卒,英勇頑強。日軍恨之入骨,懸賞兩萬銀元購買他的首級。同時,閻錫山對董天知也心懷疑忌。為此,天知在給閻錫山的信中指出:“近聞有對決死總隊的種種謠言,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個人毀譽無辯解之必要,對部隊之發展不無影響,.........”措辭有理有據,體現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以鬥爭求團結的原則。

民國28年12月,閻錫山發動“政變”,不少革命骨幹慘遭殺害。天知臨危不懼,力挽狂瀾,帥部隊衝出敵軍包圍,收容被欺騙裹脅而又翻然回歸的戰士,決死總隊又恢復擴充起來,正式編入八路軍序列,抗擊日偽,轉戰於壺關、平順一帶。

民國29年8月20日,百團大戰開始,天知奉命率隊破壞五陽至晉城交通,襲擊潞城微子鎮日軍據點。20日夜行軍至潞城王村,被日軍包圍。他帶領警衛隊立即搶占制高點,在日軍強烈槍火下,奮戰4小時,天知鎮定自若,沉重指揮。左臂連中數彈仍堅持戰鬥。黎明,日軍來勢兇猛,天知與敵白刃肉搏,在敵群中往返衝殺,腰臂負傷多處,又力避數敵。不幸在擊退敵人衝殺之際,頭上連中3彈,在石平嶺的岩腦凹,壯烈犧牲。

同年9月25日,楊獻珍在《新華日報》撰文,悼念董天知將軍:“天知同志是一個優秀的布爾什維克,是新時代、新中國的典範,天知同志的犧牲,是中華民族和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

1954年,天知遺骨遷葬邯鄲,當時的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楊尚昆在墓碑上題詞:“英氣橫貫比干嶺,壯志常存鴨綠江” 。

人物事跡

1931年7月13日,中共河北省委機關召開秘密工作會議,由於叛徒告密,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他們指使特務在省機關門口“蹲坑”。擔任共青團北平市委組織幹事的董天知因事先未得到河北省委遭到破壞的訊息,一走到省委機關門口,就被特務抓走,關押在國民黨北平憲兵司令部。

這次被捕的有河北省委、省軍委、省團委三個系統和北平市委的殷鑑、薄一波、喬國楨、劉瀾濤、楊獻珍等300多名負責同志。

敵人看到董天知不過十七八歲,便煞費心思不斷對董天知進行審訊,妄圖從他身上打開缺口。在審訊過程中,敵人妄想動搖董天知的革命意志,胡說什麼“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目前中國革命失敗了,鬥爭沒有希望”,企圖誘騙董天知“轉變”,然後,使其供出黨的秘密和黨組織的名單。董天知立刻識破了敵人的陰謀詭計,與敵人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敵人的陰謀遭到失敗後,便原形畢露,對董天知進行嚴刑拷打,逼迫董天知“轉變”,並威脅道:“不轉變就要槍斃,到那時我們就無法救你了,不要忘記你還年輕。”在敵人的酷刑下,董天知咬緊牙關寧死不屈。由於敵人在董天知身上一無所獲,最後叛處他有期徒刑五年,被關押在草嵐子監獄。

草嵐子監獄是國民黨政府專門關押共產黨和革命民眾而設立的,是比憲兵看守所高一級的監獄,後改名為“北平軍人反省分院”(總院在南京)。董天知和河北省委的殷鑑、薄一波、楊獻珍等許多同志在這裡渡過了五年不平凡的監獄生活。

在監獄裡,董天知經常和一些富有鬥爭經驗的老同志在一起研究對敵鬥爭的策略。為了形成一個堅強鬥爭的核心,獄中的共產黨員討論決定,成立黨支部、團支部,董天知任團支部書記。後根據董天知在獄中的表現,獄中黨支部決定他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董天知當時和幾個團員青年被關在五號牢房,他藉此機會對這些團員青年們進行革命宣傳。在每天一次“放風”的時候,董天知趁機把獄中所有的青年人都組織起來,給他們講授他所學過的馬列主義知識和革命道理,使這些團員青年們更加堅定了與敵人鬥爭到底的必勝信心,團結在黨支部、團支部周圍。後來,經過獄中鬥爭的考驗,不少青年加入團組織,還有一些團員陸續轉為共產黨員,壯大了黨團組織的力量。

在這裡,敵人經過對董天知的多次審問之後,還是一無所得,他們便對董天知採取了更為殘忍的逼供手段,動用了壓槓子、烙鐵燙、灌辣椒水等重刑,致使董天知尚未發育成熟的身體受到嚴重摧殘,重病數年。

獄中的非人待遇激起了“政治犯”們強烈不滿,於是,在黨支部的組織領導下,全體“政治犯”們起來與獄方當局進行堅決的鬥爭,反對當局對“政治犯”進行肉體摧殘、生活虐待、精神折磨。由於大家團結一致,不斷取得鬥爭的勝利。

1933年,敵人為了逼迫“政治犯”們“自首”,先後三次對他們進行“審查”。但每次“審查”都遭到董天知等有力的駁斥,使敵人無可奈何。在敵人的三次“審查”之後,獄中黨支部研究決定,對敵人的“審查”提出強烈抗議,並展開絕食鬥爭。因董天知重病在身,黨支部決定他不參加絕食,但董天知堅決要求參加,並表示:“我是共產黨員,在革命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就要衝鋒陷陣,不惜一切,現在考驗我的時候到了,我豈能袖手旁觀?就是死我也要參加這次的絕食鬥爭”。董天知的話使獄中的同志們深受感動。在他的影響下,全體“政治犯”都參加了絕食鬥爭。這次絕食鬥爭向敵人提出了六條要求:(一)“政治犯”一律下鐐;(二)改善生活,每天一米一面,每餐一菜一湯;(三)打開監戶門,“犯人”可在監房走動;(四)延長“放風”時間,每日三次,每次一小時;(五)訂四份報紙,可以在外面買書刊學習;(六)每一個牢房生一個火爐取暖。1934年12月29日,劉瀾濤代表全體絕食鬥爭的同志們莊嚴宣布絕食開始。

敵人為了破壞絕食鬥爭,故意把飯菜送到牢房門口來,引誘絕食的同志們,但同志們連看也不看一眼。幾天過去了,董天知的病情更嚴重了,冒著虛汗,脈膊微弱,呼吸急促,生命已奄奄一息。敵人趁機抬來擔架威脅道:“現在是倒一個送一個。”但絕食的同志們都靜靜地躺在床上,為了勝利,忍受著飢餓和疾病的拆磨。到了第七天,敵人終於提出派代表進行談判,絕食鬥爭取得初步勝利。黨支部書記薄一波代表全體絕食同志與敵人談判。經過激烈的鬥爭,迫使敵人同意了六條要求,終於取得了絕食的徹底勝利。董天知經過獄中難友們的精心護理,他的病情慢慢好轉。

經過反“審查”和絕食鬥爭,同志們的鬥志更加旺盛,獄中黨支部提出,不僅要把監獄作為對敵鬥爭的戰場,而且還要把監獄變成學習馬列主義的學校。於是,在獄中成立了學習委員會,由楊獻珍負責。學委會制定了學習計畫、學習紀律和學習內容,並辦了《紅十月》等刊物,互相交流學習經驗和體會,《紅十月》常有董天知的文章刊載。

1936年,日軍侵占華北。為使獄中的同志不落入日寇之手,中共中央北方局準備營救獄中的同志們。北方局通過北平地下黨員孔祥禎和獄中同志取得聯繫,向獄中的同志轉去中央準備營救的意見。當獄中黨支部收到第一封信時,擔心是敵人設的圈套,決定不予執行。過了幾個月,見獄中沒有動靜,北方局又給獄中黨支部寫了第二封信,信中寫道:“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不見你們動靜。現在作如下指示:第一,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華北,平津危在旦夕。第二,你們在獄中所進行的各種鬥爭都是正確的,是有成績的,也是黨所需要的,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第三,你們的許多同志進行反對敵人的“反省政策”的鬥爭已有五年多了,堅決拒絕了敵人的出獄條件,你們做得很對。第四,對這次黨組織營救出獄為黨工作的共產黨員,中央在政治上,組織上完全負責”。獄中黨支部判定這確實是中央的指示,就於1936年9月14日集體出獄,結束了五年之久的鐵窗生活。

董天知出獄後,同薄一波、韓均、周中英、楊獻珍四位同志一起被黨中央分配到山西太原發動民眾,開展抗日工作。他們到了太原後,繼續發展黨與山西統治者閻錫山的統一戰線關係,以“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又稱“山西新軍”)等合法民眾團體和武裝組織的名義進行工作。“犧盟會”名義上閻錫山是會長,但實際由共產黨領導。“犧盟會”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改組,會長還是閻錫山,由共產黨員薄一波主持“犧盟會”的全面工作,董天知任“犧盟會”中心區負責人。改組後的“犧盟會”,從總部到各級領導絕大多數是共產黨員,他們在中共北方局、山西省委以及當地黨委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董天知和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到太原附近的工礦區、部隊、學校建立和擴大“犧盟會”組織。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山西的救亡運動蓬勃發展。為了慰勞前線的抗日部隊,山西“犧盟會”組織了前方慰問團,董天知任團長。董天知率慰問團從太原長途撥涉來到抗日前線寶山,對二十九路軍的全體官兵進行慰問。前線的官兵激動地說:“感謝慰問團的同志們,你們不辭勞苦和不怕危險來到抗日前線對我們進行慰問,還帶來那么多的慰問品,真是對我們莫大的支持,我們在前方一定要打好仗,不辜負後方對我們的支援。”

1937年9月,日寇侵占雁門關、平型關後,大舉沿同蒲線向太原進犯,閻錫山在太原失陷後潰不成軍。閻為了保住自己的地盤,繼抗敵決死一總隊、二總隊之後,成立了由原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第十團改編而成的山西青年抗敵第三總隊。三總隊大部分是進步青年,其中少數是共產黨員,隊長由原教導十團團長李冠軍擔任,戎子和任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後山西省委派楊獻珍到總隊工作。經楊獻珍和戎子和提議,報請山西省委批准,由董天知擔任政治部主任,這樣一來,加強了總隊的政治工作力量,形成了黨的領導核心。

後來總隊長李冠軍叛變時,由於董天知和戎子和採取緊急措施,終於使叛變者自斃,部隊安然無恙。到了1937年底,抗敵三總隊又發展為七、八兩個總隊,又將駐運城國民兵軍官教導團改編為第九總隊。後來三個總隊組成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第三縱隊。董天知為三縱隊政治部主任。

在三縱隊黨委領導下,董天知不斷率部隊打擊日本侵略者。特別是古羅、沁水、秦崗三次硬仗後,日軍已嘗到決死第三縱隊的厲害。因此,對第三縱隊的將領懷恨在心。到處揚言“誰能抓住董天知,賞大洋兩萬元”。董天知卻漠然處之,毫不畏懼。他曾不止一次地說:“為了抗日救國,為了民族解放,死也值得。”

1938年2月,晉西重鎮臨汾失守,閻錫山被嚇破了膽,倉皇出逃。只有決死第三縱隊堅守抗戰陣地。在決死第三縱隊行至洪洞、古羅一帶時,與敵遭遇。經一天一夜的激戰,因敵眾我寡,第三縱隊退至浮山縣境。到浮山時,遇到八路軍總司令部的周桓。周桓告訴戎子和、董天知,朱德總司令已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東路軍總司令,將決死第三縱隊歸屬朱總司令指揮,並指示:“不要正面頂住打、硬打,要從兩旁側擊。阻止敵人前進”。董天知感到萬分高興。遵照黨中央和朱總司令的指示,改變了戰術,只打山地戰和分散的游擊戰,不打大的、集中的陣地戰,取得了輝煌的戰果。

決死第三縱隊在戰鬥中不斷發展壯大,已有六個團的兵力,是一支很有戰鬥力的抗日隊伍。1938年2月底,日軍侵占臨汾後,閻錫山逃到陝西宜川秋林鎮,他為準備投降日本在此召開了臭名昭著的“秋林會議”。薄一波、戎子和代表決死隊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與閻錫山投降日本的醜惡行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閻錫山為了控制決死縱隊,把軍政幹部抽到秋林受訓,以達到投降的目的。

在形勢逆轉的嚴重情況下,為了堅定軍心,董天知除了到縱隊直屬機關大力宣傳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決死縱隊阻擊日寇進攻和反掃蕩的大好形勢外,還深入學校、連隊進行演講。當他講到大好的形勢時,英俊的臉上露出喜悅的笑容;說到閻錫山陰謀策劃妥協投降,反共反人民的“秋林會議”時,他的濃眉緊縮,大大的眼睛放射出氣憤的怒光。他在演講的最後提醒大家:“我們既要堅持抗日救國的原則,又要搞好統一戰線。但還要注意蔣、閻中的頑固派搞投降、搞分裂、搞磨擦的罪惡手段,我們對頑固派的收買拉攏、造謠生事、挑撥離間,一反對、二不怕、三揭露。閻最近派來大批晉綏軍軍官,他們施展金錢、名譽、地位進行利誘,大家要提高警惕,切勿上當受騙!”他的演講不斷引起陣陣的掌聲和口號聲。

1939年12月,閻錫山蓄謀已久的“十二月事變”終於爆發了。第七總隊、第八總隊先後叛變,他們大肆暗殺共產黨人和軍政領導幹部。第一九七旅、獨八旅和陳長捷軍隊包圍了第三縱隊。在這危急時該,董天知率領決死第三縱隊衝出重圍,在轉移到高平陳梁八路軍三四四旅旅部駐地時,正值彭德懷副總司令在此視察工作。彭德懷聽了匯報後,讚揚了董天知等在反逆流鬥爭中表現出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革命精神。

“十二月事變”後,根據戰爭的需要,將游擊十團改稱決死第三縱第九團,保全第九團和第十一團編為決死三縱第七團,原第三十二團改為第八團,成立了新的決死第三縱隊,戎子和任司令員,李漢光任副司令,董天知任政治委員,車敏樵任政治部主任,高體乾任參謀長,編入八路軍一二九師序列。

1940年秋,為了打擊敵人的分割、封鎖根據地的陰謀,殲滅和牽制敵人大量兵力,遏止國民黨頑固派妥協投降的逆流,堅定全國人民堅持抗戰的決心,從8月20日開始,八路軍發動了馳名中外的百團大戰。8月10日,決死第三縱隊接到參加百團大戰的命令。具體任務是拔掉潞城、黃碾、微子鎮三個據點,對潞城、長治實行大規模的破擊。接受任務後,董天知和戎子和等領導同志立即研究作戰計畫,決定由第七團攻打微子鎮第八團、第九團先打潞城。部署完畢後,董天知就率部隊出發,經過一夜的行軍,到達路城縣北王郭莊。剛駐下,參謀和保衛科長對參謀長高體乾說:“離前線太近,太危險”。但董天知卻搶先說:“不要緊,離前線近,便於指揮。”

王郭莊離潞城縣城30里,距微子鎮40里。它四面環山,地形複雜,是潞城縣抗日根據地的大門,這裡進可襲擊潞城、黃碾、微子鎮據點三敵,退可憑藉有利地形固守,自古以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大部隊到王郭莊後,就被日軍密探發現。晚11點,敵人便糾集黃碾、微子鎮、潞城三處的兵力分三路將王郭莊包圍,並占領了王郭莊各個山頭的有利地形。

20日凌晨,王郭莊村西石坪嶺打起了照明彈,這是警戒部隊報告發現敵情的信號,董天知明白敵人已將第三縱隊包圍。在情況萬分危急的時刻,董天知立即決定帶一個警衛排阻擊敵人,掩護大部隊突圍。這時南山、東山、北山槍聲四起。董天知帶領28名警衛戰士向村西石坪嶺的岩腦窪奪取有利地形,並把敵人的全部火力吸引過來。董天知在敵人強烈炮火之下,鎮靜自若,沉著指揮,28名警衛戰士英勇頑強、奮力拚搏,在四個小時的戰鬥中打退敵人七倍於我的一次次衝鋒,打死敵人90餘名,順利地完成了掩護大部隊突圍的任務。可是在董天知最後突圍時,他的左臂中彈,但仍堅持的指揮。不料,在與敵人拼殺的時候,董天知頭和胸部又連中三彈,他倒在了血泊中。董天知壯烈殉國,年僅29歲。

“英氣橫貫比干嶺,壯志常懷鴨綠江”這是原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楊尚昆在董天知犧牲後為其書寫的輓聯。全國解放後,人民政府將董天知烈士的忠骨由山西平順移葬到邯鄲晉冀魯豫烈士陵園。

革命歷程

董天知(1911—1940),原名董亮(一說董大文),曾名董旭生。董天知並不是他的本名,關於“天知”名字的來源,據說革命時期,他曾被捕入獄,敵人問他:“叫什麼名字?”他說“天知地知你不知我知”,出獄後,大家都叫他“董天知”了。河南省滎陽城關人,一說1912年農曆三月初三出生,中共黨員,抗日戰爭時期任山西犧盟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三縱隊政治委員。

董天知的父親董鈞是一位教書先生,仗義疏財,創辦學校,在當地頗有名望。董天知姐弟5人,他排行老二。6歲入滎陽私立煦新國小讀書,成績優異。1926年,高小畢業考入本縣國中,因家中困難一度輟學,在親友的幫助下,1927年,董天知考入開封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此期間,結識了共產黨早期革命家、農民運動領袖彭湃(彭湃也曾在董天知老家隱居避難)。他開始接受到共產主義思想。因在學生中宣傳先進思想,積極參加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的罷課、遊行活動,終被學校開除。1929年5月,他選擇離開河南前往北平,不久考入了宏達學院。當年夏天,董天知在宏達學院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互濟會”,並先後擔任了學院的團支部委員等職務,並參加河北省左聯、互濟會、反帝大同盟的活動。他刻苦攻讀,追求進步,積極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鏖爾讀書會(一說1930年夏,董天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任北平團市委組織幹事兼兒童局書記,他和同志們創辦了《女孩子》雜誌,進行革命宣傳,擴大共產黨的影響,把不少窮苦的孩子團結在了團組織的周圍。1931年6月,董天知調至河北省委工作,1931年7月31日,在北平西城區一個秘密機關開會,因叛徒告密,董天知與薄一波等同志一起被北平憲兵司令部逮捕,關押“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敵人施盡了種種酷刑。在政治誘降和死刑威脅面前,他始終大義凜然,忠貞不屈。獄中黨支部根據他的表現,於1932年批准他轉入中國共產黨(入黨時間有說1930年,有說1937年)。1934年冬,獄中政治犯50餘人,為要求下鐐、看報,舉行絕食鬥爭。組織上考慮到董天知長期臥病不起,身體虛弱,決定不讓他參加。他堅定表示,“個人生命事小,政治影響事大。”毅然參加絕食鬥爭。到鬥爭取得勝利時,董天知已是奄奄一息了。

1936年8月,董天知在獄中與敵人鬥爭五年後,經黨組織營救出獄(這裡所指的就是有名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又稱“三六大案”,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起冤假錯案。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卅一日~九月二日《華北日報》第二版有“董旭天” (即董天知)的大名。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給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徹底平反。該檔案給61人案履行自首出獄定性為“這是組織上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採取的特殊措施。現在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去重新審議當時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即使認為這個指示有什麼不妥,那末,責任也只在於指示者,而不應歸咎於指示的執行者” 。“在這批黨員中,有人被捕後,在入反省院以前敵人審訊時,有自首變節行為,或有其他政治錯誤,對這種人,應根據其問題的性質和情節輕重,另作結論。至於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說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數人不是根據中央和北方局指示而是自願發表反共啟事出獄的,對這種人,應當加以鑑別,另作結論”。實際上中共歷史上允許被捕的黨員發表反共啟示、履行自首手續出獄,僅此一次)。

1936年10月,董天知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往山西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參與領導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和建立山西新軍的工作。董天知通過“犧盟會”協助薄一波創辦了“犧盟特派員訓練班”、“村政協助員訓練班”及“軍政訓練班”等,為建立山西新軍奠定了基礎。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董天知曾回到滎陽。在故鄉,他毅然拒絕了家中為他操辦婚事的安排,只住了幾天,便又返回抗日前線——太原。1937年9月,在犧盟會第一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和抗日救亡先鋒總隊總隊長,即山西青年抗敵先鋒隊總隊長(青抗先),在他的領導和努力下,“青抗先”成為了山西抗日鬥爭的中堅。還擔任犧盟會主辦的軍政訓練政治工作員。曾率山西各界慰問團到華北前線慰問抗日的第29軍將士。

1938年2月,山西新軍相繼成立了決死三、四縱隊(旅級建制),與之前成立的決死一、二縱隊一道,被正式授予部隊番號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一、二、三、四旅,統稱“決死縱隊”。董天知任山西抗敵決死第3總隊政治主任、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第三縱隊政治部主任兼縱隊黨委書記(不公開,後任政治委員)、山西第5行政區保全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粉碎了反動軍官李冠軍策動的軍事叛亂。半年時間內,決死第三縱隊“大小經過150戰,先後擊潰敵人3萬餘人,斃敵2000餘人”。 1938年,日軍攻戰山西臨汾,閻錫山率部倉皇逃走,董天知率領“決死隊”轉入浮山一帶開展抗日游擊戰爭,沉重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日本人揚言“誰能抓住董天知,賞兩萬大洋”,但終未如願。決死第三縱隊人員不斷壯大,達到了6個團、6000多人。到1939年夏,山西新軍發展為9個師旅單位,50多個團,約7萬人,超過了當時閻錫山晉綏軍的總人數。1939年,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閻錫山在山西製造了“十二月事變”(亦稱“晉西事變”),經過調整,決死隊第3縱隊仍保留原番號並和原游擊第10團重新合編為1個旅,董天知任政治委員,1940年3月(一說1939年底),董天知領導“決死隊”正式編入八路軍一二九師序列。1940年5月,該縱隊從晉城北返,進駐武鄉縣大有村一帶休整,所屬部隊決七、八、九團在武鄉一帶活動。他才智過人,作風深入細緻,受到抗日軍民的好評。同時,為把新軍建設成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在他的倡導下,滎陽的親人及朋友董少芳、歐陽、李清順等同志赴山西參加革命工作。

1940年8月20日(一說8月21日),董天知奉命率部參加第十八集團軍對日寇發動的“百團大戰”, 決死第三縱隊的具體任務就是破壞白晉線南段交通,拔掉潞城、黃碾、微子鎮3個日軍據點,配合八路軍開展破擊戰,粉碎日軍的增援計畫。。

由於漢奸、密探告密,董天知和部隊被三百多名日偽軍包圍在潞城王郭莊(“王郭莊村”原稱“王家莊村”,一說王村),為掩護部隊突圍,他僅帶28名警衛戰士吸引日偽軍,在二、三小時激戰中,打死打傷日偽軍90多名。當完成掩護,準備撒離時,日偽軍重兵壓來。敵眾我寡,董天知不幸身中四彈與28名警衛戰士犧牲于山西潞城市合室鄉王郭莊村崖垴凹山石坪嶺(“合室鄉”當地念“ge室鄉”,一說雲崖山西平嶺、一說西砰嶺、一說石平嶺),時年29歲。

日偽軍撤走後,太行革命根據地軍民在黎城縣黎侯鎮下桂花村(黎城縣城西2公里處)為董天知烈士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犧盟總會在悼詞中稱他“是最優秀的犧盟領導者,是最優秀的青年模範,是最優秀的青年軍事幹部”。 戰士和幹部痛惜地說:“失掉一個賢明的領導者”、“失掉舵師,失掉了褓姆”。 在當地,廣泛流傳著紀念董天知的山西民謠:“同志們要記清,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的炮火中,在太行失去一盞明路燈,董政治委員為求解放而犧牲,哎呀呀,董政治委員為解放而犧牲!莫悲痛,莫傷情,只要為偶們學習董政治委員的英勇精神,哪怕它荊棘滿地路難行,一齊向前沖,衝破黑暗爭光明”。還流傳著一首《追悼董天知之歌》:“天空中隕落一顆巨星,好像行路者失去了明燈。 啊!在偉大的百團大戰中你英勇犧牲, 我們不用眼淚去追悼你的英魂。要繼承你的遺志,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看吧!無數的人踏著你的血跡前進,勝利之花將開放在你的墓頂”。時任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秘書長楊獻珍在1940年9月25日的《新華日報》上撰文悼念董天知將軍,贊其革命一生:“天知同志是一個優秀的布爾什維克,是新時代、新中國的典範,天知同志的犧牲,是中華民族和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1985年7月20日,楊獻珍同志又為董天知烈士題詞:“董天知同志對中國共產黨是忠誠的,對中國革命是堅定的。這是同志們對他的一般評價。天知同志可以安息矣”。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楊尚昆題寫輓聯“英氣橫貫比干嶺,壯志常存鴨綠江”(據:《黎城縣八年抗戰大事記》、2012年《黨史文匯》等資料)。人們懷著極度悲痛的心情把董天知和與他一起遇難的戰士們埋葬在王郭莊村北,並立碑紀念(一說董天知犧牲後,靈柩暫安放於一個山洞裡)。
後來,決死三縱隊和晉東南第五專署,又將英雄的遺體移葬在平順縣陽高鄉南莊村。後又遷葬於邯鄲市晉冀魯豫烈士陵園。新中國成立後,國家追認董天知為將軍。1959年11月25日,長治市人民法院在潞城組織刑事法院,公開審判殺害董天知將軍的兇手。

董天知在短暫的革命生涯中,為抗日鬥爭做了大量的工作,做為一個軍事高級領導幹部,他能捨身掩護戰士而流盡最後一滴血,實屬難能可貴。董天知的英名永垂青史,永遠值得人們懷念。

人物評價

1940年,八路軍總部發動了馳名中外的“百團大戰”,決死第三縱隊的具體任務就是破壞白晉線南段交通,拔掉潞城、黃碾、微子鎮3個日軍據點。

8月20日凌晨,董天知帶領部隊到達潞城縣城北王郭莊,被漢奸出賣,敵人糾集日偽軍200多人包圍王郭莊。為掩護大部隊轉移,董天知親率警衛排阻擊敵人,身重7彈,和28名警衛戰士全部英勇犧牲。

董天知犧牲後,靈柩暫安放於一個山洞裡,不久移靈於太行山平順縣侯壁村北,再次進行了安葬。

陳萬卿曾專程去董天知犧牲和安葬的地方考察,他說,董天知的紀念碑是當地老百姓自發鑿建的一個6米多高的石碑。

一位參加過董天知葬禮的老人回憶說,當時老百姓自發捐了100多擔小米,才修好的,一天幾十個人只能挪動四五米。

在當地,廣泛流傳著紀念董天知的“山西民謠”:同志們要記清,一九四零年八月二十日的炮火中,在太行失去一盞明路燈,董政治委員為求解放而犧牲,哎呀呀,董政治委員為解放而犧牲!莫悲痛,莫傷情,只要為偶們學習董政治委員的英勇精神,哪怕它荊棘滿地路難行,一齊向前沖,衝破黑暗爭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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