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朐金家大田莊慘案

臨朐金家大田莊慘案抗戰時期發生在青州的四大慘案之一。是指1938年2月17日(古歷正月十八),駐臨朐日軍以搜尋徐四隊長為名,對我區公所所在地釣魚台、金家樓、大田莊等村莊進行的一次洗劫暴行。

事件背景

金家村、大田莊村現屬青州市王墳鎮,位於青州市西南山區,原屬臨朐縣,1946年3月中共益都縣章莊區委員會建立,劃入章莊區,歸中共益都縣委管轄。

1937年底,日軍占領臨朐城。當時,臨朐縣下設八個區,王墳鎮隸屬於臨朐縣一區,區公所設在紙坊(今臨朐縣紙坊鎮紙坊村)。日本兵占領臨朐縣城後,紙坊區公所搬到了釣魚台(今王墳鎮釣魚台村)。區公所用來打土匪和維護治安的並沒有什麼正規軍,而是組織了附近村的村民,取名叫“團勇”。他們主要是打土匪,偶爾也打日軍,所以日軍把區公所視為敵人。

國民黨的一個區隊長徐永義,是大田莊(今王墳鎮大田莊村)人,原來駐紮在臨朐城,日本兵進駐臨朐後,徐便躲到了金家樓村(今王墳鎮金家村)緊挨著廟的金家學堂里。徐永義,外號徐四,是國民黨的一個區隊長,人稱徐四隊長。為人比較正義,也曾打過日軍。加之日本兵占領了徐四的“領地”,徐四心裡就窩著一把火。徐四通過探子得知了一些日軍在臨朐城內的布置情況,便在一天夜裡到臨朐城進行偷襲(當地人稱之為“摸鬼子”)。但就在這天晚上,事情有變,原來該是漢奸站的崗哨,卻換上了日軍,徐四他們剛一進去,由於口令不對被日軍識破,徐四他們慌忙逃跑。這次偷襲,非但沒有打著日軍,還死傷了幾個自己的人。

徐四逃回後,再不敢輕舉妄動,但就是這次“摸鬼子”,惹惱了駐在臨朐城內的日本軍,這也是日本兵進行掃蕩的藉口,日本兵製造了“金家大田莊慘案”後,徐四一方面覺得對不住父老鄉親,一方面又深感作為一個軍人的恥辱,最後瘋了,不知所終。

事件經過

1938年2月17日(古歷正月十八),日軍約30餘人,漢奸30餘人,共六、七十人出臨朐城南門,以搜尋徐四隊長為名,到五井(今臨朐縣五井鎮五井村),翻過山嶺進入麻峪溜(平安莊村對面的一個深溜,在國老崮下),出溜後,又兵分兩路,大部分直驅釣魚台,因為他們探知區公所躲到了這裡,加之又認為徐四可能藏在這裡。另一小股日軍沿山路翻山去了東股(今王墳鎮東股村)。

那天上午,老百姓就聽到口信,聽說日軍兵出了臨朐城,上了五井,要路過徐永義駐過的地方——釣魚台、金家樓和田莊。警惕性高的人,帶著衣服、被褥和乾糧跑出村躲了,一些思想麻痹的人,認為咱沒惹著日軍,日軍還能見人就殺?咱好好接待他,不會有什麼事!

日本兵趕到釣魚台時,接近吃早飯時候。村里已無多少人,大部分已經跑掉了,帶著家什、被褥,扶老攜幼地,在這跑的人群中有一個叫劉宗剛的青年,就死在了日軍的槍下。

劉宗剛(無子女,其叔父劉清傑之子劉宗星仍健在)是國民黨抓的壯丁,人稱“團勇”,會用槍,整日裡為區公所催糧,打土匪,偶爾也打日軍。由於年月不太平,劉宗剛選擇了一個極特殊的日子結婚:大年夜。沒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十八天,就在正月十八的中午就死在了日軍的槍口下。那時人們跑著逃命,往往是一家人或是鄰里幾家人一起往山上跑,沒有組織者,近乎是一哄而逃的景象。而這個劉宗剛急乎乎地往西山里跑,直跑到了井峪(今王墳鎮井峪村)的里溜,棉襖敞開著,露出了帶在身上的子彈袋,而此時(已是接近中午)正迎頭碰上了日軍!他所迎頭碰上的日軍就是繞道東股的那一小股兵,他們從東股取山道經馬家稍(今王墳鎮馬家稍村)、井峪、再到釣魚台與原部隊會合。這些日軍看到一個帶有子彈袋的青年狂奔,二話沒說,當即開槍將其打死。

開進釣魚台的大批日軍、漢奸挨家挨戶地搜徐四,找他們的目標,區公所自然被發現,當時區公所的所有人早已溜之大吉,留下兩捆刺刀放在房前,日軍豈肯放過?牽了區公所東邊尹德明家的一頭驢,托上兩捆刺刀走了,走的時候已過中午(約一點左右)。區公所後來自行解散,有的參加了八路軍游擊隊,有的當了漢奸。

日本兵由於事先打探好了,加之有漢奸幫忙,所以這次日軍的目標很明確:就是釣魚台、金家樓、大田莊。

那時,金家村有100多戶,600多人,村莊有五個炮樓,保長叫張建福。李樹武時年5歲,看著人家跑,就對父親(李明山)說,趕快跑吧!可李明山說,他姥姥家就住在臨朐城北關,他在那兒見過日軍,並不殺人,還特彆強調:“日軍很講理,日軍來了,我能跑?我得去接他們。”就是他這一接,送了性命。李樹武等人跑到山裡,很晚才回來,見父親就死在了泉子邊,同時死亡的還有五、六個人。後來聽人說,當時李明山組織了幾個人去接,為首的日軍問他一句,翻譯說:“田莊在哪裡?”李明山說:“不知道”。翻譯又問了一句:“到田莊有幾里路?”李明山又說:“不知道”。翻譯剛向日軍說完,為首的日軍便用槍打死了李明山。後來日軍抓了兩個人:張學東和李璐林當了嚮導,去了大田莊。

張金祿時年12歲,兄妹3人跟申光斗、金鳳起幾家人一起,跑到黃嶺前坡(金家村東北角),日軍用槍掃射的時候,有四、五個人中槍死亡。

在金家樓,日軍呆了也就半個小時,卻致19人喪命。由於在金家沒有搜出徐四,惱怒之下放火燒了半截村(東半片,因為徐四住的學堂就在村東邊)。後來三四年內,日軍還來過四五次,但沒再傷人,由於這一次洗劫,人死了,房子也燒了,緊接著又逢1942年大歉年,人口足足減少了一半。

由於一直沒有找到徐四隊長,日軍氣急敗壞,在嚮導的帶領下徑直向大田莊趕來,現已74歲的褚紀友老人說:“日軍來的時候,太陽快落山了,也就三點左右,我們跑的時候,與日軍碰了個正著,日軍是從松樹嶺上翻山過來的,我看見嚮導走在最前面,30多個日軍都背著槍,走在前面的日軍用搶挑著太陽旗,我與俺娘(當時50歲左右)在北荒與日軍正好走個迎頭,日軍見我們是一老一小,沒理我們。我與俺娘趕忙從地里跑到了東溝。”

大田莊的民眾有大部分沒有跑,原因有二:一是該村有一個姓宋的(小名叫“當”),他姑家是益都縣城,他向村里人說:日軍不打人,只要用桑皮紙中間貼上個紅紙做成一面小旗,見到日軍時拿出來,就會沒事,所以很多人聽信了,思想麻痹大意;二是該村的保長徐永春比較有影響力,他不讓人跑,而是積極組織大田莊的民眾,或拿小旗,或沒拿小旗的,集體出來迎接。這樣那些膽小的、小心的都跑了,那些思想麻痹的、膽子大的都留在了村里。

日軍到村里時近3點左右,保長徐永春帶領一大幫子人忙出來迎接。日軍頭頭吆喝著,翻譯官翻譯著,將老百姓集合到了村西頭(西溝)處,分成兩檔子:拿著小旗的和52歲以上的靠西崖頭站,沒拿小旗的18歲以上51歲以下的青壯年靠東邊的一個石牆根跪著。

西邊的小土崖頭上已經架起了兩挺機槍,人們大氣也不敢喘一下,只聽日軍嗷嗷叫,和扳動機槍的稀里嘩啦的碰撞聲。日軍布置好後,那個軍官嚎叫著,翻譯官翻譯著,說:“把徐永義交出來。三天內交出來無事,三天交不出來,把全莊燒光、殺光。”可是徐永義早已跑得無影無蹤,哪裡有人敢答應。

日軍的機槍響了起來,那些跪著的便全倒下了,這時,翻譯官向軍官嘀咕了一句,於是機槍重又響起,又重新掃了一遍,最後,日軍仍不放心,又用槍挨個翻了一遍,或用槍打,或用刺刀戳,被槍殺的48人中,有6人從血泊和死屍堆里爬出來得以倖免一死,他們是褚繼和、褚繼信、宋繼前、褚永盛、宋玉龍和李福泰,其餘42人全部被害。宋雲瑞一家就攤上5口,打死了3個兒子,兩個孫子。全村4戶殺絕了根。有13個年輕婦女失去了丈夫。家家戶戶的牛、驢牲口和衣服,全被搶得乾乾淨淨。房屋、家具、樹木、草垛能著火的東西,全燒光了,全村只有西南郊的龍王廟沒有燒掉。可憐一個秀麗的村莊瞬間變為一片廢墟。當時154戶,700餘口人,經這一次殺戮、火燒,改嫁的改嫁,逃荒的逃荒,到1942年,又逢上大歉年,人口只剩下了93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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