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述
大江健三郎運用極其豐富的想像力，通過小說主人公鷹四反對日美安全條約受挫後到了美國，又回到自己的家鄉，離群索居在覆蓋著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領導農民暴動的辦法，組織了一支足球隊，鼓動“現代的暴動”的故事，巧妙地將現實與虛構，現在與過去，城市與山村，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交織在一起，與畸形兒、暴動、通姦、亂倫和自殺交織在一起，描畫出一幅幅離奇多采的畫面，以探索人類如何走出那片象徵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諾貝爾文學獎評審會認為它“集知識、熱情、野心、態度於一爐，深刻地發掘了亂世之中人與人的關係。”作者簡介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排行第三。20歲開始發表作品並獲獎，1957年發表小說，成為“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川端康成稱讚這篇小說顯露了作者“異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正式登上文壇。其重要作品有：<飼育>獲第39屆“芥川文學獎”，<性的人>，<個人的體驗>獲新潮文學獎，<廣島札記>，，<燃燒的綠樹>獲義大利蒙特羅文學獎等。1994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目錄
01 死者引導我們02 闔家再會
03 森林的力量
04 看到的和可以看到的一切的“有”，無一不過是夢幻罷了
05 超級市場的天皇
06 一百年以後的足球賽
07 誦經舞的復興
08 說出真相吧
09 放逐者的自由
10 想像力的暴動
11 蒼蠅的力量。
12 在絕望之中死去。
13 復 審
故事梗概
在東京住的根所蜜三郎是位二十七歲的青年，他靠翻譯為生。他的妻子生了個白痴兒子後，怕再生傻孩子，不願同他同房。不久，她患酒精中毒症。蜜三郎的弟弟鷹四在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鬥爭中受挫後，便到美國去了。鷹四在美國感到沉淪不安，為了尋根又突然回到日本，同蜜三郎回到山區老家，想把倉庫賣給朝鮮人的超級市場，並尋找萬延元年農民起義的首領、爺爺的弟弟、二祖父的下落。農民起義時，爺爺是村長，二祖父同他對抗，被他殺害了。鷹四為了掌握村裡的青年人，用賣倉庫的錢組織了一個足球隊。蜜三郎看出鷹四有難言之苦，並且身上有暴力犯罪的因素。鷹四計畫組織搶掠失敗。他坦白了自己曾使白痴妹妹懷孕被逼自殺的事後，用獵槍自殺了。蜜三郎同妻子商定把白痴兒子接回來，並收養鷹四的孩子。萬延元年解釋
萬延元年與1860年是一致的，或者說是基本是一致的；這是因為萬延元年起始於1860年3月18日，而同年3月3日之前的年號則為安政七年。由於當時的幕府迫於堅船利炮的威脅，與1854年與美國簽署了 《日美親善條約》，接著在沒有得到天皇赦許的情況下，幕府大老伊井直弼與1858年又於美國簽署了包括治外法權等不平等條約在內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由此引發了反對派在“尊王攘夷”的口號下掀起倒幕運動，最終於安政七年刺殺了伊井直弼，安政年號至此結束，直到15天后改為萬延元年。這個事件導致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大瀨暴動也發生在這一年。而此前的1823年，英格蘭小鎮格比公學的貴族子弟W.W.埃利斯在遊戲中違反約定俗成的規定，把一種原本用腳踢的叫做 Football的皮球抱到懷裡直接沖入對方的球門，其他學生便爭相模仿，為了便於抱持，甚至讓皮匠把原本圓形的球改制成兩頭尖尖的橄欖形皮球，這就是橄欖球最初的雛形。為了區分其中經緯，1863年全英足球協會成立確定只以腿腳傳帶的球為足球，稍後於1871年成立的橄欖球協會，則將原先的Football確定為橄欖球。也就是說，在1860年這個時間點上，Football既是可以只用腳踢的皮球，也是便於用手抱持的橄欖形皮球，如同1860年既是安政七年也是萬延元年，日本既打算消極開國又準備積極閉關一樣。
相關評價
1994年10月13日，瑞典科學院宣布大江健三郎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此後，為其摘去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之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成為了文學研究界關注的焦點。從1995年至今，11年間共發表了各類關於大江健三郎《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研究論文20餘篇，這些成果主要從作品的精神內涵、人物形象、藝術成就、問題特點以及與其他作家作品的比較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作品精神內涵方面
森林意識“‘森林峽谷’作為大江健三郎自己少年生活的故鄉，是大江反映現代社會生活的支點”，而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作者也一直延續了這種創作意識。這一點，在研究學界一直引起了大家的關注並達成了共識。
在這方面有涉及的首先要提到的是何乃英的論文《大江健三郎創作意識論》中，作者指出：大江小說創作的主導意識中，“森林——烏托邦意識”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就表現了作者的烏托邦思想和森林意識。另外，曹巍的論文《尋找失落的家園——大江健三郎“烏托邦--森林意識”小說的主題研究》也認為，大江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這部“烏托邦--森林意識”代表性小說展現了人類的生存危機。許延的論文《文學要尋求光明——大江健三郎小說探魅》中指出，《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是大江的代表作，在這部小說里“森林”成為主人公“新生”與精神回歸的場所。
杜雋在論文《大江健三郎與〈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從大江的生活經歷與體驗出發指出：“森林”常常是作為大江作品人物的再生之地而出現的。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森林”不再是一個寧靜的和睦的烏托邦，而是一個充滿了暴力、通姦、亂倫和仇殺的孽海。蜜三郎與鷹四郎從山村來到現代大都市，當他們正陷入無路的精神危機中時，他們從城市返回故鄉的森林山谷，反映了人們對現代化的懷疑和要求回歸自然的反現代傾向，然而，現代的森林山村已遭到了現代化生活的衝擊，往日的和諧平等不復存在。蜜三郎與鷹四郎企圖在故鄉森林山村尋找心靈寄託的願望也成了泡影。
邊緣意識
大江健三郎曾說“促使我創作這部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最大動機即是我漸次意識道德與以東京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多的地方文化，亦即‘邊緣文化’”這一觀點的提出在學界研究《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時也成為了論析的關鍵符碼，有部分論文是圍繞作品的邊緣意識展開的，而另外一些解讀性論文中也對其有相關的論述。
首先要提及的是周文斑的論文《為“邊緣靈魂”吶喊——，〈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解讀》。作者從“我”的角色定位，邊緣意識，形象意義三個方面說明 ：“我”（蜜三郎）充分體現了大江文學的“邊緣意識”，“我”就是大江“邊緣人群落”中的典型。並且作者還總結出“大江表現邊緣人，關懷邊緣人，是為了在主流社會中傳播一下邊緣人的聲音，為邊緣靈魂吶喊，讓人們對既定社會秩序多一份理性考問”。其後作者又以設問自答得方式總結出《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思想內涵是表現邊緣文化與日本中央權利的對抗，警示人們對固有道德觀念進行複審。
羅帆在論文《邊緣人生存境遇及形態表現——大江文學邊緣化姿態描寫》中，以《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的主人公為例，闡述了 “邊緣人生存境遇及表現形態”中的兩個方面“疲憊與自我升華”，“自殺與自我超越”。作者指出，菜采嫂作為邊緣人之一，也屬於那種無法釋懷生命之沉重帶來的痛苦壓力，在焦慮中不得不以一種虛幻的方式（酗酒）來代替真實的自我。其後，作者以鷹四的自殺之路說明“在邊緣人的中心話語裡，自殺有時是他們信仰崩潰後的悖逆生命而不悖逆人格的自贖行為。
存在主義哲學方面
鄭志華的論文《〈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與存在主義哲學》中，作者從存在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因素出發並結合大江在大學期間接受的存在主義出發，總結出；既折射出西法部分文明睿智，又貼近日本傳統文化底色的大江的存在主義文學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得到了體現。其後作者又從⑴《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反映了世界是荒誕的，人生是痛苦的，⑵面對生存的孤獨、痛苦等危機，存在主義主張”字我“應通過自由選擇和創造性來確證自我的存在，賦予存在的意義，⑶《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體現了一種存在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複雜思想三個方面結合人物的命運、思想內涵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闡述，說明作品受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深遠。劉光宇在《大江健三郎小說與存在主義》中指出，《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代表性地體現了大江存在主義小說藝術，即“荒誕中蘊含著真實，離奇中寄託著合理”。
主題說
較早提及關於《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主題說的是喬桑的《以理論和思想作為支柱 關心政治社會問題和人類命運——評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作者指出：該作（《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以四國的山谷、森林為舞台，描寫兩對矛盾，即都市與鄉村的，歐洲與亞洲的文化在這個“舞台”上拼殺，作品集知識、熱情、夢、野心於爐，深刻反映了在混亂世界中人與人的關係。
王新新在《發自心底的無聲吶喊——大江健三郎〈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淺析》中，作者從《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的主人公蜜三郎和鷹四的人物命運和個性特點著手，闡述了他提出的“通過與不幸的抗爭突現的人的再生是《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獨特主題”這一重要論點。
歷史意識新論
與上述綜述的觀點不同的新發現和新見解當數王新新的論文《歷史意識的追究 文化批評的達成——再論大江健三郎〈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作者從《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整體結構和小說情節出發指出：《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的“歷史”是在與“現實”結合的過程中復活。其後又重點論述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的“歷史”的樣子，以及它如何被“現實”喚起的，並且率先提出了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評論中未曾留意的地方——“根所家的‘暴力’，都與‘亞洲’有關”，最後得出結論：《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側重的並不是關於事件的種種言說的細節，而是言說的多樣性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對被這種多樣性喚醒的‘歷史’的追究。《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是大江通過追究充滿“暴力”的日本近現代史對其進行文化批評的意識得以達成的標誌性作品。
人物形象
任何小說的主題都是通過故事和人物形象來體現和完成的，所以對《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人物形象的分析、理解、探究，也是對這部作品和大江小說創作研究中的重要方面。
論文題目明確表明是研究小說人物形象的只有龐希雲的《邁出泥坑的蜜三郎與走不出地獄的鷹四———〈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兩個人物》。正如論文題目所表示的，該論比較探討了大江小說《萬延元年足球隊》中的兩個男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和根所鷹四。文章認為蜜三郎和鷹四有著不同的苦悶，又都有著共同的開拓新生活的理想，但他們的人生觀不同，面對現實的態度不一樣，便演繹出不同的人生結局：鷹四不敢面對醜惡與骯髒的現實，不敢面對內心的齷齪。在極度的折磨和恐懼中，走上了自殺的絕路，獲得了從現實生存里的解脫，卻永遠也逃不出心靈的地獄；而蜜三郎勇敢地從洞穴中走了出來，作出了撫養殘疾兒子，等待並接納鷹四的嬰兒、到動物採集隊去做個翻譯負責人、開始一種新生活的人生選擇。文章認為大江通過蜜三郎和鷹四內心深處的矛盾鬥爭，以及後來的頓悟，表現了小說的主題：在荒誕的情境中，只有正視現實，積極奮鬥，才能超越生存的困境。
與上述龐希雲的觀點類似的還有楊春艷、湯繼華的論文《迴避與直面 悖逆與統一——解讀〈萬延元年足球隊〉》。該論以作品中處於困境中的兩位主人公之間的思想行為和個體性格結構中的悖逆與統一作為切入點，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我”（蜜三郎）的生命觀是悲觀虛無的，而鷹四對生命抱有樂觀積極的心態，同時，兩兄弟在悖逆之中也包含著共性，如他們都是善良人性的時代的叛逆者，都是人格分裂者，在他們的精神世界中都有迴避不敢面對之處。作者最後得出結論：作品通過對蜜三郎和鷹四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刻畫，展示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和他們內心的痛苦，目的是把“黑暗、混濁、悲慘的東西引到明處來”，幫助人們尋找從絕望中突圍的道路。
藝術成就和問題特點
在研究論文中，有很多對《萬延元年足球隊》的藝術成就、藝術特點等進行了分析和論述，在論述其他問題時也對這一重要的研究點進行了闡述和說明。首先要提及的重要論文是羅帆的《契約型敘事模式與故事深層語法結構———從〈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看大江文學再生原型文本結構模式》。文章運用敘事學原理，以《萬延元年足球隊》為例，解析了大江文學的再生原型文本敘事模式，和蘊涵在文本深層的語法結構，進而發掘出大江文學真正的意義內涵。
霍士富的論文《試析〈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藝術手法》則探討了“縮減模型”、“象徵性表現手法”以及“意識流”等手法在大江小說中的運用。文章認為，大江在小說中把4個故事地點（東京、美國、東京機場、四國森林）集中在一個四國森林的峽谷村莊，把100多年的時間跨度壓縮在幾天之內，這種“縮減模型”手法可以省略很多人物、過程和場景，抓住可以有力推動故事發展的關鍵，從而收到更好的藝術效果。文章認為大江在把現實引入小說的同時，也致力於非現實性的虛構，從而形成具有濃郁個人特色的象徵性表現手法。與此相關，大江在敘事手法上採用了意識流的手法，顯示出極強的張力。
胡志明的論文《“包含著分歧的重複”———從〈萬延元年足球隊〉看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文化內涵》探討了大江小說《萬延元年足球隊》的創作方法及其文化內涵。作者認為，大江在《萬延元年足球隊》這部小說中最早使用了“包含著分歧的重複”的小說方法，並且解釋了“包含著分歧的重複”這種概念的含義：“分歧”是對以東京為中心的主流文化和以四國為代表的邊緣文化之對抗關係的概括；“重複”則意味著兩種異質文化的碰撞與媾和。他還指出,大江在《萬延元年足球隊》中在三個不同層面上向我們演繹了“重複”的內在涵義：其一，城市中心文化與山村邊緣文化的“重複”；其二，歷史傳統文化與社會現代文化的“重複”；其三，個人選擇與民族文化的“重複”。
麥永雄在論文《論大江健三郎的敘事視角與空間化小說》中以《萬延元年足球隊》為例闡述了大江空間化小說的藝術表現技巧的一個要素——以空間整合時間，以共時消彌歷時。
在王琢的著作《想像力論——大江健三郎的小說方法》中，作者也以《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為例，提出在《萬延元年的足球隊》中，有三個交錯的時空在小說結構上起著互動的作用：首先是蜜三郎等主人公所賴以生存的“當代日本”，其次是曾祖父和他的弟弟所生活過的“萬延元年的日本”，再次是蜜三郎和妻子所要“開始新的生活”的“未來的日本”。作者最後得出結論：把百年的歷史與現實的時空加以置換，在想像力的層面上讓靈魂回歸烏托邦，這是《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對當時日本學界關於“現代性”問題討論的回應。正是想像力在這一大的文化語境中對百年間“靈魂---烏托邦”的顯現，《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才具有更為清醇的藝術魅力。
與莫言紅高粱系列小說的比較研究
關於大江健三郎與莫言文學之間的關係問題，是近年來學術界十分關注的新課題。在關於《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的研究中，就有幾篇與此相關的研究論文。論文題目中明確表明是關於《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比較研究的只有一篇論文，即沈小明的論文《萬延元年足球隊與紅高粱家族比較》，作者將大江的《萬延元年足球隊》與中國作家莫言的《紅高粱》系列小說作了比較。文章主要比較了三個方面：⑴小說共同的環境背景：無論是大江的森林峽谷還是莫言的紅高粱世界，無一不是偏遠、閉塞、落後、動盪；⑵小說共同的主題傾向：在描繪家族苦難的同時傾注了對人生和未來的追求；⑶小說共同的藝術氛圍：在追求真實、寫實的同時，又充滿神秘的神話色彩，富有象徵性和魔幻色彩。
其次，麥勇雄的論文《諾貝爾文學領域中的大江健三郎與莫言》中，作者以大江的《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和莫言的以“高密東北鄉”為中心背景的“紅高粱系列”和《豐乳肥臀》等主要作品為例，總結出“大江與莫言都分別在‘森林峽谷村莊’和‘高密東北鄉’為中心背景的小說里展示出了邊緣文化的野性、浪漫與瘋狂，展示出其生氣勃勃的豐富性和開放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