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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森訪華 中美兩國關係是趨於友好與合作的。但由於歷史原因、政治文化等因素也有歧見和矛盾。總體講，是合作多於衝突，共同利益大於彼此分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得益蘇聯的影響和幫助更大，中美是兩個陣營的。後來中蘇分道揚鑣，毛澤東、尼克森高瞻遠矚改善了中美關係，實現了中美建交。
現在中國和美國都有自己的發展目標。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科學發展，力爭成為一個富裕強大文明的國家，造福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同時堅持獨立自主外交，維護世界和平。美國的目標則致力於建設一個強大的美國，實現美國夢，包括國民幸福，國家安全，以及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新秩序，包括傳播自由民主人權等理念。因此，中國大陸和美國的矛盾在兩個方面，意識形態上相互爭論，國家利益上不少衝突。因此不少人戲稱為“美中不足”。中美關係事關中國發展大局，對美國也十分重要；從中國的戰略利益出發，我們雙方要加強溝通，建立互信。
相關信息
中美關係 與此同時，中國還在國際體系變革中發揮著積極作用。中國積極參加二十國集團峰會進程，與國際社會一道努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世界經濟成長。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的份額和投票權增加。中國積極參加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氣候變化談判和全球治理改革等，在許多區域性組織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
張業遂說，中美關係的發展變化是中國世界關係發展變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美重新打開交往大門40年來，在中國幾代領導人和美國歷屆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總體保持了穩定發展勢頭。過去10年可以說是中美關係迅速發展的10年。中美關係已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最富活力的雙邊關係之一。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美兩國的利益聯繫日益緊密。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達4466億美元，是兩國建交時的182倍。建交之初，中美之間人員往來每年約1萬人。而2011年每天有近1萬人、每26分鐘有一架航班往來於兩國之間。中國在美留學生超過16萬人，美國在華留學生已達2．4萬人。
二是中美高層往來和對話磋商頻繁、深入。2003年至今，中美兩國元首共舉行26次會晤。雙方新建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人文交流高層磋商、戰略安全對話、亞太事務磋商、中東事務磋商、省州長論壇等多個重要對話機制。雙方各部門、各層級之間的日常交流與溝通更是不計其數。通過這些交往，雙方就廣泛議題保持著深入、坦誠溝通，對加深了解、增進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是中美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保持著密切溝通與合作。兩國加強巨觀經濟政策對話，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進行建設性合作，為推動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作出重要貢獻。兩國在朝核、伊朗核等地區熱點問題以及反恐、防擴散、氣候變化、能源、糧食安全、疾病防控等全球性問題上開展富有成效的協調與合作。
張業遂認為，由於中美社會制度、發展階段、歷史文化傳統不同，兩國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矛盾和分歧是正常的，關鍵是要正確看待和妥善處理。中美之間的矛盾和分歧，有些是因為政治偏見所致，有些由於相互缺乏了解造成，有些是兩國建交以來一直存在的老問題，有些是隨著兩國關係快速發展而出現的新問題。
張業遂說，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關鍵是要相互尊重、平等互諒，特別是尊重和照顧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分歧和敏感問題。雙方應堅持通過對話磋商，增進理解，積累共識，避免誤解和誤判。對於兩國的經貿摩擦，應本著開放精神和互利原則，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處理。
展望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張業遂表示，胡錦濤主席初訪問美國期間，同歐巴馬總統就中美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達成重要共識，為中美關係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在全球化時代，在中美兩國利益聯繫日益緊密的背景下，看待和處理中美關係需要新視角、新思維。中美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合作是中美關係的主流。中美關係不是、也不應該成為“零和遊戲”。
張業遂說：“我相信，只要雙方堅定致力於相互尊重、增進互信、拓展合作、妥處分歧，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打破歷史上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走向對抗的所謂‘定律’，走出一條和平相處、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路。”
翻開新篇章
中美關係 多尼倫在亞洲協會發表演說，花相當長的篇幅說明當前美中關係，並描繪未來的展望。
多尼倫表示，與中國大陸發展建設性關係是美國“亞洲再平衡”策略的第三大支柱，總統歐巴馬相當重視，並認為當前外交、經濟和安全挑戰都需要中國參與，過去四年兩國關係獲得許多改善。
他說，美國政府已準備好與中方新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等高層在既有關係基礎上繼續發展，中國領導層更替和歐巴馬連任，將打開美中關係新的篇章和機遇。
多尼倫認為，美方不希望兩國關係定位在對立和衝突上，歐巴馬和習近平都同意，已有的和新興的強權國家共同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目標，兩國必須持續改善溝通管道，就共同關切的議題合作，而軍事對話居關鍵。
2013年3月11日美國白宮網站發表題為《2013年的美國和亞太》的文章（作者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托馬斯·多尼倫）。
我在華盛頓發表過一次演講，概述了美國如何在全球進行再平衡以符合亞洲日益增長的重要性。隨著歐巴馬總統的第二個任期開始，我想集中談談未來的某些挑戰。
之所以非常合乎時宜的，因為是亞洲領導人更替的時期。東京和首爾的新領導人已經就職。在北京，中國的領導層更替本周就要完成。
我們的戰略支柱之一是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的關係。總統對此十分重視，因為如果沒有中國參與協商，如果中美兩國不建立廣泛、富有成效、建設性的關係，那么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外交、經濟和安全挑戰都無法解決。過去四年，我們在這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隨著中國完成領導層更替，美國政府已準備好與習近平、李克強及其他中國高層領導人一起，在兩國現有關係基礎上繼續前進。中國領導層更替和歐巴馬總統連任共同為美中關係揭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機遇。
歐巴馬總統多次說過，美國歡迎中國和平、繁榮崛起。我們不希望兩國關係被定義為競爭和對抗。我不認同某些歷史學家和理論家拋出的所謂正在崛起的與已有的大國必將陷入紛爭的言論。
紛爭不是必然的。這並非物理定律，大國對抗是由領導人作出的一系列選擇造成的。也有人呼籲遏制中國，我們同樣反對這么做。但是，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是美中兩國的共同責任。習近平和歐巴馬總統均認同這一目標。
要想建立新模式，我們必須改善溝通渠道，並在事關雙方利益的問題上展開務實合作。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加強美中軍事對話是消除我們之間很多風險和潛在競爭源頭的關鍵所在。這是我們所尋求的新模式的必要組成部分，也是當前美中關係的嚴重缺陷。
鞏固雙方經濟關係的基礎也十分關鍵。我們向北京明確提出，隨著中國在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和機構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國必須承擔起與其經濟影響力和國家實力相稱的責任。在與中國新領導人打交道的過程中，美國會鼓勵他們推進“十二五”規劃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美國將敦促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
美國還將尋求通過二十國集團與中國合作，促進國際金融穩定，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挑戰。
還有一個類似問題是網路安全。這個問題對兩國經濟關係構成的挑戰也日益嚴重。中美兩國均需致力於確保網際網路的開放性、共通性、安全性、可靠性和穩定性。
2013暢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構想
中美關係 作為中國資深的外交家，崔大使對中美關係及其發展的考量是頗具戰略性的。他表示，從歷史上看，當一個國家快速發展並獲得國際影響力時，她與其他大國往往是一種‘零和’關係。這種關係常常會導致衝突甚至戰爭，但中美兩國都有決心避免歷史重演，一致同意探索構建一種相互合作而非對抗的新型大國關係。他特別指出，2013年來中美關係穩步向前發展，雙方就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達成共識。主席當選後不久就與歐巴馬總統通話，雙方進行了很好的交談。而主席和歐巴馬總統在過去4年裡進行了12次會晤，這種頻率在美國及其盟友之間都是少見的，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關係中也不多見。崔大使表示將繼續推動兩國高層保持密切交往的勢頭，繼續發展和完善兩國間各種交流合作機制，推動兩國關係繼續健康穩定地發展下去。
此外，他還強調，不能簡單地將中、美相提並論，因為美國在發展程度和綜合國力等方面均遠遠超過中國。中國仍是一個開發中國家，無論在經濟發展、科技水平還是軍事實力等許多方面，要真正趕上美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關於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崔天凱表示，長期以來美國一直在亞太擁有戰略利益，從未撤出其在該地區的軍事基地。因此，美國無須‘轉向’亞太，因為美已經在這裡了。崔大使說，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確讓一些中國人感覺美此舉是有意針對中國的。但自去年以來，美方開始嘗試更加全面地闡釋其亞太政策，訪問中國的美國官員也多次表示，該戰略並非針對中國，中國是該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崔大使表示，中方認真聽取了這些表態，當然更要看實際情況究竟如何。
2011年來，網路安全問題成為中美關係中的一個熱點話題，美國政府於2011年更是首次公開指責中方對美發動網路攻擊，崔大使認為是毫無根據的。他指出，美國在信息技術方面領先中國許多，無論是在防禦還是攻擊方面都更具有優勢。迄今為止，美方並未提供任何確鑿證據來證明所謂中國對美國採取了網路攻擊行為。相反，中國境內的電腦、公司、政府機構每年也受到大量網路攻擊，如果我們對這些攻擊進行追蹤，會發現大多數攻擊來自美國，但中國並未因此就得出結論，稱這些攻擊受到美國政府資助或支持。這樣做是不負責任的。崔天凱大使表示，網路安全是國際社會面臨的一個新問題。重要的是兩國政府坐下來進行建設性的對話，認真研究如何制定相關的規則，建立合作的渠道，以避免類似攻擊再次發生。
崔天凱大使曾經擔任中國駐日本大使，還曾是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國代表團團長，因此對問題和朝鮮半島問題都有深刻的見解。關於釣魚島問題，崔大使強調，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在主權歸屬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不容置疑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兩國領導人均決定暫時擱置這一爭議。這一明智決策確保了後來許多年裡兩國在問題上風平浪靜，直至日本政府2012年決定對實施“國有化”。該問題的舊有平衡已被打破，這種局面完全是日方一手造成的。中日兩國應展開嚴肅的對話和磋商，中方希望美國在該問題上真正做到不持立場。關於朝鮮半島問題，崔大使指出，中方在朝鮮半島問題上堅持三個基本原則：一是堅持維護半島和平穩定，二是堅持半島無核化，三是堅持和平對話方式解決問題。這三個基本原則相互關聯，不能割裂。中國反對朝鮮進行核試驗的立場朝鮮方面是很清楚的，而中國長期來一直向朝鮮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這與朝鮮核計畫沒有任何關係。崔大使強調，朝鮮是中國的近鄰和朋友，也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如果說中國對朝鮮具有一定影響力，那么這種影響力也並不像媒體報導的那樣。中國將繼續為實現半島和平穩定及無核化目標做出努力。
中美外交史
20世紀之所以常常被稱為“美國世紀”，自然和美國的“全球化進程”有密切關聯。對美國而言，兩次世界大戰既是災難，又是極難得的機遇——對任何其他國家，它們都只是災難。因為美國在戰爭中的決定性力量，它有兩次機會按自己的意願把這個世界塑造成它喜歡的樣子。
第一次它失敗了。威爾遜提出號稱“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畫”，倡議為永保和平而建立國聯，結果先被歐洲權力政治大打折扣，後被自己的人民否決。首倡國聯的美國反而沒加入國聯。美國人似乎還沒做好“達則兼善天下”的準備，不肯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問題多操心。10年後，經濟危機（1929年至1933年）更使其連“獨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與上一次不同，美國人沒有再規避責任，決心領導世界。雄才大略的羅斯福將美國對戰後世界秩序承擔主要責任視為理所當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關貿總協定、重建的歐洲和日本見證了一個美國經濟資源和價值觀念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數十年後蘇聯解體時。
這么說也許沒錯：在美國的世界秩序構想中，中國的位置一直在變化。中美關係對兩國來說一開始並不那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斷遞增，越到後來越是重要。到二戰時已對雙方都有重要意義。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界，20世紀的中美關係總有個“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後半段是蘇聯，與中、美構成一種“三角關係”。一戰結束之後，為了爭取日本參加國聯，美國在巴黎和會犧牲了中國；二戰時中美卻成了盟友，聯手打敗日本。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倒向蘇聯，受到美國遏制；20年後中美結盟，共同制衡蘇聯。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國直到1990年代才進入了真正的“雙邊關係”，2010年後的十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
中美關係 美國駐華使節是波動起伏的中美關係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所謂“外交授權有限”，他們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執行者，有時卻也能影響政策。他們一般要請示華盛頓對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個人觀點如何堅決奉行白宮和國務院所定的對華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強烈的個性，對中國的真切接觸和對美國長遠利益的考量，有時使他們越出這界限。從他們的資歷來說，要么是總統政治性任命的，要么是外交機構里的職業官員（少數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來之前對中國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見，因為同總統有私密關係，有時可以越過國務院直接向總統陳情；後者常常是會說漢語的“中國通”，遇事更多向國務院請示匯報。
我們選出了美國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與讀者分享他們的故事：
蒲安臣，先後任美國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權使節，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諸國。
司徒雷登，傳教士，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及《別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試圖讓新中國同美國合作。
老布希，可能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大使，後來也成為對中國最友好的總統，在關鍵時刻維護了中美關係。
洪博培，已經宣布參加2012年美國大選，他在中國任期雖短，經歷的風雨和收穫的讚譽卻不少。
駱家輝，美國歷史上首位華裔州長，剛剛卸任的商務部長，7月即將到任的駐華大使，他需要在華裔背景和美國利益之間做出微妙平衡。
1919威爾遜犧牲中國綏靖日本
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對中國來說，這一政策的正面意義是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
列強之中，最有超越“門戶開放”、獨占中國衝動的是日本。
“一戰”爆發，日本利用與英國的結盟，把德國趕出了中國（山東半島）和西太平洋（加羅林、馬里亞納和馬紹爾群島）。此時，歐洲力量在亞洲的影響暫時消退，美國成為惟一能影響中日紛爭的國家。
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
美國參加一戰後，中國也對德、奧宣戰，期待通過這場形式勝過實質的“戰爭”，沒收兩國在中國的資產，終止與他們的不平等條約。
1918年11月德國投降，一戰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
駐華公使芮恩施密切關注著這些情況。在和會召開前，他就致函國務院和威爾遜，強調中國問題必須得到公正解決，“否則我們必須放棄使這個世界免遭軍國主義災難的希望”。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
1945-1949羅斯福與杜魯門盟友撤離中美反目
和一戰時很相似，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同日，中國也正式對日宣戰，這時中日戰爭已經打了4年。
接下來4年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
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構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部分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在時殷弘看來：“羅斯福雄才大略，看到未來，知道亞洲民族主義總是要起來的——本質上是厭惡西方的。這些新興民族主義國家能不能追隨美國，那么當然，中國很重要，是一個樣板。美國在中國做好了，就可以引導其他亞洲新興國家。另一個戰略意義，是讓中國盟友承擔起亞洲一大部分監管任務。這兩個意義無論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還是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當然都是很重大的。”
如果“四大警察”之一拒絕他的角色又會如何，尤其是當這個不合群的警察恰巧是力量僅次於美國的蘇聯時？羅斯福來不及回答這個問題。1945年4月，日本尚未投降，他就病逝了。
在1945-1950年，中國的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態度一開始就有所不同。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很說明問題。1946年7月12日——一天前，司徒雷登剛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
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
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周恩來讓與司徒雷登有師生之誼的黃華去南京軍管會擔任外事處長，與他進行私人接觸。
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給司徒雷登的電報中提出了承認中共政府的3個條件：事實上控制國家的領土和行政機關；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承擔其國際義務；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可。令美國失望的是一個多月後的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明確宣稱新中國將奉行對蘇聯“一邊倒”的方針。據說司徒雷登曾請民盟的羅隆基向中共領導傳話：假如中共對美國和蘇聯採取中立態度，美國可以承認新中國，並提供30至50億美元貸款。而羅隆基得知《論人民民主專政》發表，不敢轉達訊息，幾年後才說出來。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中國。美國駐華使館和各地領事館人員留守原地“觀察”中國。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
1972尼克森與基辛格借力中國抗衡蘇聯
韓戰、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使兩國的正常關係中斷了20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定，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森走上前台。
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森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
機會來得很快。1969年春天，中蘇兩國發生邊境衝突。當年夏天尼克森做了個不尋常的決定：放棄虛耗時日的中美現行對話機制，引入中國為轉化力量，打破美蘇兩極對峙局面，建構戰略性三角關係。
由於中美都認為蘇聯是比對方更大的威脅，兩國對改善關係很積極。有趣的是中國釋放善意的方式。1970年10月1日，在中國國慶日的觀禮台上，美國記者斯諾被安排在了毛澤東身邊。12月，毛澤東接受斯諾採訪，表示他願意邀請尼克森訪問中國。中國政府高估了斯諾在美國的影響。事實上，華府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個信息，直到後來通過其他管道安排好尼克森訪華之行時才知道有這么一段公案。
1971年7月，尼克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為了躲避媒體，他先公開訪問了南越、泰國、印度等國，最後在巴基斯坦的歡迎晚宴上假裝肚子痛，被送往總統別墅“治療和修養”。次日凌晨，他登上了飛往北京的專機，專程前來迎接的中方代表和領航員早已在機內恭候。
由於基辛格訪問印度只用了兩天，他“在巴基斯坦的時間”也不能超過48小時，以免“厚此薄彼”。當天中午專機抵達北京，下午周恩來就同他進行了會談。開始，基辛格有點緊張，照著事先準備的稿子念，後來看到周恩來面前只放了一張寫著要點的紙，他也收起資料夾侃侃而談起來。結果包括飛機上的時間，只用了17小時就順利完成密訪。雙方約定把尼克森訪華安排在第二年的春天。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
據基辛格的回憶，1972年2月，毛澤東見到尼克森時，一開口就是：“台灣是小問題，世界才是大問題。”他毫不拖泥帶水地表示，中國不會動用武力對付台灣，“我們可以暫時不去管它，等個一百年吧！”毛澤東身體狀況不佳，不久前還病了一次，原本只準備談一刻鐘，但他靠意志堅持了75分鐘，最後才以詢問時間的方式，暗示會談結束。
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
美國與中國合作，蘇聯的最佳選擇只能是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莫斯科原本對安排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森的峰會反應冷淡，拖拉了一年多；結果，基辛格密訪北京不到一個月，就迫不及待邀請美國總統去莫斯科——安排在尼克森訪問中國僅3個月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這樣解釋尼克森的動機：“尼克森飛過來和毛澤東握手，主要就是因為美國面臨蘇聯的威脅，他要借力，然後他發現中國是一個很好的借力點。他就來了，屈尊哪，他世界首強，他主動。另外還有一個小的地緣考慮：他要從越南撤軍，有一個理論上的困難，就是所謂‘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果越南被共產主義占領，東南亞就守不住，東南亞守不住澳洲就守不住。要破解這個困境技術上講有一個環節就是把中國拉過去。”
次年，美國和越南簽署和平協定，美軍撤出了越南。中美雙方互設聯絡處，走向關係正常化。
1989老布希艱難維持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 1989年1月，老布希就任美國總統。僅僅一個月後，他的第一次出訪就是到中國——這在美國總統中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代當駐華聯絡處主任那段經歷使他對中國懷有特殊感情。所以他擔任總統後親自主持對華政策，而不是由國務院或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一些美國的中國學家說他就像是“國務院中國處的主管”。黨內的保守派反對他一上任就訪問中國，剛好日本天皇去世，他就利用這機會在參加葬禮後到了中國。
老布希見到了鄧小平，鄧對中美關係感到滿意，又說，戈巴契夫將於5月訪華，談得好的話，中蘇關係也可以正常化，但不可能恢復到1950年代，也就是說中蘇不會結盟。老布希放心了，向鄧保證說，“在我4年任期結束時，中美關係一定比現在更牢固、更好。”
在此之前，中美關係儘管時有波動起伏，總體上比較平穩。尼克森因“水門事件”下台之後，他的後繼者繼續尋求對華關係正常化。1978年12月16日（台北時間）中美發表了《建交公報》，兩天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開幕。這並不是偶然的巧合。在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戰略中，與美國關係的正常化是重要的一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發表，兩國關係進入了偶有小風波的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
可惜對中國最友好的美國總統，恰恰遭遇中美建交後最難處理的局面。布希訪華3個月後，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
1989年6月3日深夜（美國東部時間），老布希獲知北京發生政治風波的訊息後，當即給駐華大使李潔明打電話詢問事態。
1989年6月5日早上，尼克森跟老布希通了電話，認為要看長遠，與中國的關係不能斷絕。老布希表示同意
1989年6月8日，他決定直接跟鄧小平通電話。中國方面表示，中國領導人沒有這樣的習慣。於是，6月20日，他給鄧寫了長信，一開頭就說他是“以一個朋友、一個真正的‘laopengyou’（老朋友）的身份寫這封信的”。他希望鄧幫助他“維持這種我們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除了兩國的大使之外，能有“特殊渠道”保持交往暢通，並問中方是否願意華盛頓派出密使。不到24小時，鄧小平就回了信，歡迎美國特使訪華，並願意親自同特使交談。
通過老布希的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中國領導人收到這樣的訊息：老布希決意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但他必須顧及美國民眾的情緒。美國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在政治上是必須的。
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
金燦榮認為，老布希極有戰略意識。“他始終堅持一個大方向，美國長期利益至上，不為時勢所動，所以肯定中國的價值。我們可以假設，如果當時不是他擔任總統，換一個毛躁一點的，中美可能斷交了，退回到代辦的關係。但他能讓那種關係，雖然艱難，但基本上維持下來了。這就不容易了。”
展望
第一,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戰略對手。
我們幾十年之內，這句話不要忘記，最大的戰略性對手，就是各個領域都是對手。所以我們在和美國打交道當中，我們報紙上說的是合作共贏，這共贏不是50%對50%，一個桃樹長了99個，你拿走1個，他拿走99個這也叫共贏。共贏不是對等，我們應該反過來，我們掌握主動，讓他處於被動。一年不行兩年，三年，十年，我總是要改變舊的經濟秩序。我們有志氣把人民幣變成世界貨幣，這要靠經濟發展。一張白紙人家當廢紙了，你沒有經濟實力。美國為什麼能夠牛呢？就因為它實體經濟還是老大。它有8千噸黃金，我們才1054噸，幾分之幾？八分之一，歐盟6千噸，中國要有8千噸黃金是個什麼樣子？你還發愁房子問題？它是整體的。所以我們中國看清了前進的方向，然後悶頭乾，不增強國力，說大話沒有用。我想從習主席上台，特別是今年兩會以後，我覺得我們在外交上已經開始亮肌肉。咱們這次在20國集團首腦會議，習主席跟安倍講了5分鐘，安倍苦苦哀求要見個面，站著，還不能坐著，訓他兩句走了，日本表現不好，你有什麼誠意？我前年去日本，給他們防衛研究所的，還有他們情報部門的大概50個人，我給他們侃了三個半小時，有咱們自己兩個朋友給我當翻譯，我那天是特別攢足勁罵了他們三個半小時，罵得還挺好，他認為你有水平，你把他要害抓住了，打疼了他，他才服你。在什麼地方呢？就是日本記打不記吃，你打疼了他，他記得。所以現在日本人從來不接受教訓，他們從來不講近代史。
第二，美國軍隊是我們解放軍的頭號敵人。
這要說清楚，在什麼地方？中國的東南西北都有美國的軍事基地，他們有舉行實戰的能力，隨時可以啟動戰爭機器。朝鮮半島不說了，大家接觸比較多。中亞在吉爾吉斯搞了空軍基地，我們是拔釘子拔出去了，這和普京是有共同語言的。但是中亞地區有三股勢力，這是比較難辦的，是土生土長的三股勢力，這和我們民族有關係，這個我不想展開。另外一個就是印度，印度和中國有12.5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爭端，東段93000，相當於兩個台灣那么大，印度人把它說成是阿魯納恰爾邦，我們把他說成是山南地區。這裡是江南水鄉，橘子比浙江的還好，印度洋的暖氣流到達這裡。另外我們看到就是新疆這個地方，3.35萬，我們正在修戰略公路和戰略鐵路高鐵。新疆我沒去過，但是巴基斯坦我去過，我們國內有兩個人，一個是《中國日報》的記者叫王皓，我們倆作為穆沙拉夫的客人，他當時是總統，給予我們最高的禮遇，不僅座談開會，而且我們到了克什米爾前線。我感覺到印度這個國家也是值得警惕的，印度人很有智慧，耍滑頭還是世界水平，該裝孫子時就裝孫子，但是狠的還有。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歷史上，說了很多好話，咱不去說了，但是我們要做到心中有數。這是一個東西南北，我也講了海洋。最後還講一個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就是里根的時候搞的星球大戰計畫。也就是在我們頭上扣了一個大鍋，我們二炮就打不出去了，悶在你的發射井裡了，我們很著急，不能讓美國搞成。所以我們當前在太空領域爭奪是非常迫切的，這是一項長遠的工作。
第三，中美關係是當今國際關係的首要問題。
美國發明了網際網路，掌握了主動權，我們基本上是很被動。現在誰把網際網路關了能做到嗎？能過濾嗎？你怎么應對呢？據我知道還沒有找到好辦法，希望大家開動腦筋想辦法。這個恐怕還需要相當的艱苦努力。中科院的院士，包括總參院士級的，我們都有一些工作上的聯繫了，感覺到我們中央十八大提出海洋、太空、網路三大挑戰是實實在在的。我們現在航天部發射的北斗逐漸取代GPS，我們發射到25到30顆以後就可以覆蓋全球，這樣我們的信息安全就比較有保障了。所以我想，就是在跟美國較量當中，不管外交部長怎么講中美如何如何好，你不要真信，這叫內外有別。我們跟外國人一談就是老朋友，剛見就是老朋友，這個老朋友跟中國的理解不一樣，中國的朋友是兩肋插刀的，他是要害你的。要善於區別真朋友和假朋友。所以我覺得美國是中國最大的戰略對手，是長期的。美國人講說中國和美國可以穿一條褲子，你相信嗎？好的關係是斗出來的，不是祈求來的。所以我覺得中美關係是我們考慮國際問題當中的頭號問題。另外一個就是美國確確實實陷入了經濟危機，這個經濟危機有多嚴重呢？上一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講，這次危機是百年不遇的，超過1929年到1933年的那次危機，美國現在人均欠債70萬美金，日本現在人均欠債是52萬人民幣，他日子不好過。所以我們說，美國是外強中乾技窮，我想這個話是比較準確了，外強中乾不需要我解釋了。技窮是什麼呢？應對當前的經濟危機，沒有良策。美國現在叫資不抵債，很多人不接受這個說法，美國太強大了，一低頭就撿金子、撿銀子，不是這個樣子。但是它為什麼不倒？就是因為它手裡有武器。美國現在的軍費儘管在減，也是世界前10名的總和。錢哪來的？欠債不還，通過戰爭發財。軍工企業是發動戰爭的社會基礎。 歐巴馬也是軍工集團的代理人，說打仗有癮，他有利益在這。你看美國現在在打了一次，1991年打了伊拉克，到2003年第二次戰爭，美國在中東地區使用的貧鈾彈，累計起來相當2顆廣島級的核子彈的腐蝕量，美國兵回去就得病。美國國防部是不敢說真話的。我1998年受美國國防部的邀請，兩次進五角大樓跟他們談，我說你們美國是不說真話的，你們老說中國隱瞞軍費，隱瞞軍費最大的是你們，不是我們。為什麼呢？這個很簡單，他把很多科研費，軍事科研都不算在軍費裡面，所以美國現在能夠收縮戰線，不是不想統治全世界，它現在做不到，短期內收縮戰線，集中力量在南海給我們搗亂，現在南海它不是一下子就能控制的。現在中東到處壓倒葫蘆瓢起來了，你說中東這些國家能饒美國人嗎？遲早他們會聯合起來。所以我想就是，我們要看國際形勢，首先要給中美關係定性。這是你清楚了誰是朋友就好辦了，你首先要把敵人認清楚，跟敵人對手的，他的敵人有可能是你暫時的朋友，外交上不就這樣嗎？在國際關係當中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是需要保護的。老大哥我們還打一仗對不對？跟越南我們打，為什麼？國家利益。所以我們說，多長個心眼是對的。
四、美國重返亞太的意圖
美國重返東亞是2010年，歐巴馬和希拉蕊提出來的。從韓戰、越南戰爭之後，美國軍隊撤走了，菲律賓蘇比科爾灣的軍隊是1992年撤走的，現在又回來了。美國軍隊要重返這些地方，主要表現在什麼地方呢？一個是菲律賓，一個是澳大利亞的達爾文港。就是從阿富汗、伊拉克撤回的軍隊，並沒有撤回美國國內，而是轉移到這些地方，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美國為什麼要重返東亞？它感覺到在中東沒有什麼大的對手了，他可以騰出手來，把軍隊部署到南海周圍，這是一個。另外重返東亞，美國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東協國家經濟發展很快，中國和東協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因為東協是個很大的市場，有四五億人，從經貿來講利益是很大的。美國看到中國在東協地區影響越來越大，市場越來越大。2010年中國和東協國家就變成自由貿易區了，關稅就降到零了，雙方都有好處了，美國眼紅了。所以重返東亞美國還有經濟上的考慮，他們就想破壞中國與東協的經濟關係，他們搞出來一個叫泛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想把東協國家與中國拉開，和美國搞泛太合作，你中國不就沒有市場了嗎？美國可以轉嫁危機給這些國家。另外一個就是破壞中國、日本、韓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這個自由貿易區還沒形成，正在做，遇到問題了。日本的首相接連反華，沒有條件跟他談自由貿易區的事，我們已經與韓國簽了20年的經貿合作關係。所以這裡邊就是說不僅是經濟利益了，因為日本和韓國有矛盾，美國和韓國有軍事條約，但是日本和韓國沒有。我有一句話大家可以琢磨琢磨看有沒有道理，就是美國重返東亞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以攻為守，表面上它調兵遣將，實際上他要守他的地盤，怕中國把他從東協給擠出去，怕中國支持韓國內部的反美派。我們在東北亞這個問題一定要清楚，中國人講的朝鮮半島無核化，不是北韓交槍投降，是南北韓都不許有核武器，你美國先撤走，美國從1958年就應該撤走的，賴了多少年了，你沒有履行條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58年就全部撤回來了，你到現在還沒撤走，你破壞聯合國決議。美國看到了這一點，北韓和南韓和解了，日本和韓國也和平共處了，你美國軍隊留在這就沒有道理了。美國說我走了不行，我走了以後 北韓就打過來了，我還得留下，他就賴著不走。所以美國需要製造朝鮮半島適度緊張，真打起來 他也害怕，被扯進來他也害怕。現在我們國內有不少人特別是大知識分子，說抗美援朝錯了，如果不抗美援朝台灣早拿回來了。是這樣的嗎？其實他們是在否定毛澤東，毛澤東在國內被醜化了，在外交上也被醜化了。如果沒有毛澤東、周恩來下決心抗美援朝，我們不可能有幾十年的和平。毛澤東有句話說打一仗鞏固30年的和平，這就是大戰略家的認識。美國不相信中國會出兵，蘭德公司出名就因為它認為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出兵，別的智囊都說不可能，中國窮到這個時候了，怎么和世界最先進、最現代化的美軍打仗呢？結果中國出兵了。周恩來就一句話，中國人不會坐視不管的，其實講話的時候志願軍早過去了。美國殘聯主席在簽定停戰協定的時候講了一句話：美國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找了一個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但是美國人並沒有根本上接受教訓。習主席講要準備打仗，打勝仗，不然養軍隊幹嘛。但是我們不是輕易地發動戰陣，要打有把握之仗，要打有準備之仗。這就是毛澤東思想，這不錯的。真正玩實戰的人有幾個？現在的將軍頂多是軍事演習，咱們還得學毛主席的書。美國重返東亞還可以有其他的解讀，我想主要的是經濟和政治，當然表面現象是軍隊了。美國現在那幾個兵能真打仗嗎？美國軍方已經認識到，跟中國不能在陸地上玩，在陸地上玩肯定輸，什麼道理呢？解放戰爭美國的顧問深入到蔣介石營一級，因為蔣介石軍隊的裝備是美國的，蔣的軍隊不會用，美國顧問就下到營這一級，結果不是也被共產黨的軍隊打敗了嗎？小米加步槍打了美械裝備的800萬軍隊，靠什麼呢？靠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打出來的，是烈士的鮮血凝聚起來的智慧。美國怕什麼呢？美國軍方跟我們談什麼，我們什麼都不怕中國，講硬體不怕，就怕毛澤東思想武裝解放軍。說實話，他們無論如何理解不了，我們那么弱，那么貧窮，你怎么能夠以弱勝強。美國人缺心眼，他搞不明白。美國人的性格就是直率、急躁，三句話沒說清楚就幹上了，輸了就輸了。為什麼輸他不想，接受不了教訓。美國重返東亞，目的是要制衡中國，限制中國的發展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