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縣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聖彼得教堂牧師，後在馮玉祥部任秘書兼英文教師，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和聯絡工作。1930年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後通過張學良的幫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蘇聯。受宋慶齡之託，護送斯諾、馬海德去延安。被稱為“紅色牧師”。
董健吾1891年出生在上海青浦一個基督教世家。前清時，外國牧師到青浦傳教，就借居董家。他的曾祖母很早就加入基督教，家人受其影響，也先後人教，到董健吾已是第四代教徒了。董健吾少年時代便考入蘇州基督教會創辦的桃花塢中學並且入了教。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聖公會創辦的聖約翰大學，專攻神學。與他同學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顧維鈞等。受“五四運動”影響，他愛國主義思想迅速發展，傾向進步。“五卅慘案”期間，他帶頭在聖約翰大學降下美國旗，升起中國旗。這樣，他與本來非常賞識他的美籍校長卜舫濟決裂，被開除學籍。
離校後，他在上海聖彼得教堂擔任牧師。
紅色牧師
1928年，在劉伯堅和浦化人的介紹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共產黨，從事情報工作。1930年底，他創辦了名義上是基督教“互濟會”出面，而實際是由宋慶齡資助和他賣田產籌款的由地下黨領導的大同幼稚園。該園專門收養中共烈士和領導人的子女，毛澤東的3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就是由他收養照顧的，以後又由他通過張學良送到蘇聯。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訪問陝北根據地，也是通過董健吾聯絡、護送才得以成行的。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提到的王牧師就是他。
解放後
解放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為上海肅清基督教維護共黨統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揚事件”牽連，董健吾被逮捕關押了一年多，這時，他為了生存才亮出自己的真實身份：偉大的共產黨員！
潛伏的好深，為了黨的事業董健吾可謂是深入虎穴，肝腦塗地。
1960年，斯諾訪華時見到毛澤東提出想見“王牧師”。中央再次調查才搞清“王牧師”就是董健吾，同意見面。可惜斯諾等不及，錯失了見面的機會。不過這使董健吾處境出現轉機。年底，毛主席、周總理要陳賡到上海以中央的名義安排董健吾工作。當時毛澤東對陳賡說：“我總算才明白，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護送斯諾的‘王牧師’，也就是撫養我的三個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黨內一怪。黨內有兩個怪人，一個做過和尚(許世友)，一個當過牧師，都邀請他們出山。”1961年陳賡會見了董健吾，並把董的情況向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作了介紹，董的境況才有所改善。1962年6月，經柯慶施批示，董健吾被安排為參事室參事。
文革
“文革”開始，董健吾在參事室參加運動。他與另一個參事蔣鐵如被推舉為所謂的“造反”組織的頭頭。本來這在當時是人們最流行的“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幹革命”的“革命行動”，可是董的此舉卻被造反派稱為“妄圖搞資本主義復辟”。在隨後開展的“一鎮三反”運動中，在所謂的“揭蓋子”的鬥爭中，對他採取了背靠背的揭發批判。之所以“背靠背揭發批判”而沒有揪出來批鬥，是因為“董在歷史上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乾過革命也乾過反革命”，所以採取“對其罪行嚴肅批判，對其本人基本保護”的政策。當然，更深一層原因不便透露和說明，他畢竟救護過毛澤東的兒子，儘管也有人誣衊他對毛的兒子曾施以拳打腳踢和餓飯。
死亡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東方紅醫院(即瑞金醫院)開過刀。3月19日，他又因為胃出血住進第一人民醫院。據有關部門的報告，他“經近二十天的治療，病情不見好轉，神志有時不清”，可是當時只是“在不動手術條件下，採取治療措施”。而且還認為他“行將就木，如此對待，亦屬寬大了”。
7月，“經腫瘤醫院診斷為胃癌後，曾在第一人民醫院、東方紅醫院住院治療”。到了12月4日，董健吾的病情加劇，據當時有關報告說，他“又入東方紅醫院搶救，據該院醫生講，董全身靜脈已起變化，注射器刺不進血管，只得將董的大隱靜脈切開進行輸血(已輸血600CC)。但該院忽於本月16日(此有誤，疑為6日)動員董回家，現經聯繫又送進東方紅醫院。董是胃癌後期，只能以藥物苟延殘喘”。
在當時醫院為什麼不搶救董健吾，反而要動員他“回家”，後來又送回醫院?原來1970年10月，“美國友好人士”斯諾多次請求來華被批准，他在等待毛澤東的接見期間，又想起了當年的老朋友董健吾，提出要會見他。毛主席的客人有要求，當然不能怠慢，董健吾病重卻被“動員回家”，這在斯諾面前太難堪，所以趕緊又把他“送進東方紅醫院”。遺憾的是，沒等斯諾到上海，董健吾就去世了。
遺言
在病榻前，董健吾堅定地說：“ 知我罪我，自有公論。”
定性
1970年12月12日，一個長期戰鬥在秘密戰線上，並且作出卓越的歷史性貢獻的優秀共產黨員，就這樣黯然謝世了。
1978年9月，李維漢親自證明董健吾的革命經歷。1979年上海市委統戰部舉行董健吾追悼會和骨灰安放儀式，中央領導李維漢、上海市委有關部門領導韓仰山、張蘇平以及趙朴初先生都送了花圈表示哀悼和紀念。
董健吾算是死也瞑目，享受哀榮了。
基督愛世人；奉獻自己為世人贖罪。
董健吾牧師，
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一個偉大的人。
人物軼事
董健吾智送岸英岸青去蘇聯
1936年三四月間，董健吾去西安會見斯諾。在逗留期間，張學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每次去，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都十分熱情，設家宴款待，還一同打麻將。
張學良夫婦十分喜愛收藏古玩，有一次，董健吾見趙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壞了幾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連飯也吃不下。董健吾心中暗想，若有機會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為禮物送給他們，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謝張學良將軍借用專機和盛情款待。不久，董健吾便在西安城裡找到一位過去與“松柏齋”有過生意往來的朋友，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鍍釉彩瓷，色質細膩、人物各異、栩栩如生、十分精緻，確屬明代珍品。董健吾與這位朋友促膝長談，終於感動了他，將這套瓷器低價買下送給了趙四小姐。張學良夫婦見後愛不釋手，一定要贈以重金，但他堅持分文不收。
後來，董健吾要回上海，張學良設家宴為他餞行。席間，張學良問董健吾對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說：“你能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上作出貢獻，我願足矣！”張點頭稱是，但張還是不肯罷休，一定要董健吾說出他私人有啥要求。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原來仍是為答謝贈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辭，張學良還是執意不允。正在這時，董健吾突然想起寄養在自己家裡的岸英、岸青生活那么苦，又不能上學，長此下去總不好。便說：“我有三個孩子，兩個是歸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果張將軍能送他們出國赴蘇聯讀書，那么將來學成回國也可為國家出力。”張學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應允。
當時，董健吾對此並不存奢望。不料回上海不到兩個月，張學良也到了上海。張給董健吾打電話說：他這次來上海除有公事外，還要了卻一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的諾言，約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去哥倫比亞路(現番禺路)的一家法國酒吧見面。董健吾聽罷甚感突然，此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決定，便馬上向上海黨組織作了匯報，組織上隨即同意岸英、岸青、壽琪三個孩子赴蘇。見面後，張學良說：“現在有我的部下李杜將軍等人要經過法國進入蘇聯，而後繞道至中蘇邊界，準備組織在那裡的東北抗日義勇軍回國抗日。乘這個機會，我決定履行在西安時對你的諾言，讓他們帶你的三個孩子出國到蘇聯。”張學良又隨手交給董健吾一張10萬法郎的支票，並要他立即與李杜聯繫，作好孩子出國的準備。隨後，董健吾和同去的地下黨負責人老李就登上張將軍的汽車，由張駕車把他倆送到法國公園門口下車。時間大約在1936年5月間。
沒過幾天，董健吾同李杜接上了關係。岸英、岸青、壽琪很快就被轉移到法租界寶建路 (今寶慶路)李杜將軍的住所。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華，以商人身份通過多種渠道辦理了出國護照，帶著三個孩子登上一艘豪華的法國郵船前往法國馬賽，在那裡乘火車到達巴黎。在巴黎等了半年，當時蘇聯對入境控制極嚴，除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外，其餘均不準入境。於是其餘人返回上海。
岸青給董健吾的次子寫過一封信：
壽琪兄： 知道你這個分別16年(應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裡真有說不出的高興。又知道你已經參加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樣會高興的。回想起我們在上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蒙董伯伯和你們全家對我們的照顧，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懷，並且十分感激的。與你在巴黎一別，我和岸英去蘇聯後，就進入國際教養院讀書，後來岸英進大學，我中學末畢業。在蘇聯10多年生活過得還是好的，回國以後連中國字都不大會寫，現在慢慢在學。岸英回國後就進入勞動大學。在黨的培養教育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要解放全中國，還要解放全人類，只有把自己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才會有個人的前途。我學馬列著作學得不好，你在上海學習和工作的條件比較好，希望努辦學點馬列著作，提高階級覺悟，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寫下這點與你共勉之。希望你常給來信。此祝近好! 弟岸青草上 195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