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影響
古往今來，描繪妓女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唯獨《茶花女》獲得了世界聲譽，在億萬讀者中流傳。這部小說自一八四八年發表後，即獲得巨大成功，小仲馬於一八五二年改編成劇本上演，再次引起轟動，人人交口稱讚。義大利著名作曲家威爾第於一八五三年把它改編成歌劇，歌劇《茶花女》風靡一時，流行歐美，乃至世界各國，成為世界著名歌劇之一。《茶花女》的影響由此進一步擴大。從小說到劇本再到歌劇，三者都有不朽的藝術價值，這恐怕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藝現象。
饒有興味的是，《茶花女》在我國是第一部被翻譯過來的外國小說。近代著名的翻譯家林紆於一八九八年譯出這本小說，以《茶花女遺事》為名發表，開創了近代的翻譯文學史。林紆選取了《茶花女》作為第一部譯作發表，決不是偶然的。這至少是因為在十九世紀末，《茶壺女》在歐美各國已獲得盛譽，使千千萬萬讀者和觀眾一掬同情之淚。這一傳奇色彩極濃的作品不僅以情動人，而且篇幅不大，完全適合不懂外文的林紆介紹到中國來。況且，描寫妓女的小說和戲曲在中國古已有之，但似乎沒有一部寫得如此聲情並茂，人物內心的感情抒發得如此充沛奔放，對讀者的感染力如此催人淚下，因此，《茶壺女》的翻譯也必然會獲得令人耳目一新的魅力和效果。近一個世紀以來，這本小說在我國受到的熱烈歡迎，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創作經過
小仲馬的身世和經歷同《茶花女》的產生有直接關係。小仲馬是個私生子。他的父親是《基度山恩仇記》、《三個火槍手》的作者大仲馬。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大仲馬尚未成名，他在德·奧爾良公爵那裡擔任秘書，同時寫作劇本。他住在義大利廣場的一間陋屋裡，他的鄰居是個漂亮的洗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貝。她已經三十歲，但大仲馬只有二十一歲，兩人來往密切。一八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小仲馬誕生，但是孩子出生登記冊上“沒有父親姓名”。大仲馬給兒子起了名，不過直到一八三一年才承認小仲馬。小仲馬的童年過得並不幸福，據他後來回憶，大仲馬在房裡寫作，小仲馬由於長牙不舒服，大叫大嚷；大仲馬提起孩子，扔在房間的另一頭。他的母親把孩子保護起來，才使小仲馬少受許多打罵，後來小仲馬在他的作品中這樣寫道：“母愛就是女人的愛國心。”這句話表達了他對母親的感激之情。大仲馬承認兒子之後，由法院判決，把兒子送到寄宿學校。他的同學辱罵他為私生子，洗衣女工的兒子，有受人供養的母親、沒有父親的孩子，黑人面孔（他的曾祖母是黑人，他本人皮膚黝黑，頭髮捲曲，有黑人特徵），一文不名，等等。不過，由於大仲馬的原因，他從小就踏入了戲劇界和文人集聚的咖啡館，認識了鋼琴家李斯特、詩人兼戲劇家繆賽、巴爾扎克等名人。耳濡目染，培養了小仲馬的文學興趣，這對他後來選擇的道路不無影響。
大仲馬一向過著浪蕩生活，小仲馬對父親頗有微詞。可是，大仲馬幽默地說：“他真心實意地嘲笑我，但他也真心實意地愛我……我們不時發生爭吵：那一天，我買了一頭小牛，我把他養肥了。”大仲馬的言傳身教對小仲馬還是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從一八四二年起，他脫離父親，過起獨立的生活。他尋找情婦，追逐姑娘。一天，他看到一個神秘的女郎，她一身穿白，頭戴義大利草帽，地點是在離沃德維爾劇場不遠的交易所廣場上。她的名字叫瑪麗·迪普萊西，真名為阿爾豐西娜·普萊西。她對富人和社會名流的自由不羈的態度，她散發的光彩和神秘氣息，給小仲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八四四年的一個晚上，小仲馬又在雜耍劇院遇到她，她由一個老富翁德·斯塔凱貝格陪伴著。很快小仲馬就成為她的情人，他為她負上了債。在小仲馬成年那一天，他的債務高達五萬法郎，在當時，這是一筆巨款，尤其他沒有任何接受遺產的機會。一八四五年夏天小仲馬和瑪麗·迪普萊西發生爭吵，斷絕了來往。瑪麗找上了李斯特。小仲馬為了忘卻舊情，埋頭創作，由大仲馬出資發表了詩集《青春之罪》，在這之前他還寫了一本小說《四個女人和一隻鸚鵡的故事》。一八四六年二月，瑪麗·迪普萊西到倫敦，秘密嫁給德·佩雷戈伯爵，但她的身體已經非常虛弱，不得不到巴登-巴登去療養。而大仲馬父子則到西班牙的加地斯去旅行。瑪麗於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病逝於巴黎，時年二十三歲。德·斯塔凱貝格伯爵和德·佩雷戈伯爵給她扶靈，送到蒙馬特爾公墓，她的棺柩上潵滿了茶花。二月十日，小仲馬在南方的馬賽得知了噩耗。他回來以後躲在聖日耳曼的白馬客棧里，花了一個月的功夫，一氣寫成了《茶花女》。無疑，瑪麗·迪普萊西就是小說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
由於這部小說獲得意料不到的成功，在此後的三年中，小仲馬又接二連三地寫出十來部小說，其中有：《塞爾旺醫生》（1849）、《塞查麗娜》（1849）《綜紅頭髮的特里斯唐》（1850）、《繆斯泰爾攝政》（1850）、《百合女神》（1851）等，都沒有得到期待的反響。在他父親的熟人的建議下，他轉向了戲劇。他首先將《茶花女》改編成劇本，但是當時的內政部長認為此劇太不道德，禁止上演。經過一番周旋，一八五二年二月十日，《茶花女》獲準上演。大仲馬此時流亡在布魯塞爾，小仲馬給他發去報喜的電報：“巨大成功，以致我以為看到了你的一部作品的首演。”大仲馬欣喜地復電說：“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的孩子。”後來，有人問起大仲馬是否參與了《茶花女》的寫作，他仍然詼諧地回答說：“當然羅，我創造了作者。”《茶花女》被認為是開創了“風俗劇”。小仲馬隨後寫出了《半上流社會》（1855）、《金錢問題》（1857）、《私生子》（1858）、《揮霍的父親》（1859）。小仲馬十分關注社會問題，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現。他的劇作雖然對社會的罪惡和黑暗批評得不夠深刻，但多少觸及到一些社會弊病，因此他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劇作家之一。
有關評價
然而，小仲馬的地位還是與《茶花女》緊密相連。亨利·巴塔伊認為：“茶花女將是我們的世紀之女，就像瑪儂是十八世紀之女一樣。”左拉指出：“小仲馬先生給我們再現的不是日常生活的一角，而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狂歡節……只有《茶花女》是永存的”龔古爾在日記中寫道：“小仲馬擁有出色的才華：他擅長向讀者談論縫紉工廠的女工頭、妓女、有劣跡階層的男女：他是他們的詩人，他用的是他們理解的語言，把他們心中的老生常談理想化。”連列夫·托爾斯泰也十分欣賞小仲馬：“小仲馬先生不屬於任何派別，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對過去和現在的迷信都不太偏好，正因如此，他進行觀察、思索，他不僅看到現在，而且看到未來。”上述作家從不同角度指出了小仲馬的人生態度，作品內容和藝術傾向，這些方面特別鮮明的體現在《茶花女》中。
小仲馬並沒有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現象作出深刻地揭露，《茶花女》也不以批判深刻而見長。法國評論家雅克·沃特蘭從兩方面分析了《茶花女》的成功奧秘，他指出：一、“這部小說如此突出的反響，必須同時從一個女子肖像的真實和一個男子愛情的逼真中，尋找深刻的根由；”二、“這位小說家通過行文的簡潔和不事雕鑿，獲得敘述的逼真。”他的見解是十分剴切的，不過還不夠全面。
相關角色
毫無疑問，《茶花女》是本愛情小說。應該說，它從生活中來又經過了作者的提煉，比生活來得更高，或者說被作者詩意化了。在作者筆下，男女主人公都有真摯的愛情，一個甘於犧牲自己嚮往的豪華生活，處處替情人著想，不肯多花情人一分錢，寧願賣掉自己的馬車、首飾、披巾，也不願情人去借債，甚至是面對著是要自己的幸福呢；還是替情人的前途著想，替情人妹妹的婚事考慮，這時，她毅然決然地犧牲自己，成全情人。作者通過人物感嘆道：“她像最高貴的女人一樣冰清玉潔。別人有多么貪婪，她就有多么無私。”又說：“真正的愛情總是使人變得美好，不管激起這種愛情的女人是什麼樣的人。”作者高度讚美了瑪格麗特的愛情。另一個則一見鍾情，聽不進任何人的勸阻，哪怕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由暗中將母親給他的遺產贈送給情人，此外，他強烈的嫉妒心也是他的愛情的深切表現，直至情人死後埋入地下，他仍然設法將她挖掘出來，見上最後一面。他的愛情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瑪格麗特尤其看重阿爾芒的真誠和同情心。她對他說：“因為你看到我咯血時握住了我的手，因為你哭泣了，因為世間只有你真正同情我，”而且，“您愛我是為了我，不是為了您自己，而別人愛我從來只是為了他們自己。”這樣寫，一個妓女信任和迷戀一個男子就毫不牽強附會了，他們的愛情不僅有了可靠的基礎，而且真實可信。
比較而言，馬阿格麗特是更為豐滿的形象。 一方面，小仲馬並不忌諱她身上的妓女習性：愛過豪華、放蕩的生活，經常狂飲濫喝，羨慕漂亮衣衫、馬車和鑽石，因而願意往火坑裡跳。另一方面，小仲馬深入到這類人物的內心，認為瑪格麗特自暴自棄是“一種忘卻現實的需要”，她過尋歡作樂的生活是不打算治好她的肺病，以便快些捨棄人生。但她對社會也有反抗，例如她喜歡戲弄初次見面的人，因為“她們不得不忍受每天跟她們見面的人的侮辱，這無疑是對那些侮辱的一種報復”。她還憤憤不平地說。“我們不再屬於自己，我們不再是人，而是物。他們講自尊心的時候，我們排在前面，要他們尊敬的時候，我們卻降到末位。”這是對妓女悲慘命運的血淚控訴。儘管她為了維持浩大的開銷，需要同三四個大貴族來往，但是她仍然有所選擇，例如對待德·N伯爵就是堅決推拒的，表現得非常粗暴和不留情面。因此，阿爾芒認為在這個女人身上有著某些單純的東西，她“雖然過著放縱的生活，但仍然保持純真”，“這個妓女很容易又會成為最多清、最純潔的處女。”歸根結底，巴黎生活燃燒不起她的熱情，反而使她厭倦，因此，她一直想尋找真正的愛情歸宿。總之，瑪格麗特的複雜心理寫的及其合乎情理。對於這種受侮辱受損害的人，作者要求人們給予無限寬容，自然也能夠得到讀者的共鳴。小仲馬匠心獨運之處還在於他描寫女主人死後，社會輿論對這類妓女的態度。他通過公墓的園丁揭露那些正人君子的醜惡嘴臉。“他們在親人的墓碑上寫的悲痛萬分，卻從來不流眼淚”。他們不願看到親人旁邊埋著一個妓女！更可恨的是那些買賣人，他們本來在瑪格麗特的賣笑生涯中搞過投機
，在她身上大賺了一筆。在她臨終時，他們拿了貼著印花的借據來糾纏不休，要她還債。她死後他們馬上催收帳款和利息，急於拍賣她的物品。瑪格麗特生前紅得發紫，身後卻非常寂寞：“這些女人講究的生活越是引起街談巷議，她們的過世便越是無聲無息。“這些筆墨非但不是多餘的贅寫，反而是最切實的風俗描繪，使這部愛情小說不可多得的神來之筆。
阿爾芒·迪瓦爾的形象也寫得相當真實、生動。首先，在人物的名字上，小仲馬頗費了一番心思：仲馬（Dumas)和迪瓦爾（Duval),亞歷山大（Alexandre)和阿爾芒（Armand)的第一個字母都是相同的。作者似乎要表明男主人公和自己的經歷既有相同之處，又有某些區別。迪瓦爾的愛衝動、豪爽、毫無保留、甚至提出令人難以忍受的要求、嫉妒、庸俗舉動、動輒易怒及其帶來的嚴重後果、不假思索的行為，這一切都在於加強效果，卻把一個涉世未深的熱血青年寫的活龍活現。還有阿爾芒愛流淚，這也同當時的風氣十分吻合。這種男性的軟弱還表現在他受不了瑪格麗特去世的打擊，悲痛得病倒。這與瑪格麗特死前的大膽自我剖白恰成對照，顯得未免可笑，但卻是真實的。
在次要人物中，阿爾芒·迪瓦爾的父親和普呂璫絲值得一提，迪瓦爾先生體現了當時的資產階級道德觀念。他認為兒子走入了歧途，作為父親，有責任去挽救他。而且他兒子的行為已直接影響到她女兒的出嫁，問題變得特別嚴重，刻不容緩地需要妥善解決。他顯然不是庸碌無能之輩，這從他謀得了C城總稅務長的職務就可以看出。他比兒子老練得多，在嚴詞開導兒子未獲成功之後，他改變了策略。他採用調虎離山計，把兒子支開，單獨跟瑪格麗特交談，曉之以利害：“你們兩人套上了一條鎖鏈，你們怎樣也砸不碎……我兒子的前程被斷送了。一個女孩子的前途掌握在你手裡，可她絲毫沒有傷害過您。”這番話句句“在理”，是瑪格麗特無法堅持己見。應該指出，小仲馬並沒有把他當作反面人物來描寫，小仲馬反覆寫道“他為人正直，遐邇聞名……是天底下最值得尊敬的人。”因為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做長輩的，都會像迪瓦爾先生一樣行動。但是，小仲馬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將迪瓦爾先生的務實寫到近乎冷酷的程度，跟他兒子阿爾芒的熱情、衝動、不計利害關係形成強烈的對照。此外，迪瓦爾先生認為妓女是沒有心肝、沒有理智的人，是一種榨錢機器，這種看法與阿爾芒的見解大相逕庭。小仲馬的褒貶在不言之中，要由讀者自己去判斷。
至於普呂璫絲，這個昔日的妓女，如今是時裝店老闆娘，她也是女主人公的陪襯人物。小仲馬對她的貶斥則是顯而易見的。她由於人老珠黃，已不能出賣色相，便攀附正在發紅的妓女，從中謀利。她對瑪格麗特的友誼到了奴顏婢膝的地步，但她每做一件事都要收取酬金。她表面上在開導阿爾芒不要獨占瑪格麗特，說得頭頭是道，實際上她是擔心馬格麗特從此失去公爵和德·N伯爵的接濟，也就斷送了她自己的財路。待到瑪格麗特奄奄一息的時候，她便毫不留情的離開了瑪格麗特。小仲馬還寫他不放過機會去調情。凡此種種，都寫出了她與瑪格麗特有雲泥之別，不是同一類人物。
從結構上來說，《茶花女》寫得環環緊扣，銜接自然。作者採用倒敘的形式，用第一人稱去寫這個愛情故事。男女主人公的相遇、愛情的產生寫得一波三折。突變的到來安排的合力。悲劇來臨之前的交惡再起波瀾。故事寫得並不單調，但是正如小說中所寫的，細節樸實無華，發展過程單純自然，這是《茶花女》最明顯的藝術特點。小說幾乎沒有枝蔓，寫得十分緊湊，這更加強了它的樸實的優點。
此外，在人物外形的描繪上，小仲馬也相當老到。他是這樣介紹么格麗特的：
“在一張艷若桃李的鵝蛋臉上，嵌著兩隻黑眼睛，黛眉彎彎，活像畫就一般；這雙眼睛上罩上了濃密的睫毛，當睫毛低垂的時候，仿佛在艷紅的臉頰上投下了陰影；鼻子細巧、挺秀、充滿靈氣，由於對肉慾生活的強烈渴望，鼻翼有點向外張開；嘴巴勻稱，柔唇優雅地微啟時，便露出一口乳白色的皓齒；皮膚上有一層絨毛而顯出顏色，猶如未經人的手觸摸過的桃子上的絨衣一樣。
小仲馬的觀察細緻，描寫準確。一個耽於肉慾和享樂生活的妓女的面孔躍然紙上。這段描寫表現出一個煙花女子的打扮和氣質，是頗有力度的。
在其他藝術手段的運用上，則可以看出小仲馬受到十八世紀啟蒙作家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的影響。例如他在介紹上層社會的各類人物時，運用了羅列式的諷刺筆調，一句話勾勒出一個人的醜態。此外，小說結尾瑪格麗特的日記，是一種變化了的書信體小說的學法，同十八世紀的文學傳教有著密切的聯繫。《茶花女》的主要篇幅由對話組成，這無疑深受大仲馬的影響。小仲馬的對話同樣寫得流暢自然，十分生動傳神。然而，他並不滿足於大仲馬的拿手好戲，他已經十分注意人物的心理刻畫。阿爾芒等待幽會時的焦急心情和種種思慮，瑪格麗特內心情感的傾訴，都是對人物心理的探索。而普呂璫絲和迪瓦爾先生的長篇開導和說理，又有著巴爾扎克筆下人物的精彩議論的影子。小仲馬顯然在吸取眾家之長，熔於一爐。他對各種藝術手段的運用無疑是成功的。
小說《茶花女》出版的那一年，巴爾扎克已經擱筆了，法國小說出現了一段冷落時期。《茶花女》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真空。可惜的是，小仲馬未能再進一步寫出更深刻的作品。六十至八十年代，他有寫一些作品問世，如小說《克勒蒙梭事件》（1866）、戲劇《婚禮拜訪》（1871）、《阿爾封斯先生》（1874）、《弗朗西榮》（1871）等。一八七五年，小仲馬進入法蘭西學士院。後期他的思想產生了變化，曾致力於修改《茶花女》。在一八七二年的版本中，他把一些字句改得平和一點，去掉鋒芒，這純屬畫蛇添足，後人並不理會他這種思想倒退。小仲馬於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馬於利—勒—羅瓦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