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文化模式馬克斯·韋伯曾經說過：“任何一項偉大事業的背後，都必須存在著一種無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一定與該項事業的社會文化背景有密切淵源。”文化模式，通常就是指一民族在特定的環境中創造、累積的各部分文化內容之間彼此聯繫而成的系統的文化結構表現。
文化模式是一個民族文化或一種文化的各個文化特質叢(內容)相互聯繫整合成為協調一致的系統(整體)的結構狀態。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文化行為同樣也是趨於整合的。一種文化就如一個人，是一種或多或少一貫的思想和行為的模式”。“所有各種樣的行為，諸如謀生、擇偶、戰鬥和神氏崇拜，都依據文化內部發展起來的無意識選擇規範而被融合到了統一模式之中。”夸扣特爾人喜愛心醉神迷，追求個人榮譽、大膽、虛榮、傲慢，祖尼人追求安寧、恬靜、適度、和諧；多布人則以陰險、嫉妒為美。這些不同的文化模式，是由不同的心理特點、集體無聲識決定的。
各種文化特質通過整合才能成為協調一致的模式的。各種文化特質能不能實現整合，決定於這些條件：第一，這些文化特質、要素的發展水平相近似。第二，以現實的民族文化各要素和特質為整合基礎。第三，人類共同的心理結構和文化追求，如對美的追求，對幸福的嚮往，趨利避害等。
分類
它是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研究的課題之一。分為特殊的文化模式和普遍的文化模式兩類。
特殊文化模式
是指各民族或國家具有的獨特的文化體系。它是由各種文化特質、文化集叢有機結合而構成的一個有特色的文化體系。各民族或國家之間有著不同的文化,即文化模式的不同。如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眾多的農村人口,濃厚的家族觀念,重人倫，對祖宗及傳統權威的崇拜等互相聯繫形成了中國傳統的文化模式；工商業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以城市生活為主導，個人主義，總統制等互相聯繫而形成美國的文化模式。每一種文化模式內部必然具有自己的一致性，否則各種文化特質、文化集叢便不可能結合在一起形成獨具特色的文化模式。多數學者認為，形成這種一致性的原因是統一的社會價值標準，也有學者認為是一個社會中的人共有的潛在意願。
普遍文化模式
概觀
是指一切文化都是由各個不同的部分組成的，這種文化構造適用於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美國人類學家C.威斯勒爾認為，普遍的文化模式包括以下9個部分:①語言；②物質特質；③美術；④神話與科學知識；⑤宗教習慣；⑥家庭與社會體制；⑦財產；⑧政府；⑨戰爭。
基礎
在人類與周邊環境和同類的互動中，永遠存在著某些最根本的需求。對無論何時何地的人類都一樣，六種需要構成了“普遍文化模式”的基礎。
1.生存需要 男人和女人必須吃、住、穿，必須具備為其子孫後代提供生存的手段。
2.社會組織的需要 為使人民能夠生存、養家餬口，並保持秩序，一個社會結構是不可或缺的。
3.穩定和保護的需要 始自最久遠的時期，人類團體不得不在其成員間保持和平，在外來進攻中進行自衛，並且保護團體的財產
4.知識和學問的需要 自遠古時期以來，人類已經傳承了通過經驗獲得的知識，先是通過口頭，然後通過書寫系統，而現在更通過電子手段。當社會變得更加複雜時，通過教育儘量多的人以保存和傳承知識的需要就日益強烈。
5.自我表達的需要 甚至在用獵獲的動物作畫，以裝飾新石器洞穴的牆壁之前，人類就創造性地回應著自己的環境。這些藝術似乎有著與人類經歷同樣古老的脈絡和傳統。
6.宗教表達的需要 同樣古老的是，人類早就試圖回答他們自己經歷中的“為什麼”。早期人類把周邊環境中看作超自然的事物，後來常常都被已科學證實為自然現象。然而，今天的男女們並不遜色於古代時期，仍在追尋著關於生存的終極問題的答案。
文化模式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變化得更快。因此在某個單獨的社會中，一種制度與其他制度發生關係時，有時就顯得過時。當社會中不同的部分無法和諧地配合時，就會出現常說的文化遲滯狀況。可以舉出不少這種遲滯的例子：19世紀時對童工的剝削；20世紀以前，婦女未能爭得選舉權，還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式的悲劇。
圖書簡介
本書是《菊與刀》的作者、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寫於1934年。該書也可以說是20世紀西方有關文化問題討論中最有影響的著作之一，已被譯成14種文字，有著廣泛影響。果勒認為，可以“以此書出版的年代，作為國民性的科學研究誕生之年”。瑪格麗特·米德在1958年的新序中提出，此書是“20世紀第二季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內容簡介
“文化模式”這一概念，有各種不同的用途和意思。不同的文化人類學家對文化模式的理解也不同。本尼迪克特認為，文化模式是相對於個體行為來說的。她認為，人類行為的方式有多種多樣的可能，這種可能是無窮的。但是一個部族、一種文化在這樣的無窮的可能性里，只能選擇其中的一些，而這種選擇有自身的社會價值趨向、選擇的行為方式，包括對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經濟、政治、社會交往等領域的各種規矩、習俗，並通過形式化的方式，形成風俗、禮儀，從而結合成一個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
作者簡介
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美國當代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詩人，《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稱她的理論“對於文化人類學，尤其是有關文化與個性這個領域的研究有著深刻的影響”。本尼迪克特1887年6月生於紐約，20世紀20年代師從於人類學大師博厄斯門下，1923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30年，受聘於哥倫比亞大學，任助理教授，1948年任教授。1948年9月本尼迪克特病逝，享年61歲。其代表作有《菊與刀》、《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話》、《種族：科學與政治》等。
圖書目錄
譯者前言
致謝
第一章關於習俗的科學
習俗和行為——孩子的繼承——我們的錯誤觀點——地區性習俗和“人類本質”的混淆——我們對其他文化的無視——種族歧視——由習俗而非天性塑造了人——“種族的純化”是欺人之談——研究原始部族的理由
第二章文化的差異
生活之杯——選擇之必要——不同的社會是如何對待性成熟和青春期的——從未聽說過戰爭的部族——婚姻習俗種種——習俗特性之交混——守護神靈與夢幻——婚姻與教會——這些聯繫是社會的而非生物學之必然
第三章文化的整合
行為相關物之所有準則——文化之模式化——大多數人類學研究工作的弱點——整體觀——施賓格勒之《西方的沒落》——浮士德式的人與阿波羅式的人——西方文明對於研究來說太複雜——向原始部落迂迴
第四章新墨西哥的普韋布洛人
一個未遭衝擊的社群——祖尼之禮儀——祭司與假扮神——巫術社團——一種強社會化的文化——“中庸之道”——帶著父輩的希臘觀念——與之形成對照的平原印第安人習俗種種——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與夢幻——毒品與酒精——祖尼人對無節制持懷疑態度——蔑視權力與暴力——婚煙、死亡與悼念——豐產禮儀——性象徵手法——“人之與宇宙為一”——典型的阿波羅式文明
第五章多布
以惡意與背叛為美德的地方——慣於與人為敵——誘騙新郎——丈夫的屈辱地位——所有制的極端排外性——篤信巫術——園藝儀式——致病符咒和巫師——極好貿易——瓦布瓦布，一種精明厲害的交易實踐——死亡——倖存者間的互責——不準笑——強做正經——無情的鬥爭
第六章美洲西北海岸
海岸文明——溫哥華島的克瓦基特爾人——典型的酒神式——坎尼包爾社團——與普韋布洛人是對立的兩極——經濟競爭——我們自己社會中的滑稽戲——自我吹噓——羞辱賓客——散財宴交易——虛張聲勢之高潮——迎新娘——通過婚姻、謀殺和宗教手段得來的特權——薩滿教——怕遭奚落——死亡，最難堪的當眾侮辱——百感交集
第七章社會的本質
整合與同化——不協調因素的衝突——我們自己的複雜社會——有機體與個體——文化解釋與生物學解釋——利用原始部落的教訓——沒有穩定的“形態”——傳布的意義與文化完形——社會評價——亟須自我評價
第八章個體與文化模式
社會與個體並不敵對而是互相依賴——準備適應模式——對挫折的反應——驚人的失調——接受同性戀——取得權威的手段：陰魂附體和僵直症——“不適者”在社會中的地位——寬容的可能性——文化類型的極端代表：清教牧師和成功的現代自我主義者——社會相對性，一種希望而非絕望的學說
參考書目
譯後記
模式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歷來為世人所稱道。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它早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或“元典時代”就構築一個以人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模式,中國文化模式是一個綜合、整體、系統地發展過程。
特點
歸結為五點。
開放包容。中國文化善於吸收外來文化。中國文化本身是一個開放體系，能包容整合各種文化，而不是保守、封閉、落後、僵死的文化。正因為中國文化的開放包容性，它並不是以自己的文化去排斥外來文化，中國文化才有巨大的凝聚力、生命力。
多元一體。中國語言多樣，但文字統一；中國雖然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但是國家是統一的。從主體文化和客體文化來說，我們雖然有一個主體文化，但是主體與客體是相輔相成的。正因為中國文化中有“主輔相成”、“多元一體”、“體用一源”等理念的指導，中國文化不會發生你死我活鬥爭，也不會發生一種文化消滅另一種文化的情況，一種宗教文化消滅另一種宗教文化的現象。
獨立自主。文化獨立是民族獨立的根本，如果一個民族的文化不能獨立的話，那么這個民族就不能自立於世界。過去殖民主義者到殖民地，必然會以同化或消滅殖民地本土文化方式，來實行殖民統治。現在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之下，應該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獨立性、自主性，我們可以和其他文化互相交流、學習借鑑，但是不能鸚鵡學舌，我們不能以西方文化的真理為真理，以西方文化的模式為模式，以西方文化的規範為規範，而把我們五千年來沿襲下來的文化模式、理念都拋掉。應該認識到中國文化的魂和民族精神，認識到自己文化的長處、特點、本質，就是所謂的“知己知彼”，知己才能更好的知彼。己都不知，如何知彼。毛澤東曾經批判過“言必稱希臘”的錯誤思想，十七大提出要“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共有精神家園”，就是要建設有中國風格中國氣魄的文化。
融合創新。當前中國文化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轉變的時期，在這樣一個網路普及化、經濟全球化、政治多元化的情況之下，文化的發展必須有全球意識。過去我們是地域性地思考問題，現在思考文化問題應該帶有人類意識和全球觀念。中國文化模式有全球性戰略眼光。創新的人類語境已經和過去不同了，我們的眼光應該放在如何化解21世紀人類所共同面對的衝突和危機上，及由此衝突帶來的生態、社會、道德、精神、信仰、價值危機。中國文化應該對這些問題做全球性的思考。只有創新，文化才獲得新的生命力，中國文化才能夠生生不息。
和諧和合。在建設和諧世界的同時，我們應該承認，各種文化是有衝突的，需要通過互相交流對話來加深了解，只有了解對方的文化，才能更好地吸收其長處。“以他平他謂之和”，“和”也包括衝突矛盾，衝突可以互相成就，這就是相反相成的辯證法。我們的文化與對方的文化是平等的，要承認他者的存在，尊重他文化，文化之間要互相尊重，主張國不分大小、貧富平等相處，各國根據自己的實際自由選擇經濟發展的模式。在國際社會中“和而不同”地相處，主張通過對話、談判方式化解爭端。
內在結構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如果我們把“百家爭鳴”看作是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自覺建構的話,那么“三代”文化和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的社會生活、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等,則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這一文化模式建構的價值之源。
五帝時代既是華夏文明的開創期,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源頭。聖人崇拜與祖先的智慧、功德相聯繫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也是中國文化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深層原因。這種非西方式的“創世神話”,使中國文化不僅呈現出以人為本和向內探求與外在超越相統一的基本特徵,而且也是它既不向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觀念致思,也未形成人與神、人與自然,以及“人文”與“神文”和“科學”之間的對立和緊張的深層原因。
殷周之際的制度變革,突出地表現在將本來只是根據血緣關係確立父權的宗法制度改造成為國家機構和政治制度的基本體制。與此相適應,周人則完成了由神到人、由天命神學到人學的根本轉變,形成了燦然完備的宗法家族制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德”為核心的禮樂人文文化。
以老子、孔子、墨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既追尋“禮崩樂壞”的根源,又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張;既探尋人性的最後根據,又追溯天地的起源和宇宙的本質,從而建構了一個以人為本,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結構模式的雛形。而老子、孔子、墨子以下,諸子之學在存統中相互吸收融合,逐漸形成了以道、儒、墨三家為代表的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三大傳統,標誌著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早期建構的真正完成。
精神特質
中國傳統文化是富於自然精神、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文化。以道、儒、墨三家之學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異質互補和交融互動,從本質上說根源於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結構模式,不僅在於它的原創性、豐富性和包容性、互補性,而且在於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和精神特質。
道、儒、墨三家之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要素和基本模式,,在於它集中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涵和精神特質。在這個文化結構中,“自然”與“人為”相對,是指萬物自生、自化、各得其所的一種原始和諧狀態。“人文”與“天文”相對,是指道德教化,而不與“神文”和“科學”相對。“自然”與“天文”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區別在於“自然”是“道”的本質規定,“天文”又被表述為“天道”,而“天道”與“人道”相對應,又從屬於“道”和“自然”,於是“自然”與“人文”便在本體和境界的層面上獲得了本質上的同一性。“人文”作為“人”與“文”的合稱,既是關於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觀念,也是關於理想人格培養的學問。《周易》說:“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的“天文”指關於季節、時令變化的學問,目的是為了使人們能夠適時地進行農耕活動;“人文”則是人類文明的另一種表述,主要指社會制度。古代哲學關於“天道”和“人道”的探討和論述,就是關於“天文”和“人文”認識的深化與發展。所謂“天道”泛指宇宙、天地、自然的起源和法則,而“人道”則是關於人類社會和人自身的道理。天道自然、天道無為、天道至公。它化生萬物,沒有神力,沒有矯飾,自然而然,是人道的基本原則和根據。天道與人道、自然和人文不僅是一種效法關係,而且是一種對象性關係。而自然的意義是在天、地、人三才的統觀中,為人的存在和行為提供本體論的根據和最高的價值原則,從而在物質和精神、肉體和心靈、情感和理智之間始終保持必要的張力,進而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動態和諧。而這正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內涵和精神特質。
矽谷
美國矽谷矽谷幾十年來形成的獨特文化模式是它成功的最深刻而持久的因素，是美國傳統的民族特性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創新精神等和現代文化在高科技時代的典型體現：
第一，它是一種新型創新文化，即允許失敗（Its-ok-to-fail）的創新。在這種寬鬆環境下，創新不僅包括科學技術，而且還包括行為模式、思維模式、交往模式等各個層面。
第二，它是一種佯謬文化，即似非而是的悖論或反論文化。矽谷又被稱為“佯謬谷”（paradox valley ）。這是技術對文化產生影響的一個例證。矽穀人以開放靈活輕鬆民主自居，但他們同時又是最愛走極端的人，英特爾總裁格洛夫；矽谷崇尚人文主義管理和信息共享，但矽谷公司對技術的保密卻是極端化的，而且在矽谷甚至沒有人行道，其建築也是封閉式的，這稱這種極端化為“二進制的，不是0 就是1。”與其人本主義特色是相矛盾的。這種佯謬文化實質是矽谷發展的內在動力；
第三，是一種獨特的企業文化。這種文化包括，人才的超流動性（Hypermobility ）、直呼上司的名字、隨意穿著、彈性工作時間、在家工作、雇員所有——雇員擁有股票等。這種看似隨意性的“車庫文化”，已成了矽谷企業文化的代名詞。
第四，矽谷文化是一種時間文化，即速度化文化。矽谷的發展即表明，在知識經濟時代，速度化是其最主要的特徵之一。並不是以前時間不重要，而是它不象現在那樣具有決定性。在後工業社會，時間成了稀缺資源，對時間的爭奪代替了工業化時期對空間即對自然資源和工業原料的爭奪。知識經濟使得不可能按照過去工業化時代的八小時工作制（即標準化時間）工作，而是按照創新的需要安排時間，不是將時間細化，而是將其大段大段地分割，經常性地連續幾天通宵達旦，工作到深夜或凌晨幾乎是今日矽谷20 萬高科技人員統一的生活方式。
在矽谷比較盛行的彈性工作制反映了矽穀人在時間觀念上的改變；新的時間理念改變了矽谷的福利結構，與美國其他地方關注物質福利不同，假期時間（vacation time ）在西海岸一直是歷史性的最受歡迎的福利，周期性休息(sabbaticals)在矽谷高技術企業中已司空見慣，30%的海灣地區僱主提供雇員在工作一年以後享受三周以上的帶薪假期，而全國的比例僅為17%。
矽谷模式是一個複雜的高科技發展的產物。它仍在不斷地演進，它的發展模式不是僵化的，不是大學、科技園區和資金的機械“三合一論”。這種模式是有機的，它已經產生了一個有利於高科技發展的社會機制和制度環境以及支持高科技發展的理念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