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史
范禮安神父於嘉靖十八年（1539），生在意國那不勒斯的吉耶提（Chieti）城。出身名門。教宗保祿四世（Paul IV、1555—1559）因了鄉誼的關係，和范禮安神父很友善。范禮安十九歲時獲得巴度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法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教廷服務數年，獲得亞爾坦（Altemps）總主教的器重。
嘉靖四十五年（1566），范禮安由耶穌會總長聖方濟各玻爾日亞（St．Francis Borgia，S．J．1565—1572）親自收錄進耶穌會初學院。在初學院中，追隨聖祖依納爵的芳蹤，專心契合天主，苦身克己，守齋祈禱。二年初學並研讀神學後，受命為初學院副神師。晉鐸後，出任初學院神師神父。在他服務初學院的時期，認識了初學修士利瑪竇。
萬曆元年（1573），麥古里神父被選為總長後，目睹范神父的才幹和學識，允他誓發聖願，派他為遠東耶穌會監會司鐸，兼總長代理，命他率領派定的三十二位耶穌會會士東來，並且還準許他在由羅馬至葡國京都里斯本的途中，隨意從沿途的耶穌會會院，再另選八位會士，任何耶穌會院負責人不得反對。范禮安神父擔任這監會神父的職責三十三年之久，直到萬曆卅四年（1606）逝世澳門為止。
范禮安神父字立山，是一位心胸寬大、眼光遼闊、富有組織天才和駕御技巧的長上。他所願意的只是愈顯主榮和拯救人靈。他心懷謙誠，待人懇摯，言語富有動人的磁力，舉止大方，令人嚮往。他接受命令後，便在聖京收集來自遠東的種種確實報告。
萬曆二年（1574）三月二十二日，范禮安神父偕同三十八位耶穌會士，由葡京里斯本搭舟東來。當年七月十七日在非洲東岸的莫三鼻給（Mozambique）地方，遇到由澳門敗興返回的利貝拉神父（Juan Bautista Ribeira，S．J．），聽到不少有關中國的報告。同年九月六日到達果阿。萬曆六年（1578）七月，范神父來到澳門，遇到守護聖沙勿略臨終的華人安多尼，聽他敘說聖沙勿略臨終的情景，和生前的許多嘉言懿行，非常感動。范神父留澳門九月之久，聽到許多有關中國的傳述和報告，認為所謂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崇高、幅員廣大、物產豐富、人民溫文有禮等稱譽，都是確實的。范神父認為這樣一個優秀的民族，不久一定能接受基督的福音。他認為傳教士們應當改變作風，應從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字、和國學並禮俗開始，應有中國的心腸，應當成避自視過高的殖民主義作風。他認為應當由果阿遴選數字傑出的，既富有學識，又具有德行的青年會士前來澳門。這些會士一定要學好中國語言和文字，不僅能說，還要能念、能寫。他由澳門給果阿的耶穌會省長寫信，說明自己的意思。不久印度耶穌會省長神父魯依（Yincento Ruiz S. J. ）便遵從范監會神父的意旨，委派費拉利（Bernardio de Ferraris,S．J．）神父前來。但是費氏這時已經不能趕及高晉（Cochin）即開的船隻。魯依省長神父於是便改派羅明堅前來。不久利瑪竇神父和巴范濟（Francis Pasio,S．J．）神父也被派來到澳門。范監會長在臨離開澳門時，留下親筆信，囑咐羅明堅神父和繼來的傳教士，務必要學好中國語言和文字，要學到能說，能念，和能寫的地步。
萬曆七年（1579）七月七日，范禮安神父離澳門往日本視察。七月廿五日抵達有馬郡。這時在日本傳教的教士共五十九位。其中司鐸廿八位。范神父鼓勵傳教士們，要堅固已經領洗的日本教友的信德，使他們獲得深沉的公教知識。他訓示外籍的傳教士，要學好日本語言，要明了日本的傳統禮俗；要尊重日本的文化。他訓示日本耶穌會的長上應當積極地注意陶冶本地的神職人員和會士，使他們受到高深的教育和宗教神修訓練。他為日本的耶穌會長定立了一些切實的指引和規程，促使他們以慈父的心腸和同情同樣地對待一切屬下，不分是日本會士或歐洲會土。他劃定日本的傳教區為三部分。每部分都設立了會長神父。在有馬郡他設立了修院。在府內和豐後境內，他設立了初學院和學院。並且使日本成為副省。1580年，日本教友已達十三萬。
萬曆八年（1580）三月有馬郡郡主晴信，由范禮安神父手中領受聖洗，洗名玻羅大削（Protasius） 同時還有四千郡內外教人領受聖洗，和七千背教的信友重歸吾主的羊棧。
萬曆十年（1582），范禮安神父鼓勵九州的三位天主教郡主（大名），大友宗麟，大村純忠，有馬晴信，組織使節團往赴羅馬覲見教宗。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天正遣歐使節”團。團長為伊東佑益，團員千千岩情左衛門，隨員有中浦壽理安，原太知野。團員都是十六歲以下的少年，他們攜帶三年的費用，由范禮安神父率領，於該年三月九日離開日本，經澳門、新嘉坡、馬六甲、錫蘭、高晉。於萬曆十一年（1583）抵達果阿。進見葡國印度總督瑪斯加蘭（D．Francisco Mascarenhas）備受總督盛情款待。
范禮安神父原想親躬率領這次使節團前往羅馬觀見教宗揆國十三世（Gregory Xlll,1572—85）但是當他到達果阿後，曉得羅馬任命他兼任印度耶穌會省長。因此他只好留在東方，命令麥基達神父（Diogo Mesquita，S．J．）率領使節團前往歐洲。萬曆十五年（1587）五月底，使節團在進見西班牙王、教宗、並義大利的王公之後，攜帶許多貴重禮物，並一架印書機返回果阿。迄今日本政府對葡國天主教傳教士很是優待，果阿的葡國總督，在日本副省長高艾浩神父（Gaspar Coelho、S．J．）並范禮安神父建議下，決定派遣范禮安神父為專使，攜帶總督致秀吉的書信，並四位日本使者由歐洲帶回的禮物前往日本。
萬曆十六年春（1588），范禮安神父和四位日本使者來到澳門，聽到日本秀吉已於上年（1587）開始迫害日本的天主教會。為了慎重起見，不敢馬上去日本。留居澳門兩年之久。在這期間，范神父曾利用日本使老的日記，編成“日本使者旅行記”。 這本書由耶穌會士孟三德（Eduard de Sande S．J．）神父譯成辣丁文，於萬曆八年（1590）春夏之交，利用日本使者帶回的印刷機在澳門印行出版。此外利用這架印刷機在澳門於萬曆十六年（1588）還出版了玻尼法爵（Juan Bonifacio）神父著的公教兒童教育（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這 兩部書可說是在我國境內出版的最早西文書籍。
范禮安神父熱愛中國。他的目光雖然注視著日本和印度的教務，但是並沒有忽視中國的傳教事業。他積極支持中國的傳教士，堅決主張為進行中國的傳教事項應當取用審慎、明智、漸進的步驟。他曾把日本耶穌會的傳教區會長嘉拉耳神父 （Francisco. Cabral，S．J．）於一五八一年調來澳門，支持並推動中國的傳教事業。他堅決地主張應當派遣最有學識，兼有德行並幹練的會士來到中國。他堅決地反對一些無知的傳教士，想用武力來做後盾的錯謬計畫和建議。這種想藉武力開啟中國傳教大門的企圖，在耶穌會士著名史學家馬菲依神父所著的東印度通史中可以約略窺見這種企圖遭到傳教學家科斯塔 （JosePh Acosta、S．J．）神父的反對。
在范禮安神父留居澳門的時候（1589），肇慶的耶穌會傳教土被迫離開肇慶，遷往廣東省北部的韶州。萬曆十八年（1590）夏，范禮安等由澳門抵達長崎。但是直等到次年（1591）春方才蒙受豐臣秀吉的盛禮接見。反對聖教會的仇人們堅決地肯定范禮安的使節團是假冒的。范禮安神父根本沒有離開日本。豐臣秀吉於是命令范禮安神父返國。范神父於萬曆廿年十月離開日本。同年高母羨神父由菲律賓出使日本，太閤秀吉開始進犯朝鮮（1592）。
萬曆二二年（1594），范禮安神父準許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土改穿儒服。萬曆廿六年（1598）他由印度經澳門，於八月間第三度去日本，時豐臣秀吉逝世。范神父雖然駐於日本，但是對於中國的傳教區卻非常注意。他用信件不時給予中國內地的傳教士以清晰適宜的指導。他派遣羅明堅神父回羅馬，請求教宗委派專使來中國。委派利瑪竇為在華的耶穌會會長，不受澳門耶穌會會長約束。他也切願進入中國宣傳福音，但是職務的重擔和中國海禁的森嚴，使他多年的憧憬不能如願以償。魯德照神父曾經記載，有人告訴他，曾見范禮安神父坐在澳門耶穌會院的窗前，目睹遠處中國大陸，發出沉痛的呼聲說：“岩石呀！岩石呀！什麼時候您才能開啟呀！”
萬曆廿七年，利瑪竇定居南京。兩年以後進入北京。到萬曆卅三年（1605）北京城內的教友已達二百餘名，內中有不少達官顯宦和學者聞人。此外在韶州、南昌和南京的教務也日益興盛。范禮安神父甚願親身視察一番這新興的中國教區。萬曆卅四年（1606）一月廿日，正當他準備進入中國時，身染重病，安逝於主。遺體葬於澳門。
傳教生涯
早期
范禮安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年2月20日出生於義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王國阿布魯齊的基埃落的一個富裕貴族家庭。他聰慧過人，精力充沛，體魄強健，且身材高大。1567年，他被送至羅馬學院學哲學，畢業後在羅馬學院繼續攻研神學，並任學校懺悔師。1573年8月，范禮安完成了神學的學習。由乾范禮安博學多才，機敏練達，加上視野開闊，儀態雍容深得耶穌會第四任總會長埃弗拉德.墨丘林(Everard Mercurian) 的賞識，於當年5月任命他為主管從印度到日本的所有耶穌會傳教區事務的視察員兼副主教的職務。1574年，范禮安從里斯本出 發，到達果阿蒞任。臨行之前，耶穌會會長托以重任，范禮安時刻不忘，即再度點燃沉睡之中的遠征中國的熱情”，並且，希望開始皈依龐大中國的計畫”，加緊向中國內地派遣傳教士。
醞釀
1574年9月6日，范禮安一行順利抵達果阿後，他便立即從考察和了解實際情況入手。首先，他利用在東印度各地巡迴視察的機會，與曾經多次到過中國的傳教士會晤，了解一些最基本的情況。其次，他特別留意收集和閱讀中國的文獻資料，以增強對中國的進一步了解。他 “首先關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積極搜羅五花八門的書籍”，工作之餘的時間則全部用來“在已經聚集在一起的幾名通事的幫助下査閱他房間裡堆滿的中文書籍”。由於范禮安的努力和勤奮，通過對大量的中國書籍的閱讀，他對於中國的歷史、地理、風俗、語言、日常生活和社會禮會又有了一定的了解。經過如此不懈的努力和一番考察和研究之後，范禮安對在中國傳教的實際進展和中國的具體情況有所了解，他一方面認識到要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確實是有相當大的困難的，為此，他曾發出這樣的感慨: “岩石!岩石!汝何時得開?”另一方面，他並不氣餒，要完成如此艱巨的任務，必須繼承聖沙勿略的傳教精神，不能因循守舊，而是要在傳教方式上進行大的變革，才能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把基督的福音散播到富饒的中國大地上。范禮安在寫給耶穌會會長的信中，就明確表示在中國應實行與別的國家不同的傳教方式，而且，他認為應把進入中國 “作為傳教士的職務中，一切最迫切而且又最珍貴的工作”，儘管“這件工作不單是艱苦的，而且還有失掉性命的危險”。
范禮安對傳教方式進行一番變革的建議，是他對過去傳教弊端的反省和認識，同時也是他通過多方面的渠道對中國的文化、政治等先進的中國文明進一步了解的結果。范禮安知道中國人對於上帝的認識，對於自己靈魂的福祉和上界的事情並不怎么感興趣，但仍充滿信心地指出: 一個聰明的、有成就的、獻身於藝術研究的民族，是可以被說服同意讓一些同樣以學識和品德而出名的外國人來他們中間居住的，特別是假如他們的客人精通中國語言和文字的話”。在接下來的三十多年裡，范禮安忠實地執行著他的傳教策略。
發展
1575-1577年期間，范禮安在印度視察，之後於1578年9月6日來到澳門，這是他首次來到此地。澳門已於1557年被葡萄牙所占領，當時在澳門的歐洲人談及赴華傳教都認為是無望的任務。但是，范禮安初到這塊葡萄牙屬地便“深知中國是個秩序井然的高貴而偉大的王國，相信這樣一個聰明而勤勞的民族決不會將懂得其語言和文化的有教養的耶穌會士拒之於門外的”一 一於是，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忙於徵集人才，物色足以擔此重任的傳教士。范禮安不滿意在澳門的傳教士的素質，寫信給耶穌會印度區主教羅德里戈·維森特，要求他派遣德費拉里斯到澳門籌備進入中國的工作。但是，他脫不開身，於是羅明堅被選中並於1579 年7月20日到達澳門，這時，范禮安已離開澳門去日本了。離開澳門時，他仍然在留給羅明堅的書面指示中，令羅明堅“盡心學習閱讀、書寫與講中國語文”。從此，羅明堅成了最早推行范禮安計畫的中堅人物。當年稍晩些時候，羅明堅寫信給范禮安，請派利瑪竇來澳門協助他，並和他一起學習中文，幫忙羅明堅以加強澳門修會的中堅力量。范禮安同意這一建議，於是正在進入攻讀神學第三年的利瑪竇於1582年4月15日前後接到范禮安的調令，8月7日，抵達澳門。與此同時，范禮安還極力排除來自果阿省教區當權人士的嚴重阻撓，在澳門一手創辦了聖保祿學院，勸化了當地的四五位青年做修士，並使該學院成為中國及日本的教務中心。
1582年3月9日至12月31日，范禮安第二次訪問澳門，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中國傳教的事情上。他創立了耶穌兄弟會，並為之制定章程和指示。兄弟會吸收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會員，但是不接收葡萄牙人。會長由願為在中國傳教事業獻身的神父擔任。范禮安指定利瑪竇為第一任會長。當兩廣總督在肇慶召見澳門主教和軍事總督時，范禮安藉機安排羅明堅替代主教前往，期望羅明堅得以留在中國。後來，兩廣總管出於對珍貴禮物的貪婪，邀清傳教士到中國境內建教堂和住宅。范禮安立派羅明堅和巴范濟前往。他們在中國通留了四五個月。范禮安不僅要主管澳門事務，還要主管日本和印度的事務，於1583年11月他在果阿安居下來。當范禮安得知羅明堅和利瑪竇在中國駐紮下來並且工作有成就，感到十分高興，決定採取步驟予以協助。他指派孟三德主持在中國的傳教事務，他還指派麥安東與孟三德同行。他們兩個人於1585年抵達澳門。不久，孟三德和麥安東先後獲準進入中國內地。沒有雄厚的經濟作保證，傳教事業就是空中樓閣，這一點，范禮安十分清楚。他充分利用自己崇高的地位和聲望，積極地開展多方面的籌款活動，從而在經濟上基本滿足了中國傳教團龐大的、日益増長的需要。范禮安利用他作為遠東視察員的特殊身份，“在澳門的咨議會上，瓦利來諾(范禮安) 為耶穌會士們爭得了獲準從每年1 600包中國絲綢的總貨中撥給他們50包的承諾”。在1585-1586年期間，范禮安從印度總督處獲得充裕的基金供給在中國的耶穌會活動之需。由於范禮安卓有成效地為中國傳教團的經費提供了基本的保證，故而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傳教團的開銷是不匱乏的。
范禮安繼續關注在中國傳教工作的進展和受挫情況，他認識到在肇慶的神父們有必要取得當地官員們和知識界更大的尊敬，並且只有得到皇帝的許可才有可能長期留在中國，於是，他第三次來到澳門，時間是1588年7月28日至1590年6月29日。此時，他決定要求向明朝派遣教廷使節。為了鼓勵在華傳教士們，范禮安在1588年11月，將才智過人的石方西神父 (他當時已在澳門) 從日本調到中國任職。石方西神父立即著手學習中文，並於1591年12月到達肇慶。在1589年4月初，利瑪竇派人向在澳門的范禮安送去一封信，告訴他神父們面臨被逐出肇慶的危險。利瑪竇建議將住處暫時移走，以妥協為主。范禮安起初不同意，他認為神父們應堅持留在肇慶。利瑪竇到澳門時，范禮安熱情地接待了他，經過兩人的商量，范禮安同意了利瑪竇的意見，如果神父們無法在肇慶留下去，可以徵得官方同意遷往別處。1589年8月，在肇慶的神父們又一次接到驅逐令，但是後來總督又派人召他們回去。接到這一喜訊後，范禮安立即派信使送去信，對他們所受的種種磨難表示同情。對他們取得的成績表示欣慰。並勸神父們繼續努力，不惜以各種方法在中國堅持下去。
1592年10月24日，范禮安第四次巡視澳門。他多次往返於日本和澳門，因而深知，中國人的語言和風俗習慣，同日本人是不相同的。他認為一個耶穌會士不應該從亞洲的一個傳教團調到另一個傳教團'因為亞洲各國情況複雜迥異。范禮安雖然確立了傳教士須學會所在國文化風俗這個總的原則，但是，他並不想以此來束縛在中國傳教的神父們。正是在這種思想的鼓勵之下，利瑪竇在廣東生活了一段時間以後，他發現穿著和尚的裝束，不利於同中國的知識分子交往，便向范禮安提出放棄僧侶打扮而改用文人裝束，因為在會見文士官僚人等時穿著合適的服裝，，今後還應考慮到另一個空氣更好的省份去。儘管這種想法同范禮安最初在日本的體驗和決定並不一致，但他還是熱情地支持利瑪竇這一重大改革，范禮安對於上述建議一一給予首肯，並且答應親自向總管和教皇提出。“視察員神父認為這些請示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一一予以批准，並且親自負責把每項請示都詳細報告給羅馬的耶穌會總會長神父，也報告結聖父教皇！這不僅僅是改換服裝的要求，而是在中國傳教策略的改變。
於是，從1594年下半年開始，利瑪竇蓄起鬍鬚，1595年5月，第一次身穿儒服長須長發出場，同時，神父們開始行文人禮，並以“道人”自稱隨著傳教士服飾和習俗的改變，必然帶來的便是對儒家學說尤其是對有關祀孔祭祖的寬容和接納，范禮安都審査並核准。范禮安第四次到達澳門，不僅批准利瑪竇的建議，認可他的工作方法，並且他還建議利瑪竇前往北京發展，開拓新的傳教基地。
由於年近目花甲:從1595年9月24日起，范禮安不再負責印度方面的職務。但他仍是中日教區的視察員。1597年，“交卸了自己肩上印度傳教會的負擔之後，教務視察員范禮安神父在去日本之前，一心想把中國傳教團建築在一個可靠的基礎上。”他於1597年7月20日至1598年7月14日第五次到澳門視察以推進在中國的工作，然後去日本。范禮安決定盡其所能做些工作。通過多年來的實踐和觀察，范禮安対利瑪竇的評價很高，他認為 在這些深入葡萄園的人之中，利瑪竇神父年紀最大，最有經驗，他是一個具有非常好的才智、判斷力和謹慎的人，具有良好的教育和道德。他是現在和將來相當長的時間裡，我們的主所使用的並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工人。”他指定利瑪竇為中國傳教團主管，因為范禮安相信，他最有希望開闢一個新中心。並且，范禮安再次鼓勵他在北京設立寓所，以期爭取明朝皇帝的恩寵。為了進駐北京，范禮安向利瑪竇送去禮物，讓他晉見朝廷，如果所需其他的物品，利碼竇可以向他們在澳門的主管提出要求。當時，范禮安已經指派李瑪諾擔任澳門主管一職。
1603年2月10日至1606年1月30日，是范禮安最後一次來到澳門視察。一到澳門，他對中國傳教團的工作大為滿意。當利瑪竇制定了一套中國準禮儀，請求范禮安批准時，他立即予以同意。隨著傳教事業的不斷發展，范禮安對傳教團的管理工作做了調整，增加了對利瑪竇的授權，從此，利瑪竇就不再從屬澳門教會總管，而是直接聽命於中日教區副大主教和間接受印度教區大主教節制。並且使中國傳教團獨立於澳門教會組織。
逝世
范禮安在派遣利瑪竇進入中國的23年後準備自己首次到中國視察，親眼看看在自己的組織和策劃之下，中國傳教的具體情況如何。因為范禮安“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想在他的工作結束之前，看到中國傳教團是建立在儘可能鞏固的基礎之上”，計畫“到中國各地出巡一次，訪問各個傳數中心，親自看看他從收到信中所讀到的一切”。他計畫與1606年初啟程回華的郭居靜神父同行，利瑪竇要還通過徐光啟的關係求得朝廷幾位大臣的證明信，並對范禮安一行進入中國後水陸交輸交通路線，作了仔細的的安排。正當一切籌劃就結，各地傳教士準備熱烈歡迎這位將畢生大部分心血傾注於中國傳教事業的視察員神父的時候，范禮安神父卻病倒了。1月11日，離計畫啟程的日子越來越近，當時范禮安正在等一般來自日本的船隻，他要拿到錢和禮品才好去中國，這時，折磨他多年的宿疾尿毒症急性發作，不得不在17、18日寫下了遺囑，20日凌晨逝世於澳門。
紀念
范禮安同沙勿略一樣，曽經想進入中國內地卻都未能如願。但他對耶穌會士進入中國進行傳教起了指導性的作用，在開闢中國傳教事業中的篳路藍縷之功，一直受到同會會士的敬仰和懷念。利瑪竇對范禮安的愛戴之情，常溢於言表。在他的回憶錄中，有一片斷就是專寫范禮安的，他把這一章題為 “中日教區視察范禮安神父——中國傳教團奠基人”，他還敬稱他的這位老上司為“中國傳教事業的奠基人和 這一使命的第一締造者”。並且，利瑪竇認為范禮安對處理傳教開拓工作具有豐富的經驗，對每一件事都能下達恰當的命令並堅決加以實施。范禮安在1574年到達果阿的時候，當時中國還沒有耶穌會會友。但他去世以後在澳門設有神學院，死後8年日本有100萬基督徒，其中有75萬居住在耶穌會教區，在中國，已有五個城市裡設有耶穌會寓所，共有15名會友，其中有5名是中國人。
主要貢獻
范禮安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對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工作的組織協調上，尤其體現在他對在中國傳教的基本方針和策略的制定上。1557年明朝將澳門暫借給葡萄牙人作為其晾曬貨物的場所，其實，這是為葡萄牙人進一步進入中國本土提供了一個跳板；同時，澳門也成為西方傳教士向中國傳播基督教的據點。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了居留點之後，基督教首先在澳門傳播。當時，傳教者在文化上皆以“我”為中心，要求入教者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甚至生活習俗：“當時傳教之方法，凡欲進教者，須葡萄牙化，學習葡國語言，取葡國名姓，度葡國生活，故不啻進教即成為葡國人也。” “凡是領洗入教的中國人，都要變成葡萄牙國人或西班牙國人。在姓名、服裝、風俗上都要按照葡、班兩國的式樣。” 編撰過《聖方濟各·沙勿略傳》的范禮安對沙勿略未能實施的傳教構想非常認同，對於一些傳教士以上的那種極端的做法表示反對，認為那種方法“不但是可笑的而且是無用的”。
范禮安充分肯定中國的古老文明，認為它在“已發現的國家中，是最和平、治理最好的國家”。 但是，中國的“大門關得緊緊的，對於上帝的一切閉目塞聽”，而且中國的官員們“根本不肯同外國人有任何交往”，他們“對一切其他國家都極為渺視”。 曾德昭在《中國通史》中曾記載，范禮安曾憑著窗戶看著中國大陸的方向，大聲呼喊：“岩石！岩石！汝何時得開？” 范禮安將他的這種熱情化做了具體的行動。在組織教務和制定策略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明白，要在中國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國度立足，必須有耐心，必須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能採取‘打倒一切’的辦法” ；所以他認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訓練職工”，而訓練職工“最主要之條件，首重熟悉華語” 。范禮安一方面自己身體力行，儘量收集關於中國的資料，學習中文，他到澳門後，“第一件必須做的事就是學習中國語言” ，同時他後來也鼓勵並安排羅明堅和利瑪竇等神父在澳門修習中文。雖然他的這種策略遭到在澳門其他一些傳教士的反對，但他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事實證明，他的傳教思路是正確的，是符合文化間的交往規律的。
人物評價
范禮安曾經六次到達澳門，並在澳門居住下來，雖然他至死都未踏入中國內地半步，但是沒有他，耶穌會傳教團無法得以在中國立足並取得初步的成功。他選拔、培養和派遣了一批優秀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內地傳教; 他通過對全局性重大問題進行正確決策，保證了傳教團最初的成功，並為它指明了未來的發展方向; 他指示傳教士悉心學習中國語言文還字'督促他們用中文撰寫西方教理，並將中國典籍翻譯成西文;同時，他還開展多方面的籌款活動，在資金上基本滿足了傳教團的需要。通過施禮安的具體組織和推動，聖沙勿略那些籠統的、萌芽式的構想，才得付諸實踐。
在輾轉於東方的33年傳教生涯中，范禮安不僅將歸化的熱忱和處事的慎重很好地結合起來，而且強烈地意識到要有所成效，就必須改變一 般西方海外殖民者那種蠻橫無禮、蔑視當地文化的惡劣態度，並同企圖藉助於武力征服來促進中國傳教事業的思想路線劃清界限，認為應從生活習慣乃至思想感情上，儘可能地同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當地民眾打成一片。正是在這個基本方面，范禮安為在中國的利瑪竇和印度的諾比利樹立了榜樣。作為一名領導者，范禮安成功地選拔了一批衷心擁護並為推行其路線而努力奮鬥的傳教士，並積極籌措傳教團所需的大量經費，在經濟上確保了他所制定的這一條路線順利貫徹執行下去。他批准傳教士穿儒服，進行策略上的大轉變，為以後制訂適應性政策提供了一定依據，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范禮安的傑出貢獻部分地應歸功於他的敏銳的洞察力、判斷力和果斷的精神，他的傑出的組織才能、指揮才能和鼓動力。他擅長於預見並能為之堅韌而謹慎地奮鬥。他的領導作風既嚴格又靈活，因此，他在下屬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對耶穌會事業的忠誠。凡此種種表明，范禮安的確是一位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策略中頗具遠見卓識的組織者和策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