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戰爭責任》一書中，纐纈厚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將“昭和”初期二十年（1926—1945年）和“平成”二十年（1989—2008年）的典型案例進行比較分析，總結得出兩個不同時代的相似之處：
首先，這兩個二十年時期中的日本年輕人有著相似的“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昭和”初期的年輕人認為日本是獨立於亞洲而存在的；而現在日本經歷了經濟高速增長，然後泡沫破裂、經濟下滑的轉折後，年輕人中也出現了“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傾向。
其次，日本在“昭和”初期與德國、義大利結盟，現在和美國結成美日同盟，始終沒有把與亞洲國家的關係擺到主要位置。尤其是和美國的同盟關係造成了在政治上極度依賴美國，但在經濟上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關係密切，使得日本自身處在一個不平衡的狀態。
再次，“昭和”初期，日本政黨力量薄弱，沒能夠獲得百姓的支持；而“平成”時代的日本政壇兩大政黨同樣吸引不了日本民眾的關注。
纐纈厚反覆強調維護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不變的重要性。他認為，《和平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戰爭力量及交戰權的否認”，顯示出日本政府不再與中國等亞洲國家發動戰爭的決心，一旦被修改，日本就獲得了發動戰爭的權利。“戰爭責任是超越國境和時效的，這意味著只有向所有的受害國道歉，並且不限定時間的終止點，這才算是日本真正地承擔了戰爭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