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歲月

艱苦歲月

潘鶴《艱苦歲月》雕塑·鑄銅, 47×40×55㎝,1956年[中國美術館藏]這件作品在國小語文課本里就出現過:殘破的軍帽,襤褸的軍衣,裸露的腳丫,如鋼棍的手指上一支古色的長笛,乾裂的嘴唇輕貼笛孔,老戰士快活地吹奏著悠揚的樂曲。一個滿臉稚氣的十一二歲的小戰士蜷縮在他的身旁,一手抱著長槍,一手托著下頜,聆聽著那美妙的笛聲,憧憬美好的未來。當時就被這件作品深深感染了……。社會的變革、家庭的磨難,童年和少年並沒有給潘鶴留下美好的回憶,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大好河山的蹂躪,戰亂中的中國到處民不聊生,少年的潘鶴對於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有了切身的沉痛感受,社會環境給予他豐富生動的人生教育,從1949年到1960年,潘鶴創作了《課餘》《艱苦歲月》《忍無可忍--省港大罷工》《得了土地》和《潛移默化》五件雕塑作品,尤其是《艱苦歲月》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艱苦歲月》是雕塑家潘鶴對革命戰爭年月紅軍戰士的真實再現,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體現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精神。

雕塑品

作品簡介

艱苦歲月艱苦歲月

在新中國美術史上,在新中國雕塑史上,在表現革命歷史題材的範圍內,《艱苦歲月》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作品。它以動人的形象,體現了最能在觀者心靈中激起共鳴的主題。如今《艱苦歲月》已成為各種中國小美術欣賞教材及百年美術必收錄的作品之一。作品原件現存於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這一作品是潘鶴受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委託,為建軍30周年美術展而做,當時的主旨是要表現第四野戰軍解放海南的情景。潘鶴捨棄了淺白地表現戰爭勝利場面的思路,他採訪了曾任海南遊擊隊司令員的馮白駒,決定從艱苦場面來表現。結果草稿因為"沒有表現革命高潮和勝利"而被否決了。不服輸的潘鶴堅持了自己的思路,最終形成了一個老戰士和小戰士的形象構思。在艱苦歲月里,老戰士仍然吹奏起快樂的笛子,嘴角微溢著笑意,小戰士托腮傾聽,憧憬著未來美好的生活。一種積極樂觀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觀看的人。

潘鶴是我國當代著名雕塑家。在近半個世經的藝術生涯中,他創作了許多優秀的雕塑作品。對於中國雕塑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50年代中期,他創作的雕塑《艱苦歲月》生動塑造了艱苦鬥爭環境中的紅軍戰士信念堅定,開朗豁達的光輝形象。成功地通過老戰士吹笛子,小戰士偎依身旁傾聽的造型、體現出艱苦年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三角形構圖中。體積起伏波瀾、手法自由,藝術形象生動自然,成為50年代的經典之作。

潘鶴1926年出於廣州,當時轟轟烈烈的廣州起義被反動勢力鎮壓下去,廣州城處於腥風血雨之中。社會的變革、家庭的磨難,童年和少年並沒有給潘鶴留下美好的回憶,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大好河山的蹂躪,戰亂中的中國到處民不聊生,少年的潘鶴對於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有了切身的沉痛感受,社會環境給予他豐富生動的人生教育,從1949年到1960年,潘鶴創作了《課餘》《艱苦歲月》《忍無可忍--省港大罷工》《得了土地》和《潛移默化》五件雕塑作品,尤其是《艱苦歲月》引起了社會的強烈反響,《艱苦歲月》是雕塑家潘鶴對革命戰爭年月紅軍戰士的真實再現,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體現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精神。

回顧50年代這段歷史時,當然不會忽略毛澤東在1950年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以及同是那一年他在同音樂工作者談話中發表的對藝術民族形式和借鑑外國藝術的原則性意見,1958年關於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與一系列重要論述對於美術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艱苦歲月》正是革命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作品。

在當時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是廣大民眾迫切要求和熱列歡迎的主題,也是最能激發藝術家的創作熱情的主題,這個主題可以通過激昂的熾熱的鬥爭場面來表現,世可以通過肅修的靜謐或歡愉的--各種不同的生活氣氛來表現。而潘鶴先生恰恰以兩個紅軍戰士動人的形象體現了這個最能在觀者的心靈上激發共鳴的主題。

《艱苦歲月》遵循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以寫實的手法塑造人物。對於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俄國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堅持真實地再現生活,真實地反映客觀世界的現實本質和歷史本質,並真實地表現藝術家主觀世界的情感,《艱苦歲月》以大的起伏造成豐富動人的神態,真實再現了戰爭年代中的紅軍戰士的形象,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從一個側面也體現了雕塑家內心對戰士們的情感,對未來的希望的嚮往。

《艱苦歲月》又具有浪漫主義特徵,它是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進行了理想化的加工,提煉,以特定的情節理想的描寫,塑造了理想化的對象,戰士們形象生動,充滿了對未來希望的渴望,堅定了革命戰爭必勝的信心,戰士們面對艱苦的生活,沒有被困難壓倒,而是苦中作樂,充滿了幻想和對美好事物的回憶,作品又極具詩意性。

雕塑家潘鶴先生具有高超的創作技巧,《艱苦歲月》中兩位紅軍戰士的形象刻劃,栩栩如生,老戰士的面孔上那種由於飽經風霜和長期戰鬥生活,由於常常深思而顯得特別深刻的皺紋,一雙只有長年繁重的勞動才足以磨練成的那樣粗大的手,穿著一身破舊的軍裝,雖然精瘦卻顯得十分有力的筋骨,顯示出老革命者的不平凡的生活,表現出一個老紅軍的性格美,少年那種信賴而親密地倚在老戰士的身邊,仰首矚望著遠方的姿態,入神地傾聽著,像是已進入一種美好的遐思的表情,都明確地刻劃出一個年輕的革命戰士對於美好未來的嚮往。從形式結構上看,雕塑家通過一老一少年齡的對比,沉著老練和天真幼稚,性格上的對比,一個吹笛情真意切、一個聆聽凝思遐想,形成動態和情緒的對比,老少兩人坐的位置,一高一低,在構圖形式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連笛了和步槍的擺放都巧妙地運用了對比手法,藝術家用富於流動感,質樸帶有澀味的手法,塑造出艱苦環境中真切生動,富有性格特徵的紅軍戰士的光輝形象。《艱苦歲月》這件具有生活抒情詩般風格的藝術作品,對於學習前靠的品質,陶冶了人們積極向上的高尚的情操。

潘鶴的藝術風格是他的思想和人格的真實體現,他的藝術生命緊緊地與國家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的作品之所以有極強的感人的力量,正是因為他對時代,對生活的深刻而強烈的感受,潘鶴先生說:"好的藝術一定是面向人民的--對此我一向深信不疑"面向人民、面向社會,面向時代,這是潘鶴的藝術具有巨大而且永久的生命力原因之所在。

中國社會改革開放時期,他創作了在改革大潮中,人民民眾意氣風發,不畏困難,埋頭苦幹勇於拔窮根的《開荒牛》。從70年代未到80年代初,他的雕塑創作有了一個大的轉折,從室內走向了室外,並為中國城市雕塑的發展大聲疾呼。

今天《艱苦歲月》已被國內外著名博物館,美術館收藏,國內外上百種刊物、刊發了作品的圖片和評論,《艱苦歲月》已被製成高大的銅像,安放在深圳特區和海南省廣場,激勵新一代中國創業者獻身改革開放振興中華的大業。同時又以《艱苦歲月》做為題材、製作了詩歌短劇和舞蹈作品,廣為傳播。並且還被編入了中學、國小生的課本,成為弘揚革命精神,培育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典範之作。

作者簡介

潘鶴潘鶴

潘鶴,1925年生於廣東省廣州市,1940年開始從事藝術活動,現為廣州美術學院雕塑系終身教授,清華大學、武漢大學、汕頭大學客座教授。已建立長期性大型戶外雕塑作品近百座,多座作品獲國家級最高金牌獎和最佳獎。代表作有《艱苦歲月》、《拓荒牛》、《珠海漁女》、《和平少女》等。曾被國務院人事部授予國家級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及終身特殊津貼;全國總工會授予國家級五·一勞動獎章及全國優秀雕塑家稱號,廣東省政府為其建立"潘鶴雕塑園"。

創作背景

《艱苦歲月》創作於1956年。該年,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為了慶祝建軍三十周年籌備美展,向全國個別美術家徵集作品。下達給我的創作任務是用油畫表現第四野戰軍解放海南島的輝煌戰果。而我在深入生活蒐集素材中,卻為海南遊擊隊當戰爭處於失敗和革命處於低潮的歷史階段所感動。尤其為孤軍在孤島奮戰二十多年那種堅韌不拔的精神所震撼。我立即走訪了曾任海南島游擊隊司令員的馮白駒,那時他正擔任廣東省副省長及廣州軍區副司令。

根據最感動我的情節我立即創作了一幅油畫素描稿,並當天為馮白駒寫生了一幅速寫像,表現衣不蔽體戰士倦睡在一夜暴風雨的樹林間。馮白駒醒來凝望著織網的蜘蛛。這幅素描稿送京審稿時,被否定了。原因是不應表現革命的低潮,不應表現失敗的環節,更不應表現個別現象及個別人物。當時在政治上正醞釀著一場反地方主義的民眾運動。在文藝領域裡正緊跟蘇聯批判中間人物論、人性論,在藝術方面正在排斥印象派及形式主義。而我送審的草圖剛好在這許多條條框框限制之中。難怪一出場就被槍斃。再沒機會作第二次送審。我當時年少氣盛執迷不悟不服輸,急急忙忙又選了最感動我的同一表現失敗的場面。不過是改為窮風流餓快活的形象,並安上一個《艱苦歲月》的題目,改成雕塑送展。趕上預展開幕,後來見報章發表了才知道入選,並且得了獎,寄來800元獎金。當時全國先後有200家報刊發表了這件作品,包括蘇聯報刊。這回弄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為什麼會如此受歡迎。事前還以為作品會退回來。並且準備接受批判。因為送展不久,反地方主義的政治運動正排山倒海而來。我所採訪的副省長馮白駒已被停職。全省各路過去游擊隊員受到衝擊抬不起頭來。文藝戰線上揭發以小說反黨的陰謀,批判以人性論、人道主義取代階級性,批判以描寫低潮來取代歌頌。在雕塑領域裡也緊跟蘇聯批判羅丹的印象派手法,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都以蘇聯學院派古典寫實造型一統天下。

所以能夠入選不受排斥已是意外事。其實當時我沒考慮那么多政治風向和藝術時尚的得失,只憑老一套藝術良心實話實說表達自己的感受而已。正在迷惑間偶然在《解放軍畫報》看到一幅描寫鄧小平、陳毅、彭德懷、林彪等一班統帥正興致勃勃圍著《艱苦歲月》追談往事的畫面,我才恍然大悟。可能是統帥們以為是表現長征時期的艱苦歲月,從而引起他們對往事的追憶及共鳴。

到1960年軍事博物館成立開放,它被陳列在紅軍長征的展段里,我曾跟博物館的負責人談過希望放回海南遊擊隊的陳列展段,但未被接納。世事難料,到1965年廣東美術界文藝整風時卻被端出來視為修正主義路線的典型,被質問為什麼不正面表現革命勝利的大場面,偏要表現革命失敗的小角落。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更把它打下十八層地獄。從軍博堂皇的陳列廳撤走,事後當我從牛欄釋放出來赴京探望它時,它已淪落為一個被遺棄的孤兒掉在一間堆滿垃圾的陳列室里。另一方面我在廣州美術學院又受到師生大字報的圍攻,揭發我故意套用自己十六歲時一件表現批判舊社會的作品以同一的構圖及動態來含沙射影攻擊革命隊伍。總之又被打下去了。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件作品又被拿出來。曾有外國博物館想收購這件作品,我很奇怪,問他們為什麼會欣賞這些既革命又艱苦的形象,他們說,因為每人都有其艱苦及革命的一面,不管什麼政治家、實業家都會有低潮的時候,重要的是失敗不消沉,對未來有自信,因此誰都能接受。世界各地博物館藏品,什麼流派基本齊全,甚至中國各朝代的珍品都有,就是缺少當代中國革命時期的革命現實主義的藏品。

時至今日實話實說,從藝以來經驗告訴我,"真"是真善美之首,沒有"真","善"就會變得假,"美"也會變得假,如果追求政治風向,追求藝術時尚而失去藝術家的真誠追求,在藝術上的感染力就會事過境遷,我深深體會藝術上的急功近利不是長久之計。

馬克·吐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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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吐溫出版了第二部旅行文學著作《艱苦歲月》作為《傻子旅行》的續集。《艱苦歲月》的內容是吐溫到內華達的旅程及在美國西部的後期生活的半自傳式描述。這書以“傻子”對歐洲和中東的很多國家的批評來諷刺美國及西方的社會。吐溫的下一作品《艱苦歲月》把焦點放在美國社會上。之後的《鍍金時代》並不是旅行文學作品,因為這以前的兩本書都是旅行文學作品,而這是他第一次寫小說。這本書亦很著名,因為這是吐溫唯一一本與人合作寫成的書;這本書是由吐溫和鄰居查爾斯·達德利·沃納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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