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羅漢( ？——1939年5月3日 )字雪岑，湖南瀏陽人。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文科哲學系，因受陳獨秀、李大釗及新文化思潮的影響，與同鄉同學羅章龍、李梅羹等人積極參加和組織學生愛國運動，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學生。在北大羅漢的名字叫“海潮”，與時任北大圖書管理員毛澤東是志趣相投的朋友，但不是毛澤東“新民學會”成員。“五四”運動中，羅漢是有名的學生運動領袖，參加了“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學生愛國行動。在北大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
主要貢獻
“五四”運動之後，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勤工儉學運動，學生運動領袖及積極分子為尋求新的出路，都積極投入出國勤工儉學潮流。1920年底，青年團員羅漢由北京赴法國勤工儉學，與周恩來、李立三(李隆郅)、無名(陳公培)、王若飛、周竹安等留法學生相識，並結下深厚的友誼。羅漢與陳公培等人在法國里昂附近的一家工廠做工，所學的是制陶、電木專業(以至日後成為一名電木工程師)，並參加留法學生的組織活動。羅漢在法國一邊做工、一邊學習，並積極參加“勤工儉學會”的活動，增強了留法勤工儉學生的團結和與當局的鬥爭意志。1921年10月，羅漢、李立三、陳公培、蔡和森參加組織勤工儉學學生進占里昂中法大學的鬥爭，遭到中國駐法公使館和法國當局的干涉鎮壓，被武裝“押送回國"。 11月20日船到達香港時，羅漢、李立三、陳公培、賀果(賀培真)、蔡和森、張昆弟、周欽岳、羅學瓚等22人，爭得海員的幫助，離船登岸，欲在廣州與中共中央書記陳獨秀取得聯繫。
1922年1月，羅漢、魯易、徐天成在瓊州成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稱社會主義青年團瓊崖分團)，羅漢擔任書記。在瓊州，羅漢經魯易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並參與創辦嘉積農工職業學校(後改稱仲愷農工職業學校)，擔任該校校長，培養了大批革命骨幹。1924年，羅漢同魯易一道赴廣州，在中共兩廣區委工作，與周恩來、陳延年一道共事。受中共中央派遣，羅漢、魯易、周恩來到黃埔軍校，魯易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羅漢擔任政治教官。 魯易、周逸群在黃埔軍校介紹李俠公加入中國共產黨。
黃埔軍校黨軍開展了東征軍事行動，共產黨員衝鋒在前，表現突出，在革命軍人樹立了崇高威信。國民革命軍編組成立，羅漢、魯易等一大批共產黨員分別派遣到革命軍中擔任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羅漢擔任第4軍政治部主任、黨代表，卓有成效地開展政治工作，成為北伐先鋒。 1926年，羅漢隨軍過瓊討伐反動軍閥鄧本殷，推翻了鄧本殷在海南島的統治，取得了南討勝利，遂留瓊開展建黨工作，擔任國民黨瓊崖特別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漢留瓊工作，由共產黨員廖乾吾繼任第4軍黨代表。同年2月，中共瓊崖特別支部成立後，羅漢任支部書記。 羅漢在擔任黃埔軍校教官、第4軍黨代表期間，與葉劍英、林伯渠、葉挺等同志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二
“四·一二"政變後，國共兩黨關係破裂，在國民革命軍中擔任職務的著名共產黨人分別退出軍隊。曾擔任第1軍第3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秘書的魯易，第1軍第1師政治部主任、中共兩廣區委軍委技術書記的李俠公和羅漢一道，受中共中央派遣於1927年底赴蘇聯學習，就讀於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
留蘇期間，中國學生捲入了托洛茨基派與史達林派的鬥爭漩渦，托洛茨基派受到了嚴重的打擊，中大校長拉狄克被免職，米夫上台，與中國學生王明配合，在留學生中共黨員中進行“清黨”， 並製造“浙江同鄉會”等冤案，留蘇學生人人自危。王明在蘇聯依仗米夫勢力，形成宗派團體，打擊、排擠不同意見的留蘇學生。魯易、李俠公(俄文名“莫洛索夫”)受到王明一夥的排擠被送到列寧格勒軍事學院，羅漢繼續留在東大學習。1928年秋，羅漢離蘇回國，到上海中共中央等待分配工作。爾後，羅漢被派往北京，參與北方黨的組織活動。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受到共產國際的指責，幾乎承擔了全部責任，充當了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結果的“替罪羊”，“八七會議”後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崗位上撤了下來，羅漢及陳獨秀的外甥吳季嚴由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歸來，詳細介紹蘇聯黨內鬥爭情況，化解縈繞於陳獨秀腦中的種種謎團。
1930年春，羅漢在北京同劉仁靜、宋逢春、王文元(王凡西)、濮德治(濮清泉)等留蘇學生組織了“十月社”，編輯《十月》刊物，宣傳托洛茨基的理論和觀點，他們與中國共產黨脫離了組織關係。1931年5月，中國“托派"統一大會在上海召開，成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羅漢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而陳獨秀為書記處書記。王凡西在《雙山回憶錄》中說“新的中央常委會分配了職務：陳獨秀總書記，鄭超麟宣傳，陳亦謀組織，羅漢擔任秘書，我負責黨報。在第一次中全會上，由羅漢草成了一個致托洛茨基的電報，喜氣洋洋地告訴他：他的中國同志，正完成了一個有意義的開端，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旗幟不久將飄揚在全中國”。自此，羅漢成為陳獨秀“托派”重要骨幹。托派中央組織被國民黨當局破獲，陳獨秀、彭述之在上海被捕，羅漢因匿居蘇州而幸免於難。
二次國共合作初期，羅漢在宜興陶器學校當教員，中共在南京設立了辦事處，羅漢在北伐時期的老朋友葉劍英擔任辦事處主任。為了營救尚未被國民黨釋放的“托派”骨幹王文元，羅漢由宜興趕到南京，找到葉劍英幫忙。葉劍英也爽快答應了羅漢的要求，二人坐汽車找遍了南京半公開的特務機關，一連找了兩天，都沒有找到王文元的下落。此時身為中共要員的葉劍英，對羅漢以老朋友相待，並偕同著去營救“托派”成員，說明中共黨員對於托派關係，並非一貫敵對，亦非一致敵對。
陳獨秀出獄後，在南京的短暫逗留期間，通過羅漢聯繫，曾與葉劍英、博古作過交談，他們爭取陳獨秀回黨工作。蔣介石也抓緊對陳獨秀的拉攏，曾許以“勞動部長”職務，遭到陳獨秀的拒絕。此時，陳獨秀、羅漢師生早已脫離托派組織關係。
在陳獨秀的默許下，羅漢同李俠公於1937年8月底從南京傅厚崗八路軍駐京辦事處葉劍英、李克農手中領取了路費及到延安的介紹信。9月2日，羅、李二人到達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受到林伯渠的熱情接待。羅漢、李俠公向林伯渠提出去延安恢復組織關係並安排工作的要求，林向延安拍發了電報，毛澤東、張聞天復電同意羅漢、李俠公來延安一談，因大雨路阻未能成行。1937年9月10日，洛甫(張聞天)、毛澤東聯名致電林伯渠，電文為：“伯渠：請轉告羅漢我們對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則：(甲)我們不拒絕同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乙)在陳獨秀等托派分子能夠實現下列三個條件時，我們願與之聯合抗日：(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丙)、至於其他關係，則在上述三條件實現之後，可以再行考慮。洛、毛，九月十日"。羅漢接到林伯渠轉來毛澤東、張聞天9月10日回電，心情沉重地對林伯渠說：“陳獨秀的脾氣和為人我是深知的，叫他悔過相當困難”。
三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從蘇聯莫斯科飛到延安，得知中共中央與羅漢聯繫陳獨秀“托派”合作事宜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聲色俱厲的威脅說：“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下屬的反共特務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康生在《解放》周刊上發表《剷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敵托洛茨基匪徒》一文，炮製了“陳獨秀漢奸”輿論。 王明、康生此舉的目的是借史達林的這把刀，欲置陳獨秀、羅漢於死地而後快，讓他們在國人面前永世不得翻身，更大的殺機是借陳獨秀這顆“石子”打擊毛澤東、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企圖再次篡取中共大權，達到“一石二鳥”之效。緊接著就是陳獨秀與中共的一場大論戰、大決裂，陳獨秀致《新華日報》的公開信發表後，《新華日報》於1938年3月20日又發表《關於陳獨秀來信》的短評，隨即又發表《葉劍英、博右、董必武給<新華日報>的信》。1938年4月24日、25日，羅漢在《漢口正報》發表了《致周恩來等的一信公開信》，敘述1937年8月至10月與葉劍英等“很融洽”的接洽情況，駁斥了王明、康生對陳獨秀、羅漢的誣陷。這時，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摻和進來，對中共發起圍攻，事態日趨擴大與嚴重。周恩來、徐特立為捍衛中共的利益，通過各方人士勸陳獨秀“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設法平息了這場風波。
在這場“漢奸”風波中，羅漢與陳獨秀還發生過衝突，羅漢受到陳獨秀的責難，也受到“托派”組織的圍攻。1937年11月21日，陳獨秀在《給陳其昌等的信》中說：“羅漢為人固然有點糊塗，你們對他大肆攻擊，便比他更糊塗萬倍。‘合作’自然是胡說，羅兄向我出未言及此，你們又何必神經過敏呢?至於互相造謠臭罵，自然都是混蛋，都為教派所限，不曾看見共同的敵人。…‘關於老彭和長子，即使意見相同，我也誓不與之共事，況且根本意見相差很遠。”至此，陳獨秀、羅漢被中共拒之門外，也不為托派所容。
1934年左右，羅漢回到上海，在一家私人工廠當工程師，他在上海與從事護士工作的方誌強女士結婚。方誌強，湖南寧鄉人，早年就讀於長沙湘雅醫學院護士班。在湘雅醫學院，方誌強與周竹安的妹妹周酉均是同學，經周竹安兄妹介紹與羅漢結為夫妻。婚後生育兩男一女：長女在襁褓中夭折；長子曉鈴，1935年8月31日在上海仁濟醫院降生； 次子小琅，不到一歲夭折。陳獨秀“漢奸”風波之後，羅漢及家人由武漢轉移到重慶，並照顧著陳獨秀晚年的生活。為了生計，羅漢以電木工程師的身份，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少將技術委員，從事技術工作。而羅漢的夫人方誌強經國民黨禁菸委員會主任李仲公介紹在禁菸委員會當護士。
1939年5月3日上午，羅漢在家吃過飯後，說是要幫一位朋友買船票而離去，重慶遭受日軍飛機大轟炸，羅漢自此失蹤。國民政府還給羅漢家人頒發《撫恤令》，按少將陣亡待遇發放撫恤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