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平原起義

十九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各帝國主義對華侵略加深，民族矛盾日趨尖銳。這時期在山東境內就有德、英、美、俄、法、比、荷、瑞、奧、匈十國31個教派、56名外籍神甫，先後建立大小教堂304座，教眾82600餘人，多數為“惡跡豪紳、賭徒、煙棍、犯律者”，並劃分煙臺、濟南、兗州為東、南、北三大教區。山東主教安治泰憑著清王朝“皇封二品”的身份，隨意出入各級衙門。他們“勾結官府，包攬詞訟”，造成了極大的民憤。
山東人民的“反洋教”鬥爭，首先在德國天主教勢力範圍的曹縣、單縣由大刀會掀起來的，很快發展到河南、安徽、江蘇、河北五省的20多個州縣。清光緒二十三年（1879年）以“巨野教案”為由，安治泰向德皇“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奪取膠州灣……都是最有發展的基地”的建議，德國武力侵占了我膠州灣而更激起了山東人民“反帝愛國”的最大義憤。
“反洋教”鬥爭的著名神拳首領朱紅燈（朱逢明）於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初秋，應平原拳首李長水之請，偕同本明和尚（楊俊典，高唐人）關東嶺、朱啟明（齊河人）王子龍、王青山（長清人）、孫治泰（恩縣人）等27名拳首，率眾三百餘人，由茌平來到平原前槓子李莊“設場聚眾”數達千人，公開揚起“義和團”大旗，分渠編隊，以“扶清滅洋”為口號，提出了“不貪財，不戀花，尊老愛幼，和睦鄉里，公買公賣，打教堂所獲財務要歸公”為基礎的團規。這就充分說明，將與教會勢力對抗的神拳、大刀會、義和拳、梅花拳等組織，都統一在了“義和團”這支民眾武裝的團體之內。他們的主體成員是農民、小手工業者、小商販、船工、縴夫，還有和尚、道士及少數的明智鄉紳、秀才和有民族觀念的軍伍成員。普遍傳唱“先學義和拳，後學紅燈照（女性稱紅燈照）殺了洋鬼子，滅了天主教”和“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的歌謠，從而奠定了“愛國反帝”的宗旨，並迅即對大戶惡跡教首李金榜進行了兩次有力的打擊，使義和團聲威大震，烽火遍燃，平原的大戶教首董吉公、李玉珂、王福有、唐階獻等都相繼受到打擊，這就是蔣楷在《拳匪紀事》中說的“八月間，搶案四起”的記載。同時期龐莊、十二里莊兩大教堂也受到“義和團”的攻襲。
根據西劉王莊教堂神甫付天德的誣告及教首懇求，平原知縣蔣楷於八月十八日（9月22日）率官兵百餘人去前槓子村莊剿捕義和團，結果官兵傷20人被擊敗，但捕回義和團團民6人押在獄中，因此，使“反洋教”“抗官兵”的鬥爭更烈。八月二十一日（9月25日）蔣楷又率官兵一百五十餘人，二襲前槓子李莊，未進村，就被騎馬率眾的朱紅燈、李長水“擊鼓”為號，首先砍死兩名官兵而投入激戰。蔣楷轎子被砸，爬出後被捕快班頭陳德和救出去逃回縣城。在方誌中寫下了“蔣幾被戕”的史實。
蔣楷受挫難忍，於九月八日（10月12日）向省衙請兵。九月十日（10月15日）濟南太守盧昌詒、後補太守袁世敦奉省憲命率馬、步官兵各一營馳抵平原，先派人去前槓子李“誘逼”未成。當夜，朱紅燈率500餘眾邊走邊曰下傳貼，轉移到“森羅殿”去。九月十四日（10月18日）盧指揮馬、步官兵800餘人由縣城出發分三路向“森羅殿”進剿。此時，義和團已集眾2000餘人。盧至中途，傾接義和團由朱紅燈、王治邦署名的“戰書”，鏇見傷兵敗回。袁世敦抽刀督戰。義和團眾在朱紅燈指揮下“分渠編隊，四人一個圓輪”“符咒作法，降神附體”首先將官兵左路旗幟砍倒，奮勇激戰，勢不可擋“雙方混戰五小時”、“各傷亡六、七十人”，王子龍戰死，官兵敗退至平原城外，義和團乘勝而轉移。官兵復回後，枉殺大芝坊村民裴錦才等4人，搶“森羅殿”後回城。因此次兵敗，袁世敦、蔣楷被革職。
“義和團平原起義”的武裝鬥爭，震驚了清王朝及各帝國主義，對運動本身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以“雄邁之勢”熾燃華北，京、津並波及全國。它雖然以“悲壯的結局”而告終，然不能否認這是中華兒女用鮮血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的光輝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