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況
作品名稱：與孫以寧書
創作年代：清代
作者：方苞
作品體裁：散文
作品原文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閈（1），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記。承命為征君作傳（2），此吾文托記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
所示群賢論述（3），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跡，或盛稱門牆廣大（4），海內向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跡也，三者詳而征君之事隱也。
古之晰於文律者（5），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6），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7），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8），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9）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10）。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11），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
征君義俠，舍楊、左之事（13），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已，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14），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為書甚具。故並弗采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辯（15）。而退之之志李元賓（16），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仆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昔群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狹。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征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17），他日載之家乘（18），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19），無惑於群言，是征君之所賴也，於仆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作品注釋
（1）歸震川：歸有光，字熙甫，人稱震川先生，崑山（今江蘇省崑山縣）人。明代散文家。於散文創作力排明前後七子的擬古主張，著義樸素自然，長於言情敘事，為桐城派文家所推重。著有《震川先生集》。閈（hàn汗）：里門。
（2）征君：即孫奇逢。
（3）群賢論述：指一些人對孫奇逢事跡的記述評論。
（4）門牆廣大：《論語·子張》：“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後即稱師門為“門牆”。“門牆廣大”意即師門廣大，弟子眾多。
（5）晰（xī析）：明白。
（6）陸賈：漢初政論家、辭賦家，隨劉邦定天下，官至大中大夫。
（7）蕭、曹世家：指《史記》之《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蕭何與曹參對劉邦立國都起過重要作用，為漢初名臣。
（8）見義：示以為文之義法。《留侯世家》：《史記》為張良作的傳。劉邦建立政權後，封張良為留侯。
（9）“留侯”三句：這是《史記·留侯世家》中的活，意為張良對劉邦談過許多天下的事情，但並非都與天下存亡有關，所以沒有都寫入傳中。
（10）權度：標淮。
（11）簿籍：流水帳簿。
（12）坐：由於。
（13）楊、左之事：指孫奇逢營救楊漣、左光斗的事。
（14）孺悲：春秋末魯國人。《論語·陽貨》：“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夷之：墨子的信徒。《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癒，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15）“昔歐陽公”二句：歐陽修作《尹師魯墓志銘》，有人議其詳略失當，措詞不合，歐陽修於是作《論尹師魯墓誌》以自辨。
（16）“而退之”句：李觀，字元賓，年二十九歲客死長安，韓愈為他著《李元賓墓銘》，僅一百五十餘字。
（17）意言：中國古代文論自魏晉以後常強調詩文旨趣寄於意外，寄於言外。這裡的“言”，自然是語言；這裡的意，則是指作品的表面的意思。
（18）家乘：家譜。“乘”（shèng聖）本為春秋時晉國史書的名稱，後因以稱記載史事之書為“乘”。
（19）的然：明白，清楚。
參考譯文
以前歸有光曾經遺憾自己足跡沒有出過鄉里，所見所聞的人物中沒有傑出節操、偉大行為可記述。我承蒙您囑咐為征君作傳，這是我的文章仰仗所記人物來增加分量的機緣，我豈敢不竭儘自己的心力。
你給我看的那些別人給孫征君寫的論述，都沒有抓住最重要的東西。他們所寫的，大致不超過三個方面：有的詳細記述他平生講學所宣揚的宗旨以及師友相承淵源關係；有的逐條列舉他一生仗義行俠的事跡；有的極力稱頌他弟子眾多，國內嚮往仰慕他的人很多。這三個方面，都是征君細微的事跡。這三個方面寫得詳細，征君一生立志的大事反而被淹沒了。
古代明了作文規律的人，人物傳記中所記載的事跡，一定與所記之人的行為規範、事業格局相對稱。司馬遷為陸賈作傳，將陸賈給五個兒子分配奴婢財產等瑣細的事情都寫上去了。如果《蕭相國世家》《曹相國世家》中也逐條例舉二人的政績，那么文字即使增加十倍，也不可能全都寫下來。所以司馬遷在《留侯世家》中標示了寫作的道理：“留侯生平經常和高祖談論天下之事很多，但不是關係到天下存亡的事，所以不記載。”這就明確地告訴了後世寫作文章的人如何處理虛實詳略的標準。宋、元各史書，就像街市店鋪里的流水賬簿，使得讀者無法將一篇文章讀完，就是因為（作者）不懂得這一原理。
征君仗義行俠，除了營救楊漣、左光斗之事，其他的都是鄉村里對自己的行為要求高的人能夠努力做到的。他的弟子門人眾多，是因為他能夠審度時世，正確估價自己，不敢像孔子、孟子那樣拒絕孺悲、夷之，是不得已的。至於他研究學問，他自己所寫的書已說得很詳細。所以這些我都沒有寫入傳中，只是用虛筆寫了一個大略情況。從前歐陽修作《尹師魯墓誌》，以至專門寫文章為自己辯白，韓愈為李元賓作“墓志銘”，至今還有人對他寫得過於簡略表示疑惑。李元賓年紀不到三十，德行還沒有修成，功業也不顯著，而銘詞中已說到：“才高於當世，而品行超過古人。”那么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的這篇傳公開後，一定會有人嫌我寫得太簡略，不知道以往各家的記述，只求驗證事實，所以事跡寫得越詳細，而義蘊反而更狹小。我現在把要詳寫的事跡寫得簡略，具體的事跡寫得概括，而征君的真正精神品格反而能夠在文字之外表現出來，以後載入家譜，交送史官，千萬不要用別人寫的替換我這篇。只有您明辨是非，不被一般人的言論所迷惑，是征君所信賴的人，對我的文章並沒有什麼損害。如果還有別的什麼要商量討論的，就請明確告訴我。
作品賞析
本文是就《孫征君傳》給孫奇逢後人的一封覆信。在這封信中，方苞提出了：“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的創作主張。若其人規模較小，則可“瑣瑣者皆載焉”。若其人規模宏大，則應得其體要，“常事不書”，“非關天下所以存亡事”不著。否則文字即使增加十倍，面面俱到，也不能把一個人物寫活。所以替人作傳時宜知：“虛實詳略之權度”。若如市肆簿籍一般，則“事愈詳而義愈狹”，細枝末節顯著而人物的精神品格隱沒。所以為文要善於剪裁，精於取捨，突出中心，抓住人物精神的閃光點，“詳者略，實者虛”，“獨著者犖犖大者”，“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方苞的觀店對文學創作很有指導意義，並在自己的散文創作中實踐了這些觀點，信中還回答了了孫以寧所示對孫奇逢事跡的記述評論不予采著的道理：“征君義狹，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至論學，則為書甚具。故並弗采著於傳上，而虛言其大略。”所以傳記中只選取了孫奇逢一生的大節偉行，以表現他不畏權奸毒焰的剛正卜陽的優秀品格，不與清政府合作的民族氣節。事跡典型突出，人物個性鮮明。
作者簡介
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字鳳九，號靈皋，晚年又號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1662—1722）進士。1711年（康熙五十年）因文字獄牽連入獄，得人營救，兩年後出獄。後官至禮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當時頗有影響。主張寫文章應講究“義法”，“義”指文章的內容，要符合封建的綱常倫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結構條理，語言雅潔；從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所作文章多宣揚封建禮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義。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傳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