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清朝和沙俄有上萬公里的邊境線，一旦開戰，恐怕俄國不會把戰場限於東北，無論哪個方向，清軍都不是沙俄的對手。而如果戰爭最後的勝利者是沙俄，清政府將面對更無法收拾的局面。
聯日拒俄的奏章紛至沓來，民間的這種呼聲更高，清政府卻遲遲不予表態。
1903年11月25日，日本秘密向清政府通報了日俄交涉已無前途及日本的備戰情況。戰爭已經一觸即發。清政府的立場仍然舉棋不定。
袁世凱這時，清廷中最大的實力派登場，主導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的立場。這個人就是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
在朝野上下一片“聯日拒俄”的聲音中，袁世凱倡導的“局外中立”很少有人附議，因而顯得有些另類，但他的身份決定了發言的分量。
李鴻章之後，袁世凱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同時兼攝通商事務大臣，儼然已成為清廷中最重要的權臣，在對外關係決策中本就是具有決定意義的角色。更關鍵的是，袁世凱當時正在編練北洋常備軍。如果清政府“聯日拒俄”，與沙俄開戰，所能仰賴的也只有北洋軍。作為這支軍隊的實際控制人，袁世凱的主張決定著“聯日拒俄”能否執行。
袁世凱曾在朝鮮任職12年，期間朝鮮正是清、日、俄三國角力的焦點。袁世凱與日、俄打了多年交道，贏得了“非唯知兵，且諳外交”的名聲。他非常清楚三國的實力對比，絕不可能答應對沙俄開戰。
荒誕的中立
1903年12月22日和27日，袁世凱兩次致電外務部，表示“日俄果決裂，我應守局外中立。”“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1904年1月19日，袁世凱“密陳遵照傳諭統籌布置防守情形折”，再次呈明“就我現在情勢而論，不得不謹守局外”，主張採取“局外中立”之策。同時，他把國際公法有關戰爭“中立”規定的內容，摘要翻譯上呈。
客觀地說，袁世凱的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日俄戰爭的直接交戰方是這兩個國家，背後還有英、美、法、德等諸列強，戰局與世界列強的利益分配和政治格局休戚相關。在日俄雙方中，清政府如果公開倒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引發一系列變局，從而把中國推入更複雜危險的局面。唯有“中立”，才有可能抽身自保。
袁世凱摘譯的國際公法有關“中立”的內容，比如“中立國的領土不得侵犯”、“中立國的主權應予保證”等，顯然也是滿清統治者最迫切的希望。
其實，真正具有國際法意義的中立公約，直到1907年才被世界承認。此前的國際公法只是一些通行的原則。即便這樣，也讓清政府的“中立”顯得極為荒唐。
日俄戰爭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牽涉中國利益的戰爭，“中立”的先天條件已然不具備了，歷史上找不到在這種情況下仍能中立的先例。即便清政府內部，也明確知道：“我中國雖不預於戰，而利害必與交戰國共之，誠屬創例”。
但就是這樣荒誕的“中立”立場，卻得到了列強的支持。
俄軍2月10日，日俄剛剛宣戰，美國公使就分別向清、日、俄三國聲明，要求交戰國尊重清政府的中立地位和行政完整。同一天，英、法、德、意四國駐華公使分别致電本國政府，建議各自政府表達與美國相同的意願。而這時，清政府還沒有宣布自己的立場。
列強不希望日俄戰爭超出中國東北的範圍，那樣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在華利益，而且，一個穩定的清政府，更有利於他們在中國的殖民統治。
作為交戰方，沙俄自然對清政府的“中立”求之不得。日俄戰爭之前，沙俄並沒有把日本放在眼裡，輕蔑地稱日本“扔帽子就能打倒”。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最擔心的倒是中國的立場，“被逐塊瓜分的四億中國人顯然是要咬人的，而我們將首先被狠狠咬住”，“一旦開戰，我們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完全不適於作為戰場的國家，中國人會幫助日本人。”當然，沙俄很快就為輕視日本付出了慘重代價。
相形之下，日本支持清政府的“中立”有些出人意料。而且在發動戰爭一個月前，日本就通過清駐日公使楊樞，傳達了希望清政府採取中立政策的信息。
在對抗沙俄的目的上，日本和清政府有著一致性，雙方在戰前又表現出了異常親近，應該要求中國助戰才合常理。事實上，日本一直沒有中斷尋求清政府的支持，它只是讓清政府做出“中立”的姿態。箇中原因，既有英美施加的影響，也有現實的考慮。與沙俄之戰，日本已經動用了舉國之力，如果沙俄找到藉口，從東北之外的區域進攻清朝，日軍無力應付。
2月15日，日本率先宣布尊重清朝“中立”。19日，沙俄也同樣表態，但不接受清政府劃定的熊岳城至安東縣界街一線以南“指定戰地”（大致為遼東半島東部），認為應擴展於整個東三省及蒙古東北部。日本隨即表示，“除俄國占據地方外，尊重貴國之疆域”。言下之意，有沙俄軍隊的地方全在戰爭範圍內，自然也是東北全境。
清政府所謂的“中立”，其實誰都沒有遵守。
暗流涌動
袁世凱是清政府“局外中立”立場的倡導者，但這只是公開的姿態，背地裡行的是“聯日拒俄”之實。在日本國內出版的有關日俄戰爭的回憶錄中，袁世凱起到了突出的協助作用。
1903年11月，日本向清政府通報談判無望的同時，一個“日本老朋友”秘密前往天津，登門拜訪袁世凱。
此人名叫青木宣純，剛剛被日本政府派到北京擔任公使館武官。而在歷史上提及青木宣純的名字時，往往冠以“日本對華諜報工作鼻祖”之稱。他在中國先後生活了28年，是日軍中“第一代中國通”，北京官話、粵語說得足以亂真。著名的日本在華諜報組織“青木機關”就是他創辦的。
青木宣純直截了當地說：日俄開戰是無論如何都免不了的。戰爭上日本獨立作戰，而暗地裡無論如何不能不藉助閣下的協助。
袁世凱答應得痛快：此事容易，大力支援吧。
日軍將領清政府中幫助日本的遠不止袁世凱一個。在“局外中立”的外交形象之下，“聯日拒俄”暗流涌動，一直未斷。日本表面上勸告清政府中立，但暗中拉攏，尋求清政府的協助。只是，這些背地裡的小動作見不得光，在正式的檔案資料里沒有任何記載。
1904年5月7日，俄軍指責“興京廳以南所扎之華隊隨同日人攻打俄人。”清政府自然極力否認，而且反詰：“興京廳以南駐紮之華隊，究系某縣所屬，是何地名，帶隊官是何姓名，所帶人數若干？”“須有確實憑證，不得以疑慮揣度之事，籠統言之。”
1904年12月28日，俄國公使向清政府外務部發出照會：“十一月十八日在太平嶺有日軍二百名並華人三百與俄軍攻擊，該華人編隊身穿號衣，上有中國團練第一、二、三之百人隊字樣，並在戰場留屍七具為證。”這個說法算得上言之鑿鑿，清政府指定奉天當局調查，結果乾脆以“遍查寬甸境內，並無太平嶺地名”回復。
日俄戰爭期間，沙俄也沒有真正尊重過清政府的“中立”，本該受“中立”保障的東北人民生命財產不斷遭其荼毒。沙俄意見最大的招募華人助戰，其實也是他們的手段。比如後來成為“東北王”的張作霖，日俄戰爭開始時就是先投靠在沙俄一方，然後又轉投日本。
清政府沒有恪守“中立”，日俄也未尊重“中立”，三國兩方互相指責、警告，但又很默契地配合著，將清政府的“中立”戲演到戰爭結束。
身不由己
日俄戰爭結束後，在戰爭中宣布“中立”的清政府提出過參加談判的要求，卻被日俄拒之門外。
《朴茨茅斯條約》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確認只是名義上的，其實質的結果是從沙俄一家獨占東北，變成日俄分而食之。日本的侵略鐵蹄自此踏上了中國大陸。在此後四十年中，它成了中國最兇狠、貪婪的侵略者。
日俄戰爭的大幕落下，這場戰爭對當事三國的影響卻遠遠沒有結束。
沙俄國內矛盾加劇，很快爆發了1905年革命，工人階級和布爾什維克登上歷史舞台。列寧曾說：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勝利。
滿清統治者勉強保住了自己的“龍興之地”，卻沒能守住自己的封建王權，僅僅六年之後，王朝傾覆。
日本進入中國東北，大陸政策一步步實施，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沙俄手中搶來的南滿鐵路，滋養了更大的野心。“柳條湖事件”“九一八事變”，這條鐵道線上事端頻起，遺禍無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