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法則

翌年法則，回顧日本戰後60年的外交政策，日本有一個非常矛盾和有規律的現象，即日本一方面通過不斷道歉和反省，積極努力地與亞洲各國和解。

回顧日本戰後60年的外交政策，日本有一個非常矛盾和有規律的現象，即日本一方面通過不斷道歉和反省，積極努力地與亞洲各國和解；但另一方面，日本國內政治中又涌動著一股強烈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若宮啟文先生在其著作《和解與民族主義》中發現並提出了這一現象，並將其生動地命名為“翌年法則”。

表現

比如，1965年韓日之間在日本對歷史作了反省以後實現邦交正常化後，但日本隨即在第二年即1966年建立具有天皇色彩的“建國紀念日”；中日之間在1978年建交後，日本同樣在翌年制定《年號法》；1984年韓國總統全斗煥訪日，昭和天皇對過去表示“遺憾”，中曾根康弘首相在翌年8·15參拜靖國神社；1995年村山首相發表8·15談話，表示道歉，翌年橋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1998年韓國總統金大中、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相繼發表“聯合宣言”，翌年日本制定《國旗法》；2001年小泉首相在8·13參拜靖國神社（以後每年參拜），翌年小泉首相訪問朝鮮，發表“平壤宣言”，綁架問題浮出水面。不難發現，這些截然相反而又有著重要意義的事件都是發生在第二年。

原因

日本這種對外政策的不持續及“變臉”之快既令外人看不透，也捉摸不定。但追本溯源，箇中原因主要是因為日本戰後沒有對侵略歷史作出全面徹底的反省，因此形成了一種多面、複雜的歷史觀和戰爭觀。與此同時，戰後日本的民主政治體制又為“翌年法則”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該國政治制度中頻繁的領導權更替和政府發動數年一輪的選舉，又迫使領導人只能看短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