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繡像小說》發表的作品,以章回小說為主,“多半是描寫時事,譏諷朝政,激勵革新的血氣文章”(畢樹棠《繡像小說》)。如憂患餘生的《鄰女語》,杞憂子的《苦學生》,壯者的《掃迷帚》等。長篇小說則有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活地獄》和洪都百鍊生著《老殘遊記》。翻譯方面則有奚若(原名奚伯綬,1904--10年在商務編譯所任職)的《天方夜談》。此書後來受到在商務編譯所編《小說月報》的作家葉紹均(聖陶)的重視。葉先生說:“這個譯本運用古文,非常純熟而不流入迂腐;氣運淵雅,造句時有新鑄而不覺生硬,只見爽利;我們認為(是)一種很好的翻譯小說。”及吳濤從日文轉譯的小說《賣國奴》(【德】蘇德蒙著)、【美】威士原著的《回頭看》(編譯所譯)《夢遊二十一世紀》(【荷蘭】達愛斯克洛提斯著楊德森譯)等。奚若和吳濤都是商務編譯所的編輯,也是協助李伯元編《繡像小說》的。包天笑說過:“李伯元與商務印書館合作辦《繡像小說》時,還在商務未設編輯所以前,大概李伯元擔任編輯,而商務擔任印刷與發行。”這是包先生記錯了。事實上,商務編譯所成立於1902年,而《繡像小說》編印於1903年。當時,商務有幾位編輯對出版小說是感興趣的。如夏曾佑在天津辦《國聞報》時,就發表過《國聞報館附印說部緣起》,他也曾在《繡像小說》寫過《小說原理》(署名:別士,是他的筆名)的文章。翻譯家奚若1904年10月前後,就和老編輯蔣維喬在編譯所是同事,翻譯家吳濤在此前後也在編譯所出過翻譯小說,說明他們都在編譯所工作過。李伯元不懂外文,他主要審閱創作小說,翻譯小說部分則由商務編譯所的翻譯家協助編選。
文學史家阿英在評價《繡像小說》時指出,《繡像小說》是“較之《新小說》更為通俗化的讀物,目的在喚醒人民改革鄙俗,刷新政治,富強國家。”“創作部分,從各個方面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社會,揭露了政治的黑暗,帝國主義的迫害,半殖民地的形形色色,以至破除迷信,反對纏足,灌輸科學知識等等。這些小說,不僅出自名手,影響也極廣大。翻譯小說方面,種類也很多,介紹了好幾部名著,只是更多的屬於一般作品。”因此評論家畢樹棠認為,“若採集中國最初提倡新小說的史料,《繡像小說》可謂最重要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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