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厲以寧講經濟學

聽厲以寧講經濟學

厲以寧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經濟學家,他在對中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經濟運行的實踐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了中國的經濟運行。本書選取了厲以寧今年來所發表的文章。

基本信息

編輯推薦

濟學創新的源頭並不一定是經濟學家自身的產物;經濟學後來的重大發展有很多來自於學科外的智慧大師的貢獻。

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範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

我們都希冀收穫,而且是多多益善。然而凡事都有個“度”,超越了真理,哪怕再向前跨進一小步都將是謬誤。不勞自然無獲,然而過度的“開發”無異於對大自然的瘋狂掠奪;如果一時的快速發展是以幾代人的災難為代價,那么這與其說是發展,倒不如說是倒退。

——厲以寧

內容簡介

在中國過當代經濟學界,有這么一位學者:他是著作等身、蜚聲海內外的大師,卻有幾十年如一日堅守講台培育英才;他身居高位,影響著中國的經濟政策,卻有平易近人、事必躬親;他提出了舉世聞名的“股份制”,推進了中國股份制的改革,卻又甘居斗室書齋埋頭學術。他就是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倡導中國福份制的第一人,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正是這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以期百折不回的氣概和堅忍不拔的毅力,為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開闢出了一片廣闊的天地。

作者簡介

厲以寧,江蘇省儀征市人,著名經濟學家。1951年考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後留校任教。曾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現擔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圍民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經濟學評議組成員、中臼關係學史學會會長,並被香港理工大學授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

他從中國經濟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構想。這一構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鄉鎮企業以及其他所有權不明晰的企業。他的這一理論與政策主張在中國經濟改革與實踐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為理論界與政策制定者所廣泛接受。他的理論與政策主張促進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可以說,他的理論與政策主張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而又重要的影響。

厲以寧因為在經濟學以及其他學術領域中的傑出貢獻而多次獲獎。其中包括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國家中青年突出貢獻專家證書”、“金三角”獎、國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獎、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獎(最高獎)等。他曾多次被邀請到國內外多所大學與科研機構演講。

厲以寧已出版著作50餘部,發表論文100餘篇。主要著作有: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經濟學的倫理問題》、《環境經濟學》等。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市場經濟

經濟學的基礎:人是自利的

需求、供給與市場均衡

效用與邊際效用

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

機會成本、沉沒成本和邊際成本

尋租

政府限價與短缺經濟

比較優勢

公共物品、外部性與產權界定

可持續發展

為市場經濟正名

市場經濟在中國

市場經濟與國有經濟

市場經濟與可持續發展

第二章 金融、財政與巨觀政策

國家經濟水平的衡量指標及乘數效應

通貨膨脹、通貨緊縮及其影響

利率波動及其傳導機制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理性預期與政府政策

關稅保護與“入世”

泡沫經濟

如何看待通貨膨脹

中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

市場經濟與法制建設

第三章 企業改革、管理與股份制

交易費用與企業的邊界

企業內部的經濟問題

不完全信息、不對稱信息與逆向選擇

風險、保險與所有者——代理人問題

企業、創新與企業家

規模經濟與企業的兼併收購

現代公司的類型

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

企業的產權改革

企業管理中的若干問題

第四章 社會發展與區域經濟教育、人力資本投資與文憑競爭

工資差別

意識形態的作用

福利的相對性

最佳消費規模的確定

儲蓄及消費的跨期選擇

公共選擇理論

政策的公平與效率

中國教育的困境與出路

地區發展的差距與扶貧問題

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

厲以寧小傳

走近名家厲以寧

風華少年躊躇滿志

步入經濟學的殿堂

得名師指點於北大

深情牽手共度人生

磨礪心志於逆境

改革開放之後的奔忙

充滿愛心的平凡教師

附錄

厲以寧教授學術著作概述

參考書目

書摘

第一章 市場經濟

經濟學的基礎:人是自利的

我們一直以來都在受著類似“為他人著想”、“不要自私自利”這樣的教育,從做人的角度看,大公無私的確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一種品格。然而開始接觸到經濟學時,我們必須適當扭轉一下思路,因為經濟學通常是以“利己心”為出發點來解釋人類行為的,這一點構成了經濟學家的基本研究基礎,即具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和追求最大利潤的廠商在市場中的相互作用。

經濟學中的“理性”就是假設人們對每一種可能性都衡量其代價和收益。不管是什麼樣的人,國家領袖、企業老總、工廠工人,抑或個體小商販、普通消費者,甚至慈善家,他們的行為動機均是滿足自身的利益。一方面,任何人無論乾什麼事,他時刻關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在行動上人又都是理性的,能夠最充分地利用他所得到的資源(時間、精力、金錢等)和所處環境的信息(價格、輿論等),在精心衡量把握的基礎上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這種理性的自利主義者在經濟學理論上就抽象為“經濟人”。

自私自利是否為人的本性屬於哲學範疇,經濟學僅以此作為一個假設前提來研究人類行為。而且經濟學所謂“利己”與我們日常所講的“自私自利”也是有區別的,經濟人假設並不涉及品質和道德問題,在經濟學家看來,道德僅僅是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進行權衡時的一個影響因素而已。

經濟學的這一假設其實與我們日常所提倡的助人為樂、關心他人等並不柑障,只不過需要我們轉化一下思維方式即可。如果一個人把別人的幸福也當做自己的幸福,那么當他幫助了別人使別人獲得利益時,他自己也更加幸福了,這可以看做是他本人利益的增加,比如幫助貧困的人、向慈善機構捐款、參加義務勞動等。經濟學家往往對“無私的奉獻”不以為然,也不大同意“天下母愛最無私”之類的說法,因為這些完全可以換個角度被納入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中——人們之所以會奉獻,會無私地愛自己的孩子,是因為他人的快樂以及孩子的健康成長都可以看做是自己收益的一部分。

經濟學中將人的自私自利行為分為兩類:一類是只利己但不“損人”,比如“一個和尚挑水吃”,這類人自食其力,既不占別人的便宜也不會無償幫助別人,經濟學上稱之為“行為內部化”,即這類行為並不妨礙他人;另一類是不但利己而且影響他人,具體又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好的影響,如“一人栽樹,大家乘涼”、“一人種花,大家觀賞”等;另一種則是不好的影響,如企業生產時排放污染物破壞環境、廠商兜售偽劣商品等。這類利己但也影響他人的行為在經濟學上稱為“行為外部化’或‘外部性問題”,我們在下文中還將詳述。

“損人利己”的行為也可以進一步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無意的,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時,“附帶地”損害了他人利益,如工廠生產污染環境等,是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或者說是客觀上造成的;另一類則純粹是人為的有意的,即在損害他人利益的基礎上為自己謀利,如偷竊、以權謀私等,經濟學一形象地稱之為“機會主義行為”。損人利己行為的可恨之處就在於它增加了交易費用,導致了社會損失。舉例來說,就是因為盜竊行為的存在,才使廣大居民被迫購買財產保險、安裝防盜門窗,把自己的住房修護得像爪“監獄”。如果沒有盜竊,這些費用就不會引起,社會也無需雇用警察、保全了。節省下的這筆錢完全可以用於更有益的投資。因此說,損人利己行為給社會造成了巨大的浪費,值得我們痛恨和制止。

其實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自利’,對社會是有很大貢獻的。廠商為了利潤才生產和銷售產品,這樣為了爭取更多的客源,他們就必須在價格、質量、包裝以及服務等方面讓你滿意;廠商之問的競爭越激烈,也就是說,各個廠商追求私利的欲望越強烈,那么他們為消費者所提供的服務就越周到,消費者從廠商的利己行為中也就可以獲得越多的好處。

理性經濟人的存在成為市場經濟的基礎,現代經濟對私有市場的信賴可以追溯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1776年的傑作《國富論》,他認為,促進公共利益的最好方式是個人對他們自身利益的追求。用亞當·斯密自己的話說:“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但要想僅僅依靠他人的恩惠,那是_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便有利於他,並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品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的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的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

在另一段論述中,亞當·斯密則用“看不見的手”做比喻來說明個人利益如何給社會帶來好處:

“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種場合,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是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當然,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決非單單出於“利己”之心,只有完善市場競爭體系並健全法律規範,才能使利己心在最大程度上發揮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年來我們在保證以市場為主體的同時,還不斷強調政府作用的原因。需求、供給與市場均衡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學也隨著經濟建設的升溫而日益成為一門“顯學”。曾有一位外國學者譏諷某些經濟學家說:“如果教會鸚鵡需求和供給這兩個詞,它也能夠成為經濟學家。”這種說法固然偏激,但我們姑且不論其語言的攻擊性,只是注意它從側面反映了需求和供給這兩個術語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學中的根基性作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就是建立在對需求與供給的均衡分析的基礎之上的。

經濟學中的需求是指消費者在特定時期的市場上,每一價格下對商品願意購買並且能夠購買的數量。構成需求需要兩個必要的條件:一個是購買某物品的願望,另一個則是對欲購買物品的支付能力,二者缺一不可。舉例來說,一個流落街頭的流浪漢某日偶然購買了一張彩票,在開獎之前流浪漢思忖著自己一旦中了獎之後將要購買豪宅、汽車、高檔家具等等,然而當時他並沒有這個支付能力(若是真的中了頭獎另當別論),因此他的想法至多算是一種美好的願望而不能構成經濟學中的需求。只有在購買願望和購買能力二者兼備的情況下,才會形成消費者需求,而所有的消費者需求的總和就構成了市場需求。一般情況下,商品和勞務的價格上升,需求量就會下降,換句話說,市場需求與價格之間呈負相關關係。

供給作為需求的對稱概念,是指生產者在特定時期的市場上每一價格下對商品願意提供並且能夠提供的數量。一般情況下,商品和勞務的市場價格上升,供給量就會隨之增加,換句話說,市場供給與價格之間呈正相關關係。

現代市場經濟簡單地說就是由各種市場組成的經濟運行機制,所謂市場均衡則是指由於需求和供給二者的相互作用,使得在某——市場價格下需求和供給的數量相等,此時的價格就稱為均衡價格,需求和供給的數量就稱為均衡產量。

明白了均衡價格的產生機制,可以幫助我們對許多問題有個清醒的認識。

在生活中我們都是消費者,因而在購物時總希望物價越低越好,但事實上經常是事與願違。舉個最簡單的買雞蛋的例子。我們自然希望雞蛋有個低價格,然而一旦價格真的下降了,隨著雞蛋價格的下降,供應雞蛋的生產者會發現繼續供應將是無利可圖的,於是開始轉而賣雞。(你或許有這樣的經歷,每當雞蛋價格大幅下降時,雞肉的價格也會下降,因為賣雞的人多了。)但是這樣的好景往往不長,當雞賣到一定的數量時,雞蛋的生產量就會減少,自然供應量和銷售量也會隨之減少,可是人們對雞蛋的需要卻依然如故。這樣,雞蛋的價格就必然要回升,而且雞蛋的供應量越小,其市場價格就越高。可見過低的雞蛋價格在短期內儘管給消費者帶來了益處,但這種“優惠”決不會持久,因為市場的自發調節機制總可以將物價穩定在使供求平衡的水平。

此外,我們大都痛恨“糧販子”、“肉販子”一類的人,從稱呼上就可以看出我們對其決無好感。比如有的農民抱怨,由於政府部門停止收購生豬,鄉間的豬肉販子就趁機壓低價格收購:在城市裡,一旦發現魚、肉、菜漲價,人們也大都先指責販子們哄抬物價。事實上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正是政府停止收購為豬販子提供了壓價的條件,而且在政府收購的時候,豬販子的收購價格實際是偏高的;退一步講,如果豬販子被取締的話,他們的豬不就更賣不出去了嗎?再就城市市場看來,如果沒有菜販子、肉販子的長途販運,菜、肉的供應還會更少,價格也就會更高。因此,是供不應求並且缺少競爭者為抬價提供了基本條件。一旦各類販子被取締,只能使競爭者更少,供需缺口更大,價格也自然更高。

了解了上述道理,我們就可以在價格變化面前更平靜一些,而且對小販們採取寬容的態度。這些既不生產又不消費的所謂“投機分子”其實也是市場經濟中的一部分,從經濟學的供求理論這一小範圍來看,“投機”是市場競爭中的一種不可缺少的活動,對市場均衡起著積極的作用。供求理論告訴我們,產品(特別是農產品)的本期產量決定著本期的價格,本期價格決定了下期的產量。在這一循環往復的過程中,如果有某些投機者看準並抓住了時機,在第一年產品價格低的時候購入一批產品儲存起來,在第二年價格高的時候再拋售出去,這樣除了投機者自身會獲利之外,還從兩方面推動了市場均衡——第一年的購買行為可使當年的需求增加,從而使價格不至於下跌太多:第二年的拋售行為可以使當年的供給增加,從而使價格不至於上漲太多。從空間角度看,投機者也可以通過在甲地購入、乙地賣出的行為來推動市場的均衡,道理和上面相同。

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投機”未必都是貶義詞,投機者只要能遵守市場經濟的規則,注重社會公德,其實還是貢獻不小的。

效用與邊際效用

在經濟學中,用“效用”來描述人們從其消費的商品中所獲得的收益。如果一個人說他喜歡一件商品勝過另一件商品,那么用經濟學語言來表達就是前一件商品對這個人來說具有更高的效用水平。效用有大小正負之分,一個人如果喜歡吸菸勝過喝茶,那么香菸的效用就大於茶;如果一個人根本不吸菸而且討厭煙霧繚繞的環境,那么香菸對他來說就沒有效用甚至效用為零。

在19世紀,不少社會科學家都希望有一天會發明出一種測量效用的儀器,那樣就可以“讀出”人們擁有一件商品之後的“幸福感”。今天,大多數經濟學家已經認識到並沒有惟一的測量效用的方法,為了大致了解效用的大小,我們只需知道一個人為了使自己處於一種境地而不是另一種境地願意付出多少錢。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喜歡朱古力勝過果凍,那么他願意為朱古力付出更多的錢就是合理的。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一個人願意支付更多並不意味著他必須支付更多,他必須支付多少決定於市場價格,而他願意支付多少反映了他的偏好。

單純談論效用的大小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在研究與實際套用中用得最多的是“邊際效用”,即額外增加一件商品所增添的效用。可以說,效用決定了人們購買什麼不購買什麼,而邊際效用則決定了人們購買多少。在經濟學中,存在著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隨著個人消費某種商品的數量逐漸增大,每增加一單位這種商品所增加的效用增量越來越少。邊際效用遞減的實例在生活中隨處可見。在你運動之後極度口渴的時候,一杯水對你的效用甚大,第二杯也還可以,喝完第三、第四杯的時候,你可能已經不渴了,水對你的效用逐步降低,如果這時還要強迫你喝下兩三杯水,那么就會引起腹漲,效用必然變為負的了。又比如讀書學習,在一定時間內兩門課程交替學習的效果必然優於把時間都花在一門課上,因為隨著在一門課程上投入時間的增多,所獲得的效用(即學習成果)是遞減的。因此在制定學習計畫時,我們所考慮的往往是如何分配時間給不同的課程,而不是決定把所有的時間給哪一門課程。

通過效用的概念,我們還可以了解經濟學中的兩個名詞——替代品和互補品。當兩種商品給使用者帶來相同的效用時,稱為替代品,比如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由於消費者偏好的存在,效用完全相同不大可能,非常的近似就可以了):當兩種商品對於滿足某一效用存在相互補充關係的時候,就稱為互補品,比如相機和膠捲、滑雪板和滑雪靴等。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

從經濟學定義上看,消費者剩餘是指一個人為了購買一定數量商品所願意支付的與他實際必須支付的費用之間的差額。為了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我們不妨從一個交易談起。

學生甲大學即將畢業,想把舊電腦以2500元的價格賣出去,剛入學的新生乙想購買一台舊電腦,但他只願意付出2000元。這兩個價格我們可以看做是甲乙二人各自對擁有電腦的效用評價。於是這筆買賣就很難成交,因為凡是能夠達成交易的買賣,都是由於買者對物品的效用評價高於賣者的評價,用經濟學的話來說,就是資源總是從對它評價較低的所有者那裡轉移到對它評價較高的所有者那裡。這時如果乙動搖了一下,認為3000元也可以接受,那么甲乙二人就有了談判的餘地。甲會堅持說少於2500元決不出手,乙也會堅持說多於3000元決不支付,於是電腦在2500元至3000元的某個價位上成交。一旦交易完成,資源(這裡是電腦)就從對它評價低的地方轉移到了對它評價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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