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1953年生。1986年被評 -百科知識中文網

個人履歷

1986年被評為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現任中國僑商聯合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僑聯副主席，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華生教授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三項重要變革（價格雙軌制、國資體制、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動者之一。

1984年9月在首屆全國中青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他因與同伴提出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並被國務院採納成名。 1985年中，以華生為首的研究團隊創造性地提出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建立國資管理體系，競聘企業經理人，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改革方案，在向國務院專題匯報後，在全國組織了試點，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

1998年2月，華生首次提出A股含權和股權分置改革問題，認為中國股市需要儘早糾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產權，用贖買流通權的辦法讓非流通股恢複流通。

2005年，中央決策啟動股權分置改革並取得成功。他多次在股市的頂部或底部發出市場轉折的信號，被廣泛認為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人物生活

1968年到蘇北淮安下鄉插隊務農，曾當過工人、車間主任；

1978年至1982年在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學習，獲學士學位；

1982年至198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財政系學習，獲碩士學位；

1984年9月，在浙江德清縣莫乾山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濟改革理論研討會上，當時仍在攻讀碩士學位的華生與同伴一起，在國內最早提出並系統論證了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思路，並作為會議代表之一向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張勁夫同志做了匯報，後被國務院採納，這項改革是對我國長期實行的計畫經濟體制的重要歷史性突破，華生因此一舉成名；

1985年開始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曾任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全國青聯委員，同時參加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後師從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獲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86年，時年33歲的華生被評為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同年，他又提出建立獨立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企業經理人實行競聘、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改革方案，並組織了在長春、武漢、南京、重慶等地的試點工作；1987年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1991年至1995年應聘在英國劍橋大學研究與任教，其間參與組建了我國駐英使館指導的留學人員科技企業；90年代中期回國出任原國家教委批准設立的牛津劍橋國際高科有限公司董事長；1998年2月，華生教授在我國權威經濟理論刊物《經濟研究》上發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權和股權分置改革問題，認為中國股市在表面繁榮背後存在日益增大的制度風險，需要儘早糾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產權，用贖買流通權的辦法讓非流通股恢複流通。2000年以後，華生兼任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2001年7月1日在股市接近最高點時發表《漫漫熊市的信號》一文，準確預見了長期熊市的來臨；2005年初，中央決策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後，《中國證券報》在股改的各個主要階段，先後五次以頭版通欄發表華生的長篇論文，成為推動股權分置改革權威的理論聲音；2005年5月10日，當股指即將逼近1000點時，華生教授發表《市場轉折的信號》一文，斷言熊市正在死亡，市場即將見底轉折；2006年5月10日，即股改一周年之際，又發表《迎接證券市場的新時代》一文，預告了股市新時代的到來；2007年4月26日，與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結婚；2007年5月10日，發表《市場過熱的信號》一文，批評過度樂觀情緒，預見了市場的長期調整。華生教授對中國證券市場的深入研究與準確預測，使他被廣泛地認為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2008年5月，中共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常委決定任命華生出任珠海分校校長，並於5月20日在珠海分校正式宣布人事變動決議，2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對外宣布人事變動。但五個月後的10月20日，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鍾秉林到珠海分校召開中層幹部會，宣布華生不再擔任珠海分校校長，由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陳光巨代理珠海分校校長，全面主持分校工作。

主要貢獻

華生教授是影響我國經濟改革進程的三項重要變革（價格雙軌制、國資體制、股權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和推動者之一。1984年9月在首屆全國中青年經濟工作會議上，他因與同伴提出價格雙軌制改革思路並被國務院採納成名。1985年中，以華生為首的研究團隊創造性地提出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建立國資管理體系，競聘企業經理人，實行資產經營責任制的改革方案，在向國務院專題匯報後，在全國組織了試點，推動了1988年我國第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成立。1998年2月，華生首次提出A股含權和股權分置改革問題，認為中國股市需要儘早糾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產權，用贖買流通權的辦法讓非流通股恢複流通。2005年，中央決策啟動股權分置改革並取得成功。他多次在股市的頂部或底部發出市場轉折的信號，被廣泛認為是對中國證券市場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

主要作品

華生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央國家機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1年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近年來出版了《中國改革：做對的和沒做的》、《中國股市假問題與真問題》、《城市化轉型與土地陷阱》等專著。

主要榮譽

華生曾獲孫冶方經濟學獎，中央國家機關優秀論文一等獎，2011年獲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個人焦點

華生校長介紹之一華生：不是坐而論道的經濟學家

身負“黑五類”家屬的帽子，從15歲到25歲，近11年下農村進工廠的這段經歷，形成了他對中國社會、農村發展問題的深刻認識和獨到見解，也樹立了他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這段刻骨銘心的日子，使他看問題的視野和角度與眾不同。他說，我們這一代人沒有學院派的條件，是既從書本也從實踐中學習的經濟學家。

2007年10月15日，當股指衝破6000點並創下歷史新高的時候，一些理性的投資者們卻擔心市值過高而出現更多的泡末。很多投資者甚至包括一些業內人士都想到了一個人——華生。

儘管華生不是股市的神明，但2001年和2005年，兩次準確地預言了股市走向之後，他對股市的分析判斷似乎成了更多投資者的風向標。事不止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華生和他的同伴們就先後提出了價格雙軌制、建立國有出資人制度、競聘企業經理人的建議，這些思路深深影響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有些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進入21世紀，華生對股權分置的精闢觀點和獨到深入的分析再次贏得了市場的認同。應該說，這三次的重大學術成就，也是他人生之路的真實寫照，充滿了艱辛和曲折。生於1953年初的華生，具有他們那一代人的典型特徵。上山、下鄉、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出國留學、下海經商到研究資本市場，華生的經歷似乎是中國改革開放濃縮的一個個人背影。閱讀華生，也是還原那一代人真實的歷史，並還原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那些閃光的碎片。

“其實我不很自信。”

10月19日下午1∶30分，在北京北四環邊的辦公室里，《數字商業時代》的攝影師在為華生拍照，一再提醒他表現出更多自信的笑容時，他卻做出了如上表述。“也許是青少年時代‘黑五類’經歷的影響，我現在還記得自己當時怯生生地看著公社大院的神情，所以好像成了習慣，擺不出什麼樣特別自信的神態。”華生說。1966年，13歲的華生從江蘇步行來到北京。那個時候，他根本沒有資格參加全國的大串聯活動，因為他頭上有一頂“黑五類”子女的帽子。1968年，上完初二15歲的華生加入了上山下鄉的行列，並且到農村插隊，這一乾就是5年。期間，他當過一年的生產隊長。在當時的環境下，尋找讀物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更多的是馬列全集、資本論等，於是，人們常常能夠看到坐在田梗上的華生，手裡拿著這些厚書在聚精會神地閱讀。

五年以後，他轉到當地工廠當工人，擔任過車間主任。這又是一個五年的時間，直到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1978年華生才離開工廠，真正走進大學校園。然而，正是這段經歷，卻對於他發現社會、發現社會資本形態有著極為重要的幫助。直到今天，提到當年的境遇，華生沒有太多的怨言，而認為正是當年的經歷才使自己有豐富的思想，正是改革開放才使他有好的機遇。“15-25歲，正是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階段，所以我覺得這段經歷對我非常有幫助，使自己不會坐而論道，不會不切實際。不管是西方的東西，還是對社會的了解，你有求知慾，你要了解所有東西，但是，你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國的土地上，這個經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從學校到學校，從機關到機關，那么你的思路不會這樣。很多人問我，為什麼你會這么想問題？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和那些年的生活背景有重要的原因吧。

近距離接觸華生，你會發現，他是一個親和、用平實的語言闡述經濟現象時能讓所有人讀懂的經濟學家。當時可以說是在田梗上讀完了馬列全集、資本論。

《數字商業時代》(以下簡稱DT)：你個人的歷程和你們這一代人都很相近嗎？有什麼特點？

華生：我們這一代人大概都有類似的經歷吧，我也許只是更典型些，所有的事都趕上了。文革的時候我13歲。1966年，因為那時候“黑五類”家庭出身的不準參加大串聯，所以我從江蘇步行來到北京。1968年，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我很快插隊到農村，一乾就是五年多。後來又到當地工廠工作了五年多。1968~1978年將近11年的時間我都在農村，直到1978年恢復高考考上大學。

大學畢業後考上研究生，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後在財貿所和經濟所工作。應該說，很小的時候就因為是“黑五類”子女，生活很艱難，那個時期給自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後來讀大學、研究生畢業以後，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時代，從個人到家庭才有了根本轉變。

DT：你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下選擇經濟學的？

華生：選擇經濟學其實是有原因的。1968年我下鄉的時候剛讀完初二，國中沒有畢業，基本上是下鄉時在農村開始讀書的。那個時代也沒什麼書可以讀，書太少了，全都是一些馬列著作、資本論之類。因為基本的生活環境是在農村和工廠，所以很自然就對農村、工廠和社會存在的問題進行一些思考。

DT：在農村和工廠這段時間，你有時間讀這些書嗎？你自己思考最多的問題是什麼？

華生：當時可以說是在田梗上讀完了馬列全集、資本論。雖然學了很多東西，讀了很多書，比如經濟學、西方哲學、社會主義起源等，都是沿著這個線索去學的，但當時的思想不是很成熟，對西方世界的了解還是有片面性。那個時候思考的更多的是這個國家、社會究竟應該往什麼方向發展，但並沒有形成很清晰的想法。

DT：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經歷對你進行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哪些幫助？

華生：我上山下鄉的時間太長了一點兒，15~25歲的黃金年齡都是在那裡度過的，但對我還是有非常大的幫助。一是沒有完全浪費時間，在田梗上讀了很多東西，另外最主要的是對中國經濟、社會有一個深刻的體驗和認識。這也是我上個世紀80年代很快融入到改革開放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我參與了一些經濟改革方面的討論，而且提出一些建議。我們曾經提出的幾個想法針對中國特點，富有中國特色，後來基本上都變成了決策。我想這些與我們這代人的經歷有關。因為長期和農民工人打交道，和他們的感情相通，想法也相同，所以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就會有很深刻的認識。

不管是對西方，還是對中國社會，你有求知慾，都想要了解所有這些東西，但是，必須要牢牢地把根扎在中國的土地上。

DT：1968~1978年正是你15~25歲的黃金年齡，這期間你在農村、工廠，那么，在你進入大學校園後，你的人生觀會有改變嗎？

華生：好像沒有，但還是在發展、形成吧。讀大學、讀研究生，包括後來出國留學以後，視野更開闊了，認識問題會更全面些。

DT：你之前閱讀了很多關於資本方面的書，真正對經濟有感覺是在什麼時候？

華生：1977年開始，氣候慢慢變暖，我就開始了解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1979年，我在南京大學學報第一期發表了一篇經濟學的論文。文章是1978年考上大學之前在工廠寫出來和投寄的。這和當時直接進校門的大學生不一樣，畢竟已經成年，有了多年的實踐和積累。那個階段還是大鍋飯時期，這篇文章我現在看了也有點驚訝，當時談的不是工廠管理，談的是資金要有償使用，應當採取資金利潤率去考核企業。

DT：1978年恢復高考，你進入大學，正好趕上中國經濟改革的大環境。你個人是怎么和這個大的經濟環境結合起來的？

華生：我那個時候主要是惡補數學和英語。因為我在高考的時候這兩門功課都不及格。別的知識都很好，尤其是社會知識，但就是這兩門功課不行，數學不及格，英語26個字母都寫不全，所以不守規矩，去數學系聽數學，跟英語班學英語。貪婪地求知。大學，研究生，後來還去英國讀書。所以說我是一個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不斷成長的受益者。

DT：你剛才談到受益的角度，如果從參與的角度來談，你又參與了哪些事情？

華生：如果沒有改革開改，沒有恢復高考，我可能還在當地縣裡的工廠里，也上不了大學。大學畢業後考研究生來到北京，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有機會參與了改革開放的一些前沿的東西。這有一些偶然因素，因為我的導師們都是知名的經濟學家。當時百廢待興，會議很多，這樣就參與了一些改革開放的理論研究等工作。

從參與的角度來說，記得1982年來北京不久，就參與了中央銀行(當時叫人民銀行)改革研討會，與人行的領導對話，那個時候確實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跟領導也敢爭論，後來我的導師還去致歉。當時運氣比較好，正好遇到改革開放的好時機。

再有就是首屆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會即莫乾山會議，我的論文入選之後，被邀請去開會。在那次會議上，我們五個研究生同學搞了個放調結和的價格雙軌制，受到會議的肯定，如果沒有大家的思路碰撞，也產生不出雙軌制，因為我們的想法不是從家帶去的。

20世紀80年代是時代的機緣，有人說是聲望的頂峰，無論是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還是在學術界的影響力，確實都有，那是一個歷史階段。

DT：當時你有兩件很自豪的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價格雙軌制，你是在一個什麼樣的背景下參與這件事情的？

華生：價格雙軌制是1984年9月在浙江莫乾山舉行的首屆全國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年會上提出來的。當時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中央領導同志的一些同志感受到國家經濟體制改革正面臨一個大的突破，需要一些對策性的意見，因而用徵集論文的方式網羅人才參與。記得王岐山、馬凱都是會議的核心組織者。我們都是因論文入選參會。當時我入選的論文寫的不是價格方面的問題。

會議價格組圍繞價格改革的思路掛牌通宵辯論，吸引了其他各組來觀戰助戰。論戰先是圍繞以調為主(大步調整或小步快調，田源、李劍閣為代表)，和以放為主(張維迎為代表)展開，爭了一二天，沒有結果，後來我和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傑幾個人，也都是研究生，提出計畫內調整、計畫外放開即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方案。

當時大家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出頭的熱血青年，也不知會議有什麼背景，憑入選論文參會，滿腔熱情地為改革建言，大家都毫無顧忌，沒有偏見，得理不讓人。時至今日，大家一提莫乾山，都記得當年挑燈夜戰，掛牌辯論的場景。

DT：後來你還提出過國有資產經營責任制的問題，這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來的？

華生：雙軌制是1984年搞的，1985~1986年提出的資產經營責任制。因為莫乾山會議後，我就較多地參加了關於改革的會議，被推著要從改革的全局上思考一些問題。在這個背景下，1985年底我們寫了一份報告《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報告的主要內容，1986年初分期發表在《經濟研究》雜誌上。

DT：你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是命題作文還是自願的？

華生：不是命題。那個時候是團隊作戰，最後由我執筆。報告在1985年很快出來了，之後拿給領導看。當時我們就提出：國有資產的管理要有責任人。因為根據中國的情況，承包只是短期的做法，不是一個長期的出路。搞股份制也要有投資人，國有資產到底怎么管？我們建議要設立國有資產管理總局，建立對國有資產管理的評估、考核和受益分享，同時競聘企業經理人，不搞行政任命。

這個改革，直到今天還沒有完成。當時提出國家要把所有對國有資產管理的職能劃到一個部門，這個部門要對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負責任，就是說國有資產要有責任人。

國家要以出資來參與企業利潤分成，這是今年國有資本要搞的事情，還沒開始。當時提出的全面競聘企業經理人，而且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的下設，預算可以按照經濟區域劃分，不按行政區域劃分，這些到今天都還沒有做到。

DT：這之後，是不是參與度就更高了？

華生：後來我參與了國務院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工作，當然會議就更多了。那時候國務院經常打電話到社科院值班室，通知我們幾點幾點到國務院會議室去開會，對當時那樣的年輕學生、學者來說，確實是難得的學習和參與的機會。

DT：那段時間可以說是你上大學以來的第一個人生頂峰吧？你當時都見過哪些國家領導人？

華生：20世紀80年代是時代的機緣，有人說是聲望的頂峰，無論是對國家政策的影響力，還是對學術界的影響力，確實都有，那是一個歷史階段。當時並沒有覺得很了不起，因為你根本沒有時間、也來不及考慮這些事情。

那個時候很單純，沒有想過別的。我見過那么多領導，但說和某位領導拉拉關係，以後謀個一官半職的，這個想法那時根本沒有。在國務院開會，領導當然都會見到，但是都很自然，氣氛寬鬆，只是研究問題。

當你該想怎么賺錢的時候，你會想到的是這個制度有什麼問題，你的思維調不過來，因為你本來不是幹這個的。

DT：後來你為什麼出國了，有其他原因嗎？

華生：就是去牛津大學學習，這是很正常的。我1987年初開始出國，1988年回來半年，1989年1月出國，後來又去劍橋大學工作，成了眾多海外學子的一員。90年代中回來以後，發現國內變化很大。

DT：出國之前你在社科院工作，回國後為什麼沒再回社科院？

華生：因為我被除名了。我是1989年1月留學的，當時被除名有多種原因，說不清楚的，找個理由就被開除了。好像是1990年或1991年被開除的。社科院還把除名通知書寄給牛津大學校方，牛津大學看到這個東西，哭笑不得。

DT：這是你後來下海的主要原因嗎？

華生：回來之後我的房子被收了，工作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我要吃飯要謀生，不得不下海，因為你什麼都不是了。

DT：之前你有想過下海經商嗎？

華生：什麼都想過，就是沒有想過經商，因為我不適合經商。別人懷疑我，我也懷疑自己，我從來不會經商，因為我是學術思維，得理不讓人。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還是下海了，否則你就出國。雖然我有英國的華僑身份，但我不願意出國，不願意長期留在國外。我覺得像我們這樣的，你的根就決定了你在國內，回到自己的國家才能發揮作用。當然有海可以下也是因為改革開放，如果是計畫經濟，人離開單位就不能生存了。

DT：當年下海的時候幾個人，你們主要做些什麼業務？

華生：當時我下海的時候就兩個人：我和我的一個同學，後來才慢慢做起來。一開始我們主要從諮詢、第三產業做起，因為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也因為沒有錢，當時我們引進ISO9000，中國需要這個，這是英國最先發明的，後成為國際標準。我們也曾經開過餐館，但倒閉了。

推動國內引進ISO9000、ISO14000等國際標準，我們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算是開拓者吧。這應該和留學經歷、海外背景有關。後來有人問我下海的經驗，我說很重要的就是開頭別有錢，這樣你犯不了大錯誤。

DT：到後來你的企業規模有多大？

華生：幾年下來就有了一定規模，員工也很多。吃飯生存已經不是問題，也沒有什麼後顧之憂。但是要把企業做大，做成一流企業，我的思維就不行了。遇到問題我總會想，這個政策好像有問題，不應該這么定。思維總是在這方面有局限。當你該想怎么賺錢的時候，你會想到的是這個制度有什麼問題，你的思維調不過來，因為你本來不是幹這個的。

DT：當時有很多經濟學家下海，也有很多被淹死的，你怎么能夠倖免？

華生：這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成功的企業家特別是一流的企業家都有他的卓越之處，這是天賦的，我認為自己肯定不屬於這種，但也還有一點兒素質。如果完全沒有，做起來也不行，必須具備那種敏感，那種把握，那種決策能力。所謂商場如戰場。

另一方面，這和我過去在農村、工廠的經歷有很大關係。雖然是書生，但還不完全是書呆子吧，知道現實世界是怎么樣的，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想的。

除了這兩點以外，我還有海外知識和信息的背景，這也是我能倖免的一個因素吧。

DT：你下海這幾年的時間，一直沒有關注資本市場嗎？

華生：開始前兩年，我幾乎不讀書不看報，光顧著生存了。後來大致從1997年左右，我才開始慢慢關注股市，並且做些這方面的分析研究。

DT：後來你的公司交給別人打理了嗎？你的下海經商經歷，對你研究資本市場有幫助嗎？

華生：是的，有一批同學打理。我們公司的領導班子都是同學，包括大學、研究生、博士的同學，像個同學會。

這段下海經歷對我很有幫助。我經歷了教科書上所說的經典的發展模式：個人—合夥制—有限責任—股份公司—上市公司。我還當過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DT：到底是什麼原因，又使你開始關注、研究中國股市，尤其是在股權分置方面，你有大量的思考呢？

華生：大概和我在英國的經歷有關。我對金融有研究，既有實踐也有理論，但我在英國倫敦的金融市場買股票，卻賠得很厲害。回國後留了兩隻英國的股票。沒想到這兩隻股票反而讓我賺了錢。

回國以後，我發現大家都在炒股，我是做研究的，所以不光是想著大家賺不賺錢的問題，更多的是研究股市結構和制度問題。之所以能提出股權分置，這和我在西方的經歷也有關係，因為能做不同市場的比較，否則你怎么能看到它的缺陷？有比較，有分析，再抓住主要矛盾，這樣就在1998年初發表了股權分置的文章，提出這個制度缺陷必須改革。

DT： 2001年6月你寫了一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號》，事實證明你的判斷是對的。你當初是基於什麼判斷得出這個結論的？

華生：我當時對熊市的判斷，主要是跟股權分置的理論有關係。在大家還不接受的時候，我就認為，流通股股東與非流通股股東產權界定不清楚，是一個重大的制度問題，而國有股減持一推出，實際上是不承認這個差別，因而必然會損害流通股股東的利益。這樣流通股價要大跌，就是股市要大跌。我認為這個錯誤如果不改，將會給中國股市帶來一場浩劫。雖然我的這篇文章《漫漫熊市的信號》話說得很絕對，但我確實有這個理論信心和勇氣，因為畢竟從1997年開始，在沒有人重視和承認時，我一直在研究這個股權分置問題，研究了四五年。

DT：當時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障礙，或者一些質疑？

華生：當時這篇文章寫出來的時候，很多媒體都不發，寄給南方一家有名的報紙，也不發。實在沒辦法，我在自己主辦的刊物《時代財富》上發了。出來以後，誰也沒有轉載。有一次我出差，在飛機上看到《中國民航報》上轉載了這篇文章，我還很欣慰，自己安慰自己，看來還有人識貨。

DT：那么2005年《市場轉折的信號》一文，你又是怎么得出結論的？

華生：當時我的判斷依據還是部分的和我對股權分置的判斷有關係，因為股改拉開了序幕。當試點方案推出來的時候，被整個市場認為是災難，其實恰恰相反。我認為，股權分置改革拉開序幕，是市場轉折的標誌，是牛市悄悄來到我們身邊。實際上這兩次的觀點不是說誰能神機妙算，只是說如果理論和方法正確，對市場趨勢的判斷就會準確些。

DT：作為學者，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成長周期包括其中的很多起伏？

華生：實際上每個人的成長都有起伏。一個人要抓住機遇。抓住機會，也不是偶然的事情，需要積累和沉澱。我覺得在80年代，自己機遇的成分更大些。比如雙軌制，某種意義上，我覺得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集體的智慧碰撞出來的，趕上改革開放的需要，過去中國沒有，外國也沒有這個東西。90年代以來，努力的成分更多些，因為時代發展，大浪淘沙，你必須從頭開始，接受歷史的重新檢驗。

其實如果圍繞一個問題研究，能說透就不錯了，不能什麼都談。

DT：你現在主要關注的是什麼？

華生：除了資本市場以外，有幾個大問題：一是從前年開始關注城市化和新農村的問題，二是國資改革的進一步發展，二十多年前就提出來，儘管還沒全做到，但要研究下一步的走向。當然，我也關注一些巨觀經濟問題。

一般來說，我做東西比較專注，不會對很多問題發表意見。比如從1997年來重點就研究了一個資本市場。其實如果圍繞一個問題研究，能說透就不錯了，不能什麼都談。不能有一個熱點就發表意見，什麼都懂，我反正是不行的。

DT：你的業餘生活都有哪些？

華生：我總是有乾不完的活。業餘生活體育鍛鍊主要是打打桌球。因為時間有限，不可能有太多時間做別的事情。我的生活簡單，主要是閱讀寫作，讀一些經濟、政治、哲學、文學書籍。

當然因為鐵凝(華生的夫人，現任中國作協主席)是作家的原因，我會多讀一些文學，現在我對文學的關注比以前更多了。生活在一起總會有影響和互補。我喜歡和朋友交流，但不太習慣到社交場所，學術的研討會我還是經常參加。

華生校長介紹之二：莫乾山上的價格論戰

究竟是誰最早提出了價格雙軌制的思想，中國的經濟學界是有爭議的。其實，在中國，很多事情大都是經驗在先，思想和理論形成在後的。1984年之前在部分農產品和少數生產資料領域裡出現了兩種定價方式並存的做法。但是，1984年前後中國的經濟學家對價格改革的策略和模式的確進行了非常集中的討論，尤其是在1984年9月的 “莫乾山會議”上，價格改革的“雙軌過渡”思路在一批年輕經濟學者當中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也許弄明白價格雙軌制的“專利權”今天並沒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中國在經濟轉型的初期，的確有些精彩的東西值得我們好好地回憶和記述。價格的雙軌制肯定就是一個，也是最有爭議的一個。

既然提到1984年，那么就讓我先從1984年說起。“把價格弄錯”(gettingprocesswrong)是計畫經濟的策略。因此，當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以後，首先要改動價格，“把價格搞對”(gettingpriceright)。個體經濟學讓我們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在實際上，當中國經濟的改革中心從農業轉移到城市經濟之後，怎么把價格搞對，則變得非常複雜。

那個時候的中國經濟實物色彩很濃，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費品實行著配給制，國企部門非常龐大，普遍實行著對生產資料的價格管制。甚至火柴漲價1分錢，都要由國務院討論和批准。因此，改動任何一個產品的價格都要觸及太多的部門利益和經濟體制。我們怎么知道什麼價格被扭曲了多少？能使供求關係趨於平衡的“均衡價格”又在何出？價格的改革應該是一次到位呢？還是可以像搜尋電視頻道那樣的 “微調”(fine-tuning)，不斷地向均衡價格靠攏？在當時，這是政府面臨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決策問題。

1984年9月3日-10日，由《經濟學周報》、《經濟日報》、《世界經濟導報》、《經濟效益報》、《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雜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村鎮百業信息報》以及浙江省社科院和浙江省經濟研究中心等10家單位聯合發起了一個名為“第一屆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的活動。會議在浙江省德清縣莫乾山舉行，所以稱為“莫乾山會議”。我沒有找到籌劃這個會議的更多細節信息，但從我手上僅有的資料顯示，這個會議是3月份以徵文的形式開始籌備的。向全國發布這個徵文實際上不僅吸引了在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年輕經濟學者，而且吸引了在政府部門思想活躍的中青年人士。

會議的籌備組共收到應徵論文1300多篇，而且他們制定了“以文選人”的原則，堅持選拔過程中不講關係、不講學歷、不講職業、不講名氣，代表入選資格一律憑論文水平確定。最後有120篇論文入選。而且，莫乾山會議還得到了中央有關部門的關懷和地方的支持，浙江省委書記、省長等都到會講話。有意思的是，這個討論會並沒有採取報告論文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經濟改革及其相關問題作為中心議題，分七個專題小組展開討論，論文另外印發。

在我看到的一些參加者後來的回憶資料中提到，“莫乾山會議”中的很多人不僅血氣方剛，而且具有良好的理論素養，思想活躍，文字潑辣、觀點新穎。大家暢所欲言，平等討論，互相補充，形成集體成果。激烈的討論經常延續到深夜。會議期間，他們不看電影.不遊山玩水。這使得當時出席會議的不少老同志對他們刮目相看。莫乾山會議把中青年經濟工作者作為一個群體推上了中國改革轉型的大舞台。現任國家發改委巨觀經濟研究院的常修澤教授曾經開玩笑地說，後來“上山”成了一種榮耀。莫乾山會議後不久，《中青年經濟論壇》於1985年在天津創刊。我們這些念經濟學的學生對這個刊物非常喜歡，也非常看好它。當時，在復旦大學校園裡，除了《中青年經濟論壇》之外，我們還喜歡閱讀的是《經濟學周報》、《世界經濟導報》以及《書林》。“莫乾山會議”可能討論了八個專題並分成了相應的討論小組：(1)價格改革的戰略；(2)關於工業企業實行自負盈虧問題；(3)關於發揮中心城市多功能問題；(4)關於沿海14個城市對外開放問題；(5)關於金融體制改革問題；(6)關於發展和管理股份經濟問題；(7)關於農村產業結構變動問題以及(8)關於現階段政府經濟職能問題。但是在理論和思想上討論最熱烈、也最富有成果的是價格改革的戰略問題。

會議在價格改革問題上主張，一是以提高採掘工業品價格為中心，改革工業品價格體系；二是以解決農產品價格倒掛和補貼過多為中心，調整消費品價格和公用事業收費。但對於工業品價格如何改革，會上最初形成了兩種意見或兩種思路：“調放結合，以調為主”和“調放結合，先放後調”。這就是所謂的“調派”和“放派”。會議的最後出現了第三派意見。簡言之，第三派意見認為，應該通過客觀上已經形成的生產資料雙軌價格，自覺利用雙軌價格使計畫價格和市場價格逐步靠攏，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縮小生產資料的計畫統配的物資部分，逐步擴大市場自由調節的部分，最後達到兩個價格統一。這就是雙軌過渡的價格改革思路，簡稱 “價格雙軌制”(dual-trackpricingordual-trackap-proach)。31歲的華生作為價格組的代表，在會議上向中央領導同志做了匯報。會後寫了一份會議紀要，題目是“用自覺的雙軌制平穩地完成價格改革”。

華生2005年在《中國改革》雜誌發表了一篇“雙軌制始末”的文章，文中回憶了“價格雙軌制”的思想當年在莫乾山會議上的形成過程。他說：“在莫乾山會議之前，中央對價格改革問題已經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和醞釀。國務院價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對嚴重扭曲的價格體系，必須進行大步調整的建議，並進行了大量的測算和方案的比較，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等人提出用小步快調的辦法，不斷校正價格體系，既減少價格改革過程的震動，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場均衡價格的主張，也得到了重視和研究。

但是他接著說：“由於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層的這批同志帶來了這些總攬全局的信，莫乾山會議價格組的討論就分外熱烈。爭論最初是在調派和放派之間進行。當時參會的大調和小調的主流派詳細論證了價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價格調整方案的可行性，闡述了一步走向市場均衡價格存在的困難和風險，而以來自西北大學的研究生張維迎為代表的放派，則主張一步或分步放開價格控制，實行市場供求價格。反對放派主張的主要論點是說在計畫經濟為主的情況下，一下放開價格控制太不現實，同時市場發育也需要一個過程。在市場不完備時，市場均衡價既難以實現，也未必最佳化。由於爭論非常激烈，會議還發明出掛牌辯論的方式，挑燈夜戰。記得當時參會的都是年輕人，意氣風發，思想單純，得理不讓人。在會議內外熱烈氣氛的激勵下，我們一批來自中國社科院和人民大學的在校研究生 (華生、何家成、蔣躍、高梁、張少傑)經過幾天通宵達旦的爭論和討論，採納和綜合了雙方觀點，形成了實行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並委託我代表大家參加掛牌辯論和答辯”。

以上這個說法得到了現在國家發改委體改所任職的高梁的證實。高梁本人當時是作為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生參加莫乾山會議的。在《經濟觀察報》2005年7月4日發表的文章“華生：雙軌”中有一段對高梁的採訪。在問及價格雙軌制和莫乾山會議的時候，他說：調派也可以說是算賬派。當時中央組織幾個單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價格模型進行計算機分析。周小川、李劍閣、樓繼偉等來自社科院工經所和清華大學的學者，也在做模型。他們希望把價格算清楚，通過政府調價，然後一下子放開。但在現實中，調價牽扯各方面利益，賬不管怎么算都會遇到巨大阻力。在莫乾山上，以田源為代表的、已經參與政策研究的一批學者，提出以“調”為主的意見。與之相對，以西北大學研究生張維迎為代表的 “放派”則主張，應該一步或分步放開價格控制，實行市場供求價格。

的確，在莫乾山會議前後，價格改革的“調派”和“放派”都積極地發表文章闡釋其觀點。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樓繼偉和周小川1984年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的“論我國價格體系改革方向及其有關的模型方法”；郭樹青1985年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上的“關於中國價格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以及張維迎1985年在《經濟研究參考資料》上發表的“關於價格改革中以‘放’為主的思路”等。而在莫乾山會議上形成的價格雙軌過渡的第三派的主張最初則是寫入會議紀要的。在題為“用自覺的雙軌制平穩地完成價格改革”這個紀要中，提出的“放調結合”的雙軌過渡的想法隨即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重視。莫乾山會議之後不久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10月)特彆強調了“價格體系的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1985年3月，國務院下文首次正式廢除計畫外生產資料的價格控制。這個決定被認為是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改革的正式實施的標誌。而華生等人1985年在《經濟研究》第2期上發表了“論具有中國特色的價格改革道路”的文章，再次論證了價格雙軌制的思想形成。

華生校長介紹之三：華生的股市變革“三步曲”

“中國證券市場需要三大制度改革，一是股權分置改革，二是整體上市改革，三是同一股東造成壟斷與關聯交易改革。”“這三大制度變革要有秩序地邏輯推進，逐次解決。”燕京華僑大學校長、經濟學家華生用其慣有的慢條斯理的語氣，清晰地勾勒出了自己心中中國股市變革的“路線圖”。

股改積極鼓吹者

股改如今已順利實施兩周年，在這其中一個慢條斯理的冷靜的聲音時常迴蕩其中，讓人印象深刻，那是華生的聲音。其實，早在1998年2月，華生便發表文章，首次提出A股含權和股權分置改革問題，認為中國股市在表面繁榮背後存在日益增大的制度風險，需要儘早糾正制度缺陷，重新界定產權，用贖買流通權的辦法讓非流通股恢複流通。

此後，他陸續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和講話，闡述股權分置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2005年初，中央決策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後，在股改的各個主要階段，華生多次在《中國證券報》發表長篇論文，成為推動股權分置改革權威的理論聲音。

2005年2月2日，在中國股市“黎明前的黑夜”，華生髮表了《中國股市面臨大變革》的文章，旗幟鮮明地指出：“現在是啟動股市改革攻堅戰的時候了，股權分置改革不能再拖了。”“要緊緊抓住股權分裂這個最大的國情，分清主次順序和輕重緩急，在解決方案和思路問題上，集中智慧，取得突破。”

2005年5月10日，股指逼近1000點，當市場以猜疑和暴跌迎接股權分置改革試點時，華生髮表了《市場轉折的信號》一文，堅定支持股改試點方案。他指出：“正是在這種熊市漫漫的氣氛中，中國證券市場的歷史性轉折已經悄悄來到了我們的身邊。”他還在文章中建議投資者把握市場發展的大趨勢，不要在熊市的盡頭、牛市信號初現時悲觀絕望。

而在2006年5月10日股改一周年之際，華生又發表《迎接證券市場的新時代》一文，預告了股市新時代的到來。他在文中預言，股權分置改革將會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時間最短、進展得最順利，以及對改革成效爭論與分歧最小的重大制度變革而載入史冊；他同時表示，非流通股恢複流通權過去被視為洪水猛獸，其實，非流通恢複流通股權的實際衝擊，會比人們心理預期要小很多。

他的這些話後來和現在都一一被證明是正確和有遠見的。

整體上市首倡者

還是在《迎接證券市場的新時代》這篇文章中，華生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他指出，在新老劃斷和全流通新股發行問題提上日程之後，堵塞中國股市長期存在的另一個主要制度漏洞就是非整體上市。股權分置改革解決的是上市公司兩類股東的利益衝突問題，而整體上市解決的是控股大股東與上市公司之間的利益衝突問題，兩者都是中國證券市場的重大制度變革和完善。

文章表示，整體上市簡化企業治理結構和增加透明度，逼迫企業明確產權結構，用自然人取代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公司控股，讓最終控制人浮出水面。對於國企國資來說，整體上市會讓國資管理體系直接走上前台，接受市場監督和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文章發表後不到半年時間，滬深股市整體上市便風起雲湧，市場更是狂熱追捧整體上市概念股。

“一年前提出整體上市的時候，市場上還基本沒有整體上市之說。當時提出整體上市，主要是從糾正證券市場制度缺陷，在股改之後進一步推進股市制度變革角度出發的。”回想此事，華生向記者坦言。

他說，非整體上市導致控股股東與其他股東利益不一致，控股股東如果另外還有自己的公司，那么其利益與上市公司利益就會有很大差異。我國上市公司當初多是剝離上市，即剝離一部分優質資產上市，將不良資產留在母公司。但是擁有不良資產的母公司又是上市公司股東，這樣就容易造成關聯交易、利益輸送及信披不對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因此，從世界各國看，整體上市顯然是發展方向，而國資委對此也非常支持。股改完成後，非流通股都可以流通，整體上市可以帶來國有資產的增值。從去年下半年以來，由於國資委的推動與支持，整體上市在各地發展迅速，也成為市場一大熱點。

“不過，現在的問題是，監管部門沒有把整體上市作為制度性變革工作來統一部署，沒有提出規範性的要求。因此，現在出現了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東各行其是，把整體上市作為炒作概念，甚至是操縱股價、兌現利益的途徑。”華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問題：一是整體上市本身沒有時間表，市場炒作一陣後，公司澄清沒有這個計畫，但是沒過幾天又突然宣布有此計畫。時間的不確定性，給市場炒作留下空間。二是整體上市不完整、不規範。假如公司原來有40%的資產上市，還有60%沒上市。所謂整體上市就是將其餘的60%一起上市，但現在情況卻並非如此。

“因為沒有規範和要求，所以上市公司可以把60%分成若干份，比如五份，每次上12%，並稱是在整體上市過程中。這樣就造成了嚴重的市場信息不對稱，把整體上市變成了炒作的題材。”華生不無擔憂地表示，並以“播下龍種，卻收穫了跳蚤”來形容。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得像股改那樣，由證監會制訂規劃與方案，統一部署。”華生指出，“整體上市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做保障，因為非整體上市是制度上的缺陷，管理層有責任對其進行改革。”

破解同一股東之惑

“非整體上市這個問題解決後，證券市場的另一個問題，即同一股東關聯交易與壟斷問題的緊迫性就顯現出來了。”華生道出了中國證券市場的第三場變革。他說，同一股東引起的壟斷與關聯交易，是阻礙經濟發展的本質性問題。壟斷造成市場經濟失效，這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前國資委可能是間接控制上市公司，整體上市以後可能是直接控制公司。國資委成為上市公司大股東，或是最終股東、實際控制人。目前由於證券市場是國企上市公司占絕大多數，監管機構對國企網開一面，一些原本是關聯交易的也被“打擦邊球”了。

但是，對於民營企業的上市公司在遇到問題時，其背後的股東及深藏在後面的實際控制人都將會暴露出來。因此，目前實際上實行的是雙重標準。比如一些地方國企的大股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了扶持上市公司，給其注入部分資金或實行稅收優惠；但這並不算是關聯方交易，可以計入公司當年盈利。但是如果是民企上市公司，大股東給公司一筆錢，則可能被認為是操縱利潤，這也是雙重標準。

華生指出，關聯交易雖然從法律上是允許的，但是都有嚴格的監督與信披要求，包括對權利的限制。因為我國國企上市公司太多，如果都按照關聯交易來處理，那么將無法進行正常交易。如關聯交易時投票表決，關聯方要迴避，但是國企上市公司大都是關聯的，那么其投票權幾乎沒有了。而且這樣披露也會特別多，每一筆小生意都需要披露；同時，《證券法》規定，要請獨立的第三方審查關聯交易是否公正，有沒有利益輸送，會否損害非關聯方股東的利益。最後表決時關聯方要迴避表決，由非關聯方投票表決。所以，國內才對國企網開一面。不過，這並未改變法律與經濟上雙重標準的本質。而且正是由於存在網開一面，所以市場就不規範。“因為規範化的市場，不可能對某一類股東網開一面。”

在非整體上市情況下，國企關聯交易利用表面“障眼法”模糊過去了。但是反過來，整體上市卻有利於解決這個問題。整體上市後，公司後面的股東將浮出水面，實際控制人也浮出來了。不過，對於同一股東的上市公司，則暴露出兩方面問題，一是關聯交易，二是壟斷。比如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三家都是同一個大股東國資委，這就存在壟斷。如果監管部門像國外那樣保持中立與獨立性，那么就應該查這些公司的關聯交易了。

華生表示，解決這個問題途徑很多，比如股權可以多元化。對於國家不放棄控股權的公司，也可以採取多種形式，如委託給投資基金，就像社保基金那樣。社保基金如果以自己的名義一家一家投資上市公司股票，就可能成為很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或者是大股東，那么就存在關聯問題。但社保基金通過招標，委託多家基金公司代理投資，則繞開了關聯這個問題。西方一些規模在幾千億甚至上萬億美元的大型基金，也是通過委託投資基金公司的形式來解決這一問題。

“由基金公司派董事，而不是國資委直接派董事。基金公司與國資委是經紀關係，委託期間權利在基金公司。”華生指出了這種模式的特點。國資委將股權委託給基金公司後，基金公司可以根據市場情況進行操作。社保基金對基金公司有限制，比如規定不能買績差公司股票等，國資委也可以對委託基金公司設立附加條件。

華生甚至列出具體的細節：基金公司可以買賣委託股份，但所持股份不能低於最低限度；另外，其所持股份賣出去以後，規定其在一定時間內必須買回來。通過此舉，可以保證國家對一些行業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假設國資委委託給基金公司30億股中石油股份，基金公司可以買賣這些股份，但是事先規定其最低持倉不能低於20億股，以此進行對基金運作進行限制。基金公司可以據此進行運作，如果認為現在股價高了，可以賣出一部分；過一段時間跌下去以後可以再買回來，變成市場化運作，這是未來改革需要突破的問題。

“這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制度及幹部任命制度，是一個根本性的改革，”華生說。由於基金公司有利益在其中，若管得好，則上市公司將會繼續委託，甚至還會追加股份，這樣基金公司可以提取管理費。因此，基金公司將挖空心思去尋找優秀的企業管理人員派去上市公司，這就是利益激勵機制。國外一些退休基金也是委託給管理能力強的基金公司運作，基金公司為了全力留住這筆錢，需要盡職盡責運作好。

“而如果基金公司都運作好了，不僅上市公司控股權沒有丟，而且經濟也會得到發展。”華生樂觀地預言。

華生[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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