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沿革
羊祜，字叔子，原費縣南城（今屬平邑縣）人，出身於名門世家。他相貌英俊，德才兼備。魏末歷任中書侍郎、秘書監、相國從事中郎等職，掌管軍事機要。晉武帝時，升任尚書左僕射，衛將軍。荊襄一帶因連年戰事，百姓流離失所。羊祜利用邊境暫時的穩定，採取減免賦稅的政策，鼓勵人們發展生產。東吳軍民感其仁政，紛紛歸附。鹹寧元年，羊祜因積勞成疾，於世長辭，當地軍民聞訊無不悲痛欲絕，就連東吳將士也為之淚下。二年後東吳平定，武帝在慶功宴上流著淚說：“此羊太傅之功也。”
羊祜政績突出，文學成就也很高，被時人稱為“文為辭宗，行為世表。”
有一次，他對同游者喟然嘆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年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山也。”羊祜死後，襄陽百姓在其生前遊憩之地峴山建廟立碑，以示紀念。每當人們至此，睹碑生情，莫不流淚，杜預因稱此碑;墮淚碑"。後人則用望碑墮淚來借喻死者德高望重。
歷史
峴山座落在湖北襄陽（今襄樊市）城南七里,東臨漢水,與紫蓋山、萬山並稱“三峴”,而峴山為之首,故又名“峴首山”。其山雖不高峻雄奇，卻因羊祜而聞名遐邇。羊祜非常喜歡山水風光,相傳他早年曾登臨華山，攀上日月岩南的念峴台，俯覽群峰，心有所感，乃揮毫題下“念峴台”三個大字。及其出鎮襄陽，每年春秋之季,他都步出襄城，攀躋峴山,置酒詠詩,終日不倦。羊祜還曾在峴山下植柏一株,留作紀念,後人名此樹曰“晉柏”（《名勝志》）。羊祜登峴山時,曾深有感觸地對僚屬鄒湛言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山也。”鄒湛答道：“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歷史證實了鄒湛的預言。羊祜逝世之後,襄陽百姓便在峴山羊祜生前遊憩的地方建碑立廟,歲時祭饗。每當遊人瞻望羊祜廟前的碑石,無不為之落淚灑涕。接替羊祜鎮守襄陽的大將杜預,便將此碑命名為“墮淚碑”。 到了晉永興年間(304～306),大將劉弘出任荊州刺史,劉弘早年曾為羊祜參軍（見《晉書》卷六六《陶侃傳》）,對羊祜久懷欽慕,其蒞任荊襄之後,恭謁羊公祠下,並命幕僚李興重撰了一通羊祜碑記,刻之祠前。此即晉文名篇《晉故使持節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羊公碑》。李興為當時文學名家,《晉書》卷八八《孝友傳》中稱其“有文才”，“在弘府，,劉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甚有辭理。”所撰《羊公碑》感情充沛,筆觸深沉,頗為時人所推重,遂將“墮淚碑”之名移貫此碑（見《襄陽耆舊傳》）。 “墮淚碑”傳至南齊時,一度遭到毀棄。據《南齊書·張敬兒傳》載,軍閥張敬兒統治襄陽時,“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台,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墮淚碑”可能在此時被毀。但過了不久,即南梁大同十年（544）,“墮淚碑”又被重新豎立。並由劉之遴撰文,記重立始末,劉靈正書丹,刻於碑陰。這便是《金石錄》中所著錄的《梁重立羊祜碑》。宋人《集古後錄》記述此碑云：“羊公‘墮淚碑’,不著撰人名氏,《襄陽耆舊錄》謂李興初撰也。梁大同十年雍州刺史以故碑闕落,命別駕從事劉伯雄撰模立此本。碑一丈一尺。”《隋書·藝文志》總集類有“《羊祜墮淚碑》一卷”,或即指此碑本。梁碑傳至唐代,尚屬無恙,故孟浩然詩中有“羊公碑尚在”之句。 北宋慶曆七年（1047）,知襄陽州事王洙奏請主持重修羊祜祠,得旨允準,遂興工重新廟貌,洙並題詩志盛,一時名流如范仲淹、知河陽事李淑、知蔡州事吳育、知光化軍事李宗易、祠部員外郎張去惑、太常博士孫抗、太子府率李康伯、著作郎范微之、大理寺丞韋不伐、襄州通判賈黯、蔡州通判劉敞、河陽推官裴昱、滄州推官馬雲、宣城縣令連庠、鄖鄉縣尉黃通等皆有唱和之作。上述諸人之詩均刻於石幢,立於羊祜祠中。清人王士禛《蜀道驛程記》、陸征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九十七）對此皆有著錄。又峴山舊有亭,“世傳為叔子之所游止也”,南朝後梁時曾加修葺,並立碑記（《輿地碑記目》中有《後梁重修峴山亭記》）。至宋熙寧間,襄陽太守史中輝又重加整修,以紀念羊祜、杜預兩位先賢,歐陽修為撰《峴山亭記》記中尤對羊祜盛德予以稱頌。 五代或宋初，峴山羊祜“墮淚碑”再次被毀,宋人《集古後錄》已稱碑“今不存矣”。直至明弘治四年（1491）方被重新刻立,碑文仍用李興《羊公碑》之辭。重刻之碑拓本流布甚廣,《襄陽金石略》、《全晉文》諸書皆據以採錄。 與“墮淚碑”同時構建的羊祜廟，亦屢廢屢興，至明代仍崇祀不替（見《大明一統志》卷六十）。清乾隆時羊祜後人羊克厚在《羊氏魁公宗譜序》中，述其“道經襄陽，曾停帆登太傅祜之廟，敬禮稽首，隨觀墮淚碑，嘆吁再四。” 峴山羊祜祠與“墮淚碑”,在近世兵燹中不幸損毀。為了存此勝跡,1982年襄樊市文物管理處又於舊址重立新碑一方,碑正中有現代書家所書“墮淚碑”三個草書大字,筆墨酣暢，碑倚山而立,十分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