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森施塔特，S.N.
正文
當代以色列社會學家，新功能主義和現代化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 9月10日生於華沙。早年就讀於希伯萊大學，獲文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後在倫敦經濟與政治科學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1951～1967年任希伯萊大學社會學系主任。60年代中期以後經常赴歐美講學，先後任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蘇黎世大學等校客座教授，在國際社會學界享有較高的聲望。1991年9月曾到中國訪問。主要著作有:《世世代代》（1956）、《帝國的政治體制》(1963)、《現代化：抗拒與變遷》（1966）、《政治社會學》(1970)、《社會的分化和分層》（1971）、《傳統·變遷·現代性》(1973)、《社會學的形式：範式與危機》(合著，1976)、《革命與社會轉變：文明的比較研究》(1978)、《社會、文化和城市化》（合著，1986）。 艾森斯塔特在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上深受M.韋伯和T.帕森斯等人的影響，他博採眾長，對古典和現代社會學各家學說進行了批判性總結，因此被稱為“合意的理論家”。他最大的貢獻是以新的理論視角對社會現代化和比較文明問題進行富有成效的研究，使社會秩序建構與變遷的一般社會學理論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
艾森斯塔特通過引入文化歷史因素和文明比較研究來修正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和現代化理論。他認為，任何社會結構或“制度安排”都不像早期結構功能主義學者按照社會結構分化水平或有助於社會系統的相關需要所解釋的那樣是給定的，相反，它是通過具有不同文化取向的社會行動者的互動──某種包括權力與符號要素在內的交換過程建構的。社會結構的變遷或現代化受各種基本社會力量的影響，如社會文化傳統取向、各種精英特徵、經濟—政治生態環境、與其他文明的碰撞，等等。要研究就必須進行比較文明研究，把文化歷史因素和比較文明、歷史研究引入結構功能分析和現代化理論之中。他指出，非歐洲社會的變遷或現代化，除了受西方“現代性”的誘發和推動外，還有自己的內在發展“邏輯”，在很大程度上受特定文明圈內的文化傳統的影響；一定文明圈中的文化傳統和價值取向，源於該文明核心形成時代，即所謂“軸時代”的文化精英（或大師）及其思想。如西方文明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以及早期基督教時代的精英與文化，“儒教”文明源於“孔孟時代”的精英與文化，伊斯蘭文明來自穆罕默德傳教時代的精英活動與思想,等等。正是這些軸時代文明的延續和推動,才逐步形成了現在的文明圈，並影響著社會的變遷與現代化。現代社會的變遷與現代化是一個以文明圈為界限的多樣化選擇過程。
艾森斯塔特把現代化和比較文明研究同社會學基本理論聯繫起來，通過對結構與文化之間關係的解釋，使社會秩序的建構與變遷的基本社會學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他認為，社會秩序的建構是社會互動的組織層面與文化層面（潛結構或深層結構）相互交織的結果。社會秩序建構的關鍵問題是：①如何建構É.迪爾凱姆所重視的相互信任、團結和凝聚問題；②如何克服K.馬克思所強調的異化感問題；③如何提供韋伯強調的不同社會活動的意義和合法性問題。“文化眼光”是社會秩序建構和制度動力建構的要素。他認為，社會秩序的建構是一定張力下的文化模式與勞動分工結合的結果，二者是具有一定文化取向的行動者選擇的結果。社會變遷就是從一種秩序向另一種秩序轉變的過程。由於任何社會都存在多元文化和多元載體，因此社會張力的存在和社會變遷是不可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