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鄧聯合君的新著《莊子哲學精神的淵源和釀生》，可以為讀者全面理解莊子思想提供新的視角、開拓新的領域。該書不僅對莊學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整個先秦道家及諸子思想起源的研究，對具有原生態和胚胎性質的中國早期巫文化及神話的研究等，也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當然．任何新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尤其是對於《莊子》這樣的奇書，兩千多年來研究成果不計其數，到頭來仍是仁者見仁而智者見智，並沒有形成統一的確解，也不可能有統一的確解，這也許就是千百年來《莊子》一書的最大魅力所在。
作者簡介
鄧聯合，男，1969年生，江蘇銅山人，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博士，山東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道家哲學，尤其是莊子哲學及莊學史，已出版專著《“逍遙遊”釋論——莊子的哲學精神及其多元流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四部，發表論文四十餘篇，主持國家及省部級社科基金課題多項。
圖書目錄
序 一 李中華
序 二 王玉彬緒 論
（一）莊學探源之困
（二）理路轉換：從莊學到莊學精神
（三）莊學精神的意涵
第一章 從“人神合一”到“自我神化”
——莊子與巫文化
（一）莊子思想的巫魅性及其文化歸屬
1.莊子與楚文化、齊文化
2.莊子與商宋文化
3.從巫文化的角度看
（二）超絕日常的個體樣態——莊子與神話
1.時空之外的神性生命
2.特異功能者
（三）邊緣社會的“天人”——莊子與民間巫者
1.巫者的邊緣化
2.畸人
3.巧匠
本章結語
第二章 形之生滅，神之逍遙
——莊子與道家
（一）道家學脈中的莊子
（二）從“以道蒞天下”到“乘道德而浮游”——莊子與老子
1.“老莊”、“莊老”及“老自老，莊自莊”
2.巫史傳統與莊老思想背景之親緣
3.道物關係
4.得道之方
5.得道者
6.“史官理性”與“生存智慧”
（三）清靜自守，隨物應世——莊子與關尹
（四）虛而遨遊，無待無窮——莊子與列子
（五）從貴己重生到無己外生——莊子與楊朱
（六）道術分途——莊子與稷下道家
本章結語 102
第三章 莊子與作為對話者的儒家、惠施（一）莊子與儒家
1.莊出於儒？
2.修身與存身
3.方內與方外
（二）莊子與惠施
本章結語
第四章 個體的出走與莊子哲學精神的生成
（一）現實世界的“塵垢化”
（二）聖王歷史敘事的消解
（三）“天道”之遠逝
本章結語
參考文獻
後 記
序言
一
李中華
任何思想文化體系或學術思潮皆有其由以產生的背景和淵源，如若離開其背景和淵源，我們就很難對這種思想文化體系或學術思潮做全面深入地研究。這就像地理學家或水利學家對一條大河的考察，要準確了解其流量大小、水質清濁、盈枯變化、水流湍緩、支脈分布，乃至與之相關的季節、氣候等情況，一定要沿流溯源，徹底弄清這條大河的來龍去脈，此之謂“若知其流，必溯其源”。
莊子其人其書，乃中國文化之大流也。其說汪洋恣肆、茫無涯涘，似大河考察之不可比，故其源頭實難得窺。南宋學者林經德在其《莊子口義後序》中說：“《南華》一書，古今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箋傳不明，為書之累久矣。……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溯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惑。”這裡所謂“會歸之不可定”，即指莊書淵源之難明。而由《莊子》一書思想之複雜，自可推知其源頭亦必複雜，故古今研究者對莊學淵源之考察，往往陷於紛淆迷離，有如林氏所謂“窮三江而昧支流，溯九河而迷故道”。
其實，對莊學思想的研究與對莊學思想之淵源的考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之間的邏輯關係十分緊密。因此，要知其流，必探其源；欲探其源，亦必知其流。有鑒於此，鄧聯合君的《莊子哲學精神的淵源與釀生》正是一部對莊子哲學思想的探源之作，這是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出版《“逍遙遊”釋論——莊子的哲學精神及其多元流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簡稱《釋論》）之後的又一部關於莊子思想的著作。
這部新著的特點或新義可歸納為四點。首先，如題所示，作者已出版的《釋論》主要探討的是“莊子的哲學精神及其多元流變”，而新作之名為“莊子哲學精神的淵源與釀生”，從兩本書名的對比中即可看出作者的用心，即如其所言：“考察莊子哲學精神的淵源和釀生，不僅可以帶動對構成莊子哲學思想的相關範疇和觀念之前源的追探，而且還有其自身固有的更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即：揭示以莊學精神為代表的獨立的個體意識在早期中國思想的演進過程中究竟是怎樣破繭而出的。”這一點，也正是作者對莊子哲學精神的淵源和釀生問題尤感興趣，從而將其作為這部新作的中心論題的根本原因。在作者看來，如果不能具體而微地揭示其中某些具有關鍵性的理論範疇和思想觀念的歷史前源，莊學精神何以生成亦將無從得到切實的說明；反之，亦不能貼切、完整地把握莊子思想的義涵和莊學精神的全貌，從而做到“窮三江而明支流”、“溯九河而知故道”。此即是從莊子“獨異的個體”生命哲學之“流”而會乎莊學精神之“源”。“源”與“流”的緊密結合，是這部莊學研究新著之最大亮點。
關於莊學思想之淵源的探討，雖古已有之，但近世以來的研究最為突出。鄧聯合之新作，系統地整理、歸納了近世以來關於莊學思想淵源的研究成果，盡其所能，搜刮殆盡，可謂詳實地占有材料。其行文及註腳所引的文獻資料，數量之多，範圍之廣，幾乎囊括了近世以來所有名家關於莊學思想源頭考辨的材料。可以說，該書在文獻資料的收集、運用、引徵、評說的範圍、能力及水平方面，似皆超越了同類著作。
第二，在詳實、系統地占有材料的基礎上，作者對莊學思想淵源這一主題展開了比較全面客觀的討論，並首先揭示了莊子思想的“巫魅性及其文化歸屬”。其中涉及以往研究者考訂莊學歸屬的各種具有代表性的看法和意見，例如對“莊學源於楚文化”說、“莊學源於齊文化”說以及“莊學源於商宋文化”說等，作者都一一重新做出厘定和考辨，認為莊子思想的來源是多元的，因此不能把莊學簡單視為某種特定地域文化的產物。因為，無論楚文化、齊文化還是商宋文化，其實都是內涵和外延較為含混且動態發展的歷史性概念。而如果拋開地域文化的探源理路，“莊學的巫魅性只應被歸結為巫文化的遺痕”。因為“作為人類古代文化的普遍形態，巫文化並不僅僅存在於楚、齊及商宋等特定的地理空間，而是幾乎無處不在，其差別只是形態、程度各異而已”。作者的這一看法，對於確定莊學源頭及其思想特質，都具有獨特意義。之所以如此，其理由起碼可以歸結出兩條：一是巫文化作為人類早期歷史階段的普遍信仰，不應有特定地域的限制，而此時的楚文化、齊文化及商宋文化只是這種普遍信仰的子系統而已；二是就歷史連續性而言，巫文化的產生、傳播和發展自有其先後的歷時性，無論莊子為楚人、齊人或宋人，均為戰國時代的楚人、齊人或宋人，而戰國時代的楚、齊、宋，蓋早已是巫文化歷史發展的晚期，所以就其歷時性而言，對於人類早期流行的巫文化傳統來說，再辨析莊子為哪一國人似已無太大意義。因此可說，探討莊學思想的淵源而打破地域文化的分限，是鄧聯合這部新著的又一新義。
第三，在確定了莊學思想與巫文化（其中包括神話在內）的淵源關係這一前提下，作者借鑑了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的代表作《巫術的一般理論》的觀點，並把莫斯所描述的巫文化的常見特徵與《莊子》文本相比照，通過分析那些被邊緣化的巫者、畸人、巧匠等特殊社會群體，揭示了莊子生命哲學的超越向度正是在巫文化的影響下形成和發展的。作者指出，一方面，莊子為個體自我構築了一個宏富雄奇、玄遠偉闊而又無比強大的心靈世界，一個不僅間離，更且凌駕於現實社會之上的世界。這個世界“對於微賤的個體來說，它既可作為自我的精神逃遁之所，又是可藉以抵抗現實社會的逼迫乃至超越整個塵垢世界的聖域”；“在此聖域中，個體已然克服了包括生死在內的所有現實自我必有的缺憾和限制，獲致超絕時空的神性生命樣式”。另一方面，莊子生命哲學中的“自我神化”的理想，本質上是孤獨的個體在現實社會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意義的境況下，“為擺脫自我生命的死局，轉而向內主動尋求精神突圍的結果，而與日常經驗世界相懸隔的巫魅觀念和信仰恰恰可為其內在突圍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在此一意義上，作者得出結論認為：“莊子撇開了壟斷化、排他化、政治化的官方宗教傳統，他所承繼的是日漸式微的巫文化的原始精髓。”這就意味著，在先秦諸子中，似乎唯獨莊子以其內有的“自我神化”的生命理想，對漸逝的巫文化進行了繼承、改鑄、加工和過濾，走出了一條迥異於儒墨諸家學者而繼承並揚棄巫文化的道路。莊子哲學中卓偉超拔的自我生命意識的覺醒，蓋與此有重要關係。應當說，這也是軸心時代“哲學突破”的本有之義。
第四，除巫文化外，作者還分別對莊子與先秦道家、莊子與作為對話者的先秦儒家及名家等的關係，做了翔實的分析與考辨。其中，作者對莊子與先秦道家之老子、關尹、列子、楊朱及稷下道家的關係一一做了比較系統的疏理、考證和辨析，可以說有許多亮點和新義。例如，在莊子與老子的關係方面，作者一方面強調了莊與老的差別，認為老子追求的理想目標是得道之聖王“以道蒞天下”，而莊子的言說中心恰恰是統治者逼壓下的普通個體，其思想大旨是險惡時世中個體生命的存養和精神超越。因此，與老子相比，莊子的思想旨歸不是為得道之聖王或為世主提供治道，而在於個體自我的心靈超脫，即所謂“乘道德而浮游”。另一方面，作者通過考辨，揭示了“巫史傳統與莊老思想背景之親緣”關係，導致二者思想由以生成的文化淵源存在著重合之處，這種重合之處即二者共同依循的巫文化傳統，而非如前人所謂的“殷文化”背景。正因為二者的文化淵源具有親緣契合性，所以莊子特別傾心於老學，且在吸收和繼承的同時，亦超越了老學。其超越主要表現在莊子從“道物關係”、“得道之方”、“得道者”和“生存智慧”四個方面對老子思想的發展或轉換。細讀該書，可發現作者對莊老關係，以及對莊子與關尹、莊子與列子、莊子與稷下道家等關係的辨證疏理，其中亦有許多新義。
至於作者從其所揭示的莊子與作為對話者的儒家及惠施的關係角度所進行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因為，《莊子》書極具對話爭論的性質，莊子思想即是在百家之學相互激盪和彼此促發的社會文化氛圍中產生的，所以諸子間的相互對話、交鋒、批評和反思，乃是莊學產生的必要條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如果沒有這些思想交鋒和互動，便不會有莊子之學和《莊子》其書。
總之，鄧聯合君的新著《莊子哲學精神的淵源和釀生》，可以為讀者全面理解莊子思想提供新的視角、開拓新的領域。該書不僅對莊學本身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整個先秦道家及諸子思想起源的研究，對具有原生態和胚胎性質的中國早期巫文化及神話的研究等，也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當然，任何新作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尤其是對於《莊子》這樣的奇書，兩千多年來研究成果不計其數，到頭來仍是仁者見仁而智者見智，並沒有形成統一的確解，也不可能有統一的確解，這也許就是千百年來《莊子》一書的最大魅力所在。
鄧聯合君書稿成，囑我寫序。幾讀書稿，考慮再三，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