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龍山石刻

翔龍山石刻，文物，位於四川內江市中區翔龍路3號。

簡介

宋代在山前傍崖接樓，興建資聖寺，至本世紀60年代被拆除。唐代造像中較著名的有阿

彌陀佛為坐佛，高4米，其右手施說法印，赤足踏蓮，刀法簡練，衣紋線條流暢明快，刻技精湛。在造像左側崖壁刻有：“敬造……佛像一龕，弟子鄭仲發願，合家清健無病災……造上件功得，並沐以汽，廣明元年十月一日”。千手觀音造像高8米，造型端莊，氣勢恢宏，在造像右側崖壁上刻有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題記。

石刻詳細介紹

佛教故事圖：有大小造像150尊，像高5—30厘米不等，鑿造人物形態各異，造型精緻，栩栩如生，儼然一處世俗化的袖珍石刻畫廊。翔龍山造像體現出各個歷史時期雕刻造型藝術風格，具有重要的藝術價值。該處造像中如阿彌陀佛、天王等造像，上身與石壁分離，下體與壁相連近似圓雕的手法，是研究沱江中游唐宋石刻造型藝術的重要資料。
翔龍山現留存有清代至民國時期的摩崖題刻9幅，其時代雖然不長，但集篆、隸、揩、草於一壁，字型多樣，風格迥異，書法、詩文俱佳，最為著名的是張大千先生早年重書的明代趙貞吉詩碑。
這塊詩碑高154厘米，寬82厘米，鑿於崖壁之上。書法風格沿於魏體，結構不求嚴整，而呈參差有數，筆勢穩健善變，書體飄逸瀟灑，是大千先生1921年從日本回故鄉，年僅23歲應資聖寺住持果真之請所書。是國內迄今為止發現的張大千先生最早的書法碑刻作品，與晚年作品照應，是研究張大千先生書法演變之珍品。
張大千先生同時還為原資聖寺大門外右側、翔龍山左腳下的一石坊大門柱書寫了一副對聯並勒石，現遺留下一根青石聯語殘柱《書聯柱》。
《書詩碑》“是全國唯一的一處張大千青年時期留下的墨跡，是研究張大千書法藝術成長、發展、演變的重要墨寶。”1920年時，張大千先生被二哥張善子“押”回內江與曾正蓉成親，至1921年底仍住內江。在這期間，他不時與內江名士相聚於資聖寺內，飲茶擺龍門陣。其中就有在資聖寺桃源書屋教授的內江名老塾師羅仲武先生。羅仲武先生學識淵博，教學有方，內江名人韓文畦、李仲權、堯文藻、雷禹三等都是他的學生。在辛酉年（即1921年）十月時，資聖寺主持釋果直請張大千先生書寫了趙貞吉詩，並勒石於摩崖石刻群處坐佛左邊的重建崖碑上。同時，還由羅仲武先生撰了“與奇石作兄弟，好鳥作朋友；以白云為藩籬，碧山為屏風”的對聯，請張大千先生書寫，並勒石于山腳下從左手面沿斜坡上石級丈許的石坊大門兩旁柱上。張大千先生因此在翔龍山留下了兩處書跡石刻。從《書聯柱》上的書法看，筆者以為其價值可以說大於《書詩碑》的書法，更值得研究。最主要的特點是《書聯柱》書法較《書詩碑》書法更率意飄宕，充分體現了張大千先生早期書法風貌及個性。

《書聯柱》全長172厘米，寬34.5厘米，厚19厘米。其上文字為下聯，聯文是“云為藩籬 碧山為屏風 ”，奪“以”字；題款是“歲辛酉十月 羅仲武撰 大千居士爰書”。聯文文字長12至14厘米、寬11至14厘米間不等，書體幾同《書詩碑》，為《瘞鶴銘》、《鄭文公碑》風格和其師曾熙、李瑞清筆法。其中的“風”字作“■”，此字是《康熙字典》所無的，而是出自《魏皇甫驎墓誌》中。該墓誌北魏延昌四年（515年）四月刻，清鹹豐年間出土於陝西戶縣。其鐫刻頗精，採用單刀法，線條纖細秀麗，勁健峻拔，字型端正生動，俊逸典雅，內含隸書遺韻，為另一風格的魏碑墓誌。由於該墓誌出土比較晚，當時影響不大。張大千先生採用此字形，表現出一種新面目，也說明他對魏碑的博採。《書聯柱》真正奇特處卻在題款上，就整個署款文字書法而言，篆、隸、草、楷並用，還有合文，也是《書詩碑》中不見的特點。在這些似乎“雜體”中，表面看有些不合規矩，實則表現出張大千先生的豪爽和率真箇性，以及早期從篆隸和魏碑入手學習書法的情況，在個性中集諸法於一處而得到統一。張大千先生在翔龍山留下的《書聯柱》書法與同時書寫的《書詩碑》書法的嚴肅面目比較，也最能夠表現出藝術性所在，研究張大千先生早期書法當以《書聯柱》書法更具價值。還有，《書聯柱》石刻工藝優於《書詩碑》，《書聯柱》石刻工藝是平底，即刻出的聯文字底是平的，技術要求更高，而《書詩碑》不是。筆者分析以為《書詩碑》是直接在崖碑上刻的，字也更小，操作不易，工藝水平相比就不容易精到；《書聯柱》是在放平的石柱上刻字，可以達到更高的工藝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