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留下的女人們(節選).龐然高俊的香樟樹,是紅都瑞金的象徵。那一列列裸露的粗根,如同一脈脈堅硬粗礪的岩石,張力很大的枝幹,托著連綿的墨綠色弘雲。
墨綠色弘雲下,掩映著一座謝家宗祠,p這是紅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每日,出入其間的除了領袖與軍人,還有幾位醒目的女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周月林。周月林,中央蘇區顯赫一時的人物,亦是中國婦女運動史上最有爭議者。1931年,周月林從蘇聯回國,來到中央蘇區,不久,即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主任、蘇區中共中央局婦女部部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二蘇大”期間,周月林任主席團成員,是主席團中唯一的女性。在蘇區中共史上,她是首任婦女部長,在紅光燁燁的中央蘇區,一度時間,她是婦女中職務最高者,一顆絢麗璀璨的女星。
紅軍長征,瑞金成為棄都,香樟樹下恢復了以往的靜謐,那些叱吒風雲的領袖,各奔西東,風流雲散。周月林於轉移中與
紅軍留下的女人們瞿秋白一道被捕,白軍對她嚴厲制裁,紅軍則懷疑其為“叛徒”。頃刻,這顆美麗的女星,隨著天空一道耀眼的弧光化為流星,如泥牛入海,銷聲匿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年過七旬的周月林,大起大落,歷盡滄桑,終於得以平反,重新浮出水面。
二
褪去輝煌,除卻污陷,塵埃落定。揮之不去,除之不掉,這是周月林遭受的痛苦和磨難。
周月林又名周秀英
,1906年12月27日,出生於上海一個貧困的漁民家裡。4年後,母親生了一個弟弟。為減輕負擔,她被送到鄉下外婆家寄養。9歲,父親將她接回上海,送入一家紗廠做揀紗工,在苦難中覓食,養活自已。17歲時,她進了日本人開辦的楊樹浦大康紗廠做工。1924年,在地下黨創辦的工人夜校——工友俱樂部開始接受革命理論。在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中,大康紗廠的工人積極回響,堅持罷工77天。她鼓動女工姐妹們參加大罷工,帶頭走上街頭示威遊行。在這次大罷工運動中,她由夜校教師張琴秋介紹入黨,轉而秘密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如火如荼的革命,不斷激勵、陶冶著周月林,也催生了她的愛情。在艱險的鬥爭中,周月林和“五卅”運動領導人之一,與自己同齡的張佐臣相愛,結為夫妻。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那時,她在上海市總工會做保密工作。危急之中,黨組織讓她迅速轉移,1926年秋,年方20歲的周月林秘密進入蘇聯海參崴黨校深造。
不久,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名鼎鼎的工人領袖張佐臣,首當其衝,不幸被捕,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21歲。
海參崴,地處中蘇邊界。是蘇聯向中國輸出革命的橋頭堡。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在海參崴黨校,第三共產國際專門設立了一個中國班。
北風凜冽,西伯利亞的寒流刺骨,一般的南方人很難適應環境。身處異國,舉目無親的周月林,進入黨校不久,認識了中國黨支部書記、政治老師梁柏台。得到了他的關心照顧,孤獨與寒冷中,她迎來了情竇萌開的花季,與梁柏台一見鍾情,經組織批准,不久便結了婚。婚姻,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一年後,學業結束,周月林隨梁柏台調往伯力省。周月林擔任了華工俱樂部主任。梁柏台則專門進行紅色法律研究,從事司法工作,還在伯力省法院擔任過審判員。
即使是天涯海角,總有一根掙不斷的紅絲線,牽繫著赤子心。國內工農革命的訊息,傳到蘇聯。周月林與梁柏台,經常談到報效祖國的願望。設計未來,兩人希望儘早歸國,也就愈加珍惜在蘇聯的機會,抓緊學習。她希望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
那時,蘇聯正經歷著大饑荒,沒有批准,任何人不得前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則專門下了一個命令:未得中央的許可,黨員不得自由到莫斯科去。為此,梁柏台多次寫信,給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共產國際委員會委員及主席團成員瞿秋白,瞿秋白則轉告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給予辦理手續,但通知遲遲未予下達。
為儘快提高自己的素質,周月林自費專程跑到莫斯科,找到第三共產國際東方部。“第三共產國際”是國際共產主義的領導機構,其中有各國共產黨派駐代表。中國代表團的主要負責人是瞿秋白、鄧中夏。當時,機關保衛工作較嚴格,一般人不讓隨便進出。而她身上正好帶有中國共產黨黨證。有黨證就可以直接進去,周月林見到鄧中夏,直截了當,提出繼續學習深造的願望。鄧中夏也很乾脆,當時就答應了她的要求。
其時,鄧中夏的妻子也正在那裡學習,就批准她進入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者大學,又叫做東方大學。
東方大學除普通班外,還設有兩個特別班:一個特別班又叫預備班,接納那些文化程度較低的同志,周月林就進了這個班,鄧中夏的妻子也在這個班。另一個特別班,都是些文化程度較高的人,但年紀較大,其中有後來在“紅都”稱為“四老”中的三個“老”,即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等,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文化高,也在這個班。瞿秋白也曾在這裡講課,由此,她認識了瞿秋白。
中國班裡,“中國革命”始終是熱門話題。
國內紅軍發展到十多萬,紅色割據擴大為15塊區域,以及國內正在緊張籌備、召開“一蘇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種種信息,時時激勵著同學們,他們紛紛要求回國。在大趨勢面前,第三國際東方部,也只得支持同學們回國。那一陣子,國內打仗,軍事院校的學生們都已回去了,政治方面的人才,中山大學出來的同學也回去了。可是,因為來去的都是學校里的學生,國內召開蘇維埃代表大會,要成婦女們都發動起來了,周月林抓的工作重點就是擴紅。在紅區內,普遍成立了擴紅隊、慰勞隊、洗衣隊,在婦女中掀起送郎、送子當紅軍的熱潮。把婦女工作的重點,與擴大一百萬紅軍工作連結,與整個蘇維埃政權連在一塊。
宣傳男女婚姻自由,有些婦女很高興,錯誤地認為:自由,就是可以由著自己性子隨便亂來。於是,一些地方出現了亂來的事情。有的女子,今天跟這個好,明天又跟那個好,朝三暮四。也有的人,本來就反對婦女平等、婦女解放,乘機亂說:這就是共產共妻。從而造成不良影響,許多人對婦女工作有看法。
中央召集各縣負責人會議,有些人便提出要周月林去講話。
周月林不明就裡,按慣例行事,有請就去,開口就講。不料,講完了,掌聲稀疏,基層的人就輪番提問:“婚姻自由,是不是婚姻隨便,為什麼有的女子亂搞?”“男女平等,男的不可以打女的,那女人惹事生非,不就上天啦!”
男人們七嘴八舌,提了一籮筐意見,要周月林回答。她仔細聽完,耐心解答:
“貫徹婚姻條例,提倡婚姻自由,實行男女平等,並沒有說可以亂搞。但是,大家說的情況也都是事實,一時間也不可避免。婦女們經受幾千年的封建壓迫,一下子解放了,就像籠子裡的鳥,突然從籠中飛出來,東南西北,不知該怎么飛。這就需要我們多做宣傳、教育工作,婦女工作不光是婦女的事,要大家一起做,各級蘇維埃政府來做,特別是在坐的各位領導一起來做。”說到這一層,她就展開來談工作:“在坐的都是各縣領導,有的人很忙,要求你們天天做婦女工作也不現實,但是,你們誰家沒有母親、妻子、嫂子、姐妹呢?你們就先協助我,做好自己家裡的工作吧……”
“婦女工作,實際上也是各縣蘇維埃政府的事情,是在坐者各自自己的工作。”這一說,會場上沒人吭聲了,都知道這個
紅軍留下的女人們婦女部長厲害。在瑞金,人們經常能看到,剪一頭短髮,著一身戎裝的周月林,騎一匹棗紅馬,忙忙碌碌,奔波不停。
“一蘇大會”後,瑞金一下冒出來十幾個部長。這些部長們官不小,卻從來沒有搞過政府工作,碰到問題就來找梁柏台,梁柏台就成了各部的顧問。來找得最多的是何叔衡,他過去一直做黨務工作,一下子當了中華蘇維埃最高法庭主席,幾乎每天都會碰到一些案子。判案子可不像別的事,大問題搞不好,就要了人家的命,小問題搞不好,也會激化矛盾,必須慎之又慎。
有許多人到最高法庭告狀,說劉X擺架子,官僚主義特別嚴重。劉X當時是中央政府辦公廳廳長,文化很高,辦事也有些驕傲,民眾反映大。項英、何叔衡就來找梁柏台商量,要想辦法,按照什麼法律處罰劉X。
梁柏台聽完了事實介紹,說:“官僚主義是不好,但大家還是同志嘛。反對官僚主義不宜使用法律,應該採取教育的辦法解決。”
“用什麼樣的教育辦法呢?”項英、何叔衡問。
梁柏台想了想說:“比如,可以用公審的辦法。”
“公審,怎么公審呀?”項英、何叔衡面面相覷。
蘇聯有許多“公審”的範例,梁柏台把程式介紹了一下。項英、何叔衡聞所未聞,一聽,覺得很有道理。項英連連點頭稱是,說:“那好,就讓何叔衡主席來公審他吧!”
“不行不行,”梁柏台又說:“審案子,重要的案子主席可以出場,不重要的,主席可不出場。這種公審,還不同於審案子,不用法庭出場,更不用主席出面,叫別的人去就可以。”
太嚴厲不行,不嚴肅也不行,那么叫誰去合適呢?!項英與何叔衡商量了許久,決定叫周月林擔任主審。為了表現民主,又叫鄧子恢擔任陪審。公審會場就設在最高法院門外,在大坪上搭了一個台子,把機關幹部、許多民眾召集到一塊,就面對面地數落劉X的缺點、錯誤。那形式,相當於如今的大會批評。這樣既教育了劉X本人,又教育了大家。
“公審”是個新鮮會。那天,大家都來看熱鬧,到會者很多。張聞天也來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時,張聞天講了話。他說:“今天的公審會開得不錯,主審人審得好。政府有這樣的女同志做婦女工作,中央還沒有,嗯,我們黨中央也應該有……”
不久,中共中央增設了一個婦女部,把周月林調去,擔任了婦女部長。梁柏台、周月林二人成為有名的“部長夫婦”。
1934年1月21日
,“二蘇大”在瑞金沙洲壩中央大禮堂召開。周月林和梁柏台雙雙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梁柏台還擔任了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秘書長和法令委員會主任,當選為中央政府的人民司法委員(即法務部長),而周月林的位置更為重要,她和毛澤東、項英、張國燾、朱德、張聞天、博古、周恩來、瞿秋白、劉少奇、陳雲、林伯渠等17人組成中央主席團,為執行委員會閉幕之後最高政權機關。她是主席團中唯一的女性。
此後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談話,讓她擔任了蘇區剛成立的國家醫院院長。
四
中央政府機關
設在“紅都”瑞金,因敵情變化,先後搬了幾次家,但各部委仍在一塊辦公。興國縣長岡鄉泗望村籍老紅軍戰士劉戀(原名劉在雄),現年90歲。1931年5月,他16歲時給項英當“公差兵”,1932年4月到福建汀州無線電學校學習,畢業後調到中央三局(通訊聯絡局)工作。後與項英一塊留下打游擊,抗日戰爭時期在新四軍軍部任電台隊隊長。劉戀與項英及其夫人張亮在一起工作,在長期接觸中,張亮在劉戀腦海中留有深刻印象。他介紹:張亮身材適中、略胖,與項英一塊去過蘇聯,有文化,操一口四川口音,不善言辭。她是1931年來到中央蘇區的。期間,張亮任紅軍總司令部的副指導員,康克清任指導員,總司令部下設六個局,指導員主要負責俱樂部工作,開展文化、體育活動,也做做戰士的思想工作。業餘時間,張亮經常彈風琴,那時,總司令部只有一架風琴,別處也沒有見過這種會唱歌的木箱,大家都覺得很奇異,很洋氣。人們對張亮也就投注以另一種眼光,因為她有幾個特點:張亮不僅會彈風琴還有一雙小腳,是那種纏過後中途放了腳的小腳,比標準的小腳大一些,當時叫“解放腳”;另外,張亮還會吸菸,女同志吸菸在當地人眼中也是個稀罕事,她吸的是那種銅製的水煙筒,用紙媒點燃,吸起來“呼嚕呼嚕”直響。張亮雖任副指導員,又是副主席項英的夫人,但生活仍十分艱苦,她吸菸連菸草也沒有,常常是撿些豆葉摻著煙骨子吸。
立蘇維埃政府,卻缺乏有搞過政府實際工作的人才。蘇維埃政府要制定憲法、婚姻法、土地法等等法律,尤其缺乏懂得紅色法律的人才。這往往要求國外的力量支持,要第三國際幫助。一幕幕生離死別,催人淚下,攪得周月林六神無主。去留不定,周月林心急如焚。好脾氣的梁柏台便勸她:“這種時候,領導更苦,算了,留下吧。”
紅軍主力一走,白色恐怖鋪天蓋地,全面籠罩中央蘇區,形勢惡化,比預想的還要更糟糕。
數十萬白軍大兵壓境,留守紅軍為完成掩護主力轉移的任務,沒有及時改變鬥爭方式,反而與敵死打硬拼,敗得一塌糊塗,部隊損失異常嚴重。10月下旬,中央分局與政府辦事處,不得不由瑞金梅坑遷至於都寬田、龍泉一帶,12月又遷至於都縣小密區井塘村。僅隔四個月之久,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贛南省委機關及部隊,統統圍困在於都南部狹小地帶,境地非常危險,有如瓮中之鱉。
中央分局組織多次突圍,大部分被打垮。這時,人們只能隱蔽在山林里。中央政府辦事處形同虛設,政府中的非戰鬥人員,不但無法開展工作。
這時,中央分局決定撤銷中央後方辦事處,又臨時決定,讓4位老弱病孕者離開,從香港轉往上海治病及從事地下工作。這4個人為:瞿秋白(36歲,已因肺病吐血15年)、何叔衡(61歲)、張亮(孕婦、項英的妻子)、周月林。同時決定,鄧子恢跟他們同路出發,插到福建省的龍巖、永定一帶打游擊。項英對與張亮的分別,心情是很沉重的:讓張亮留下吧,險惡的環境不允許,還有以後分娩怎么辦?思前想後,意志堅強的項英決定,讓張亮隨瞿秋白一行先去福建,然後赴上海。但他萬沒有想到,這一別,相見竟是敵我了。
1935年2月4日,是乙亥年大年初一。北風呼嘯,寒冷刺骨,項英等人鐵青著臉,張望四周鐵桶般的大山,苦苦等待上級回電。這日,他再次致電中央,報告了白軍加緊構造沿河封鎖線,企圖將中央蘇區的紅軍,鎖定在西江、寬田、黃龍一帶,中央蘇區到了最緊急關頭。在報告敵情後,寫道:“目前行動方針必須確定,是堅持現地,還是轉移方向,分散游擊及整個部署如何,均應早定,以便準備。”他還根據當時形勢緊急的情況,以急迫的心情,在電報上寫道:“請中央軍委立即討論,並盼於即日答覆。”可是,日落西山,四野烏黑,不知什麼原因,中央仍沒有回電。
“吃飯吧,老項。你不來,謝大嫂一家都在等著。事情再急,飯還是要吃!”張亮柔和地招呼。火燒眉毛,她倒不急不憂,跟項英結婚這么多年,什麼時候不緊張,不危險!還不都過來了?天塌下來有男人頂著,女人嘛,不要閒操心,瞎操心。
望望天色將晚,項英嘆了口氣,走向飯桌。桌上擺著一大缽子黃元米果,金黃色中夾雜著蔥綠的蒜葉,香氣撲鼻。項英這才覺得肚子餓了,揮揮手:“來來來,大家一起坐下,過年!”
黃元米果是贛南客家食品,為了這餐年飯,房東謝招娣忙了兩天。張亮跟上跟下幫忙,雖說幫不上什麼忙,挺著個大肚子也很辛苦。她把米果一塊一塊往項英碗里夾,覺得也自有一分心意在其中。吃完飯,房東又端上一大皮缽擂茶,給項英、張亮每人滿滿斟上一碗,還格外加了一把芝麻。他們聊著天一直到深夜,為了感謝房東的情誼,張亮揀了幾件自己的衣服,以及被面、蚊帳送給了謝招娣。
翌日,項英以中央分局名義,再次向黨中央報告了分兵突圍的兩個意見:
(1)為保持有生力量,留少數部隊及人員繼續在中區活動,大部集中過信東河,但目前情況能否過去,尚成問題。
(2)部隊以團為單位分散,主要方向如湘贛邊、閩贛邊和廣東饒平及福建平和、漳浦一帶,分局率一部分部隊繼續在中央蘇區領導鬥爭。他們請黨中央立即復示,並告:“遲則情況太緊張,則愈難。”
項英等待中央的指示,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在屋裡屋外團團亂轉。下午,中央終於回電,要求立即改變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在中央蘇區及鄰近蘇區開展游擊戰爭,同時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
2月7日,瞿秋白組織中央工農劇社3個劇團,在中央分局駐地舉行會演。剛割完稻子(一季稻),觀眾們便站在梯田裡看戲。周月林在此與梁柏台度過最愉快的一日。
流著淚,張亮唉聲嘆息,在保姆幫助下收拾行李。物品堆在床上,不知如何揀拾,這些物品,都是清理幾遍捨不得丟棄的衣物。捨不得也要丟,她狠狠心,又把一些用品,連同貴重的毛衣也給了保姆。保姆是瑞金澤覃鄉人,得了那么多衣物,受寵若驚。她勸張亮不要走,實在不行,就住到澤覃鄉自己家去。她的邀請被婉言謝絕。
張亮懷孕,妊娠反應較大,在最需要丈夫卻不得不離別奔命。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人出發,由一個排的紅軍護送,離開了中央分局駐地——于都縣黃龍鄉井塘村。經瑞金武陽,往福建方向轉移。約一周后,抵達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湯屋。
福建省委的形勢也極險惡。在敵人的大肆圍剿下,福建省委已經撤到了四都山上。
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將瞿秋白一行老弱病孕者,安排在山上歇息數日。2月20日,瞿秋白一行化裝成香菇商客和眷屬,啟程上路。
再走,就進入白色恐怖區域,凶險叵測。為了保障中央一行人的安全,福建省委專門選調了二百餘人,組成護送隊沿途保護,向永定進發。2月的閩西,春寒料峭,夜裡行路相當艱苦。瞿秋白身體很弱,呼吸艱難,過去平路都是騎馬,現在在崎嶇山路上緊趕慢趕,一路咳嗽,有時實在喘不過氣來,就地倚坐路旁急咳一陣,咳出一口血來。說:“哎,我這倒霉的身子,越到要緊時越不爭氣。”何叔衡年紀很大,體力不支,平時爬山鍛練少,行動比較緩慢。張亮有點嬌氣,也有點驕氣,但更多的是實際困難。她是副主席的老婆,身懷重孕,時有很大的妊娠反應,跟著部隊急行軍,卻又是小腳,走路全靠腳後跟使勁,腳後跟早已打起血泡,腳一沾地便疼痛不已。她有潔癖,一路上,不但不能洗澡,有時洗臉都洗不了。手痛、腳痛、腰痛,加上肚子大尿頻,瑣事就很多,保姆不在,關鍵時刻沒人主動上前幫助,卻還得一個勁兒地趕路。她一會兒坐下捶腳,一會兒鑽入草叢屙尿,心情不好,火氣就大,說話行事有點張揚,本來夜間行軍不許出現火光,她偏鬧著要吃煙解乏,誰也拿她沒有辦法。
瞿秋白與一塊被捕的兩個女人,濕漉漉地渾身淌水,一瘸一拐,慢慢捱著。下午4點,三人被押到水口鎮,即行審訊。又冷又餓,他們半真半假地打著寒顫,裝作畏畏縮縮,開始了人生的低語。離開福建省委前,他們曾設計了萬一被捕的應對口供,此時,不幸用上,按計而言。
周月林初供名陳秀英,繼供名黃秀英,系紅軍護士。她在瑞金擔任“國家醫院”院長時曾學會了打針、換藥和接生。
張亮供名周蓮玉,系香菇客商的老婆,說是被紅軍“綁票勒贖者”。
瞿秋白供名林琪祥,36歲,江蘇人,肄業於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後在上海經營舊書店及古董生意。又入醫學校學醫半年。1932年因病遊歷福建漳州,適因紅軍打進漳州,將其俘虜送往瑞金,先後在紅軍總衛生部當過醫生、醫助、文書及文化教員。紅軍主力長征後,他被留在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醫務所做醫助。1935年1月攜款逃跑,被蘇區地方武裝發現,由保衛局人員看押,準備天明再走,不意被白軍所俘。
打仗,既可升官,亦是個發財獲色的機會。李玉對瞿秋白並不在乎,眼光卻滴溜溜地繞著周月林轉。周月林當年二十八歲,看上去也就二十二、三。李玉是個色中餓鬼,對其一眼相中,覺得她身材適中,性似溫柔,表像溫和。心裡不停地在打她的主意。
到了上杭,李玉也不將周月林關入監獄,卻擅自將其安排在營房裡住。兩天后,他見無甚大礙,進而向團長鍾紹葵要求:“我妻子即將生產,找不到接生婆,想讓被俘護士陳秀英到家中服侍,以便接生和伺候月子。”
鍾紹葵知道,李玉這次“剿匪”得了頭功,按慣例,也該他分些好處,得個女人並不為過,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周月林便去了李玉家中,當了“保姆”。
戰場上捕獲的女人,沒有什麼用,關押還要浪費飯錢,所以一般都是拿來賣錢。張亮是四川省羅山縣人,三十歲,小腳、
紅軍留下的女人們中等個,白嫩白嫩的皮膚,很富態。上杭縣城一家糖果店老闆,名叫林鴻昌(又名林晴光),沒有孩子,就來相人。一打聽,價格不貴,也將其保釋出去,講好生下的孩子歸他所有。
白軍把瞿秋白關在獄中,審不出什麼名堂,照例想要敲一批銀子。要他在當地或外地尋找鋪保,拿錢取保,瞿秋白立即寫信,托人轉給上海的魯迅、周建人、楊之華,要他們設法營救。魯迅、周建人、楊之華以及地下黨,通過各種辦法進行營救。魯迅拿出50塊銀元,楊之華將錢連同幾件衣物一併寄往福建,出面做鋪保的老闆也找到了……
時間一晃,一個月過去。周月林在李家混熟,從白軍勤雜人員處得知,那段時期正是剿“匪”高潮,地方上處處戒備森嚴,常有人被抓獲。她想局勢稍穩,瞅準機會逃走。不意,局勢急轉直下,留在蘇區的各路紅軍及地方蘇維埃武裝節節敗退,人員頻頻被捕,一連串的叛變事件相繼發生。
4月10日,在長汀、武平和會昌三縣交界的歸龍山下,紅軍與白軍第八師激烈交戰,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萬永誠不幸犧牲。萬永誠的妻子徐氏被捕,在審訊中白軍對徐氏格外重視。嚴刑拷打,徐氏起初尚能堅持,終究不敵酷刑笞杖,一頓打嚇,血肉橫飛,徐氏竹筒倒豆子,不但承認自己的身份,而且供認:中共中央總書記瞿秋白,及周月林、張亮等,均於一月前在濯田被俘。
這一情報非同小可,白軍立即進行情報檢索,緊急排查。與此同時,白軍一部,又俘獲長汀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該主席亦交待:瞿秋白等人,先已被俘。另有一些游擊隊員、蘇維埃工作人員,也從側面證實了以上情況。
根據以上兩個叛徒及被捕人員供詞,按所敘時日、形狀推斷,白軍基本確定:林琪祥、黃秀英、周蓮玉,三人即是瞿秋白、周月林、張亮。
為此,白軍還準備了“殺手鐧”——找來兩個被俘紅軍叛徒:一個叫楊岳彬,一個叫朱森。在瑞金中央工作期間,楊岳彬和朱森對周月林和張亮都很熟。經這兩個叛徒分別認證,她們的身份徹底暴露了。敵人對她們軟硬兼施,但都無法讓她們開口。
4月25日左右,保全第十四團,將瞿秋白押往長汀三十六師師部,將已保釋的張亮、周月林趕緊收羈,解送龍巖。
連日陰雨,天空忽然綻出幾縷陽光,一隊荷槍實彈的白軍隊伍,間夾著幾匹高頭大馬,兩乘小轎在小道上逶迤而行。多日來,鍾紹葵一直處在激動、欣喜之中。若林琪祥、黃秀英、周蓮玉三人果然是瞿秋白、周月林、張亮。豈不是天大的功勞!鍾紹葵為兩個女人征了轎子,一路上親自押送,故作體貼狀。其間,有幾分急不可捺,也有幾分好奇,總想先得到她們的口供。
翌日中午,一行人抵達豐年橋。午飯,上了不少好菜。鍾紹葵及副官張友民,喚周月林、張亮同桌吃飯。端茶倒水,“噓寒問暖”。
“周小姐,一路上辛苦了。”
房間的門窗全部關閉,屋裡流淌著一股暗盈的氣流。重新收羈,周月林知道事情暴露。鍾紹葵搭話,喊自己周小姐,是在試探自己,故不應。
鍾紹葵又轉向張亮,夾了一塊魚,遞去。
“張小姐,多吃點菜,不要急壞了身體。”
相對而言,張亮在政治上幼稚得多,被捕後,準備吃苦頭。從鍾團長勸菜的話中,知道大家的身份已經暴露。便說些無關緊要的話:“我懷孕腳痛,不能走,你們給我轎坐,我很感激。”
“是嘛,林琪祥就是瞿秋白,我們早就知道了。”鍾紹葵故弄玄虛,繼續套話說:“你們一共是五個人,還有其它什麼要報告嗎?”
周月林仍不吭聲。張亮亦無言。
雖沒有意料的收穫,鍾紹葵仍處於狂喜之中。鍾紹葵不但官癮重,而且是財迷心竅。自周月林、張亮的身份確定,他心裡早早地打著小九九,要藉此發一筆橫財。
1938年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
,項英來到延安期間,與從未謀面的兒女項蘇雲和兒子項學成團圓。這兩個孩子,均系張亮所生。1930年11月下旬,項英由中央機關的護送,從上海動身去福建,轉赴江西中央蘇區。
懷孕數月的張亮四個月後即1931年3月,在上海生下女兒,也去了中央蘇區。她把女兒托給了教育家陶行知在英租界辦的孤兒院——上海勞工幼稚園。為避嫌,陶先生為其取名張蘇雲。說她是在江蘇的天空中飄來飄去的一朵雲彩。後來,國民黨說孤兒院老收共產黨的孩子,強行把它關閉。陶行知又把蘇雲送到了他在淮安創辦的新安國小。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她1938年初被輾轉送來延安。與項英會面時,項蘇雲年方7歲,正在延安魯迅國小讀一年級。項學誠才3歲,他是1935年於福建龍巖獄中,由周月林幫助接生的。
項英同失散多年的一雙兒女見面,十分高興,慈心大發。把工作之餘的每一分鐘都給了孩子,盡享天倫之樂。給他們洗手洗腳,穿衣服,有工夫就陪著他們問長問短,呵護備至。僅僅12天時間,他把對孩子一生的父愛,都在那12天付給了。其間,國際友人馬海德恰巧來到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為項英和兩個孩子拍下了唯一的珍貴照片。後來,項蘇雲被送往蘇聯學習,1991年在中國科協退休。項學誠建國後曾在北海艦隊工作,於1974年去世。 在失望的盡頭,一股精神悄然復甦。與張亮走散的周月林,孑然一身又上路了,她去找黨,去找那么多領導、戰友和同事,她對黨多么的熟悉呀!從上海轉道武漢,來到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辦事處的人員陌生得很,要介紹信,她從監獄出來,哪裡有什麼介紹信。沒有介紹信找什麼組織?周月林停頓了數日,不被“組織”接受。
無奈之下只好前往上海,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娘家。誰知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淪為孤島,黨組織更難找到。為了生活,經人撮合,周月林和一個窮苦的船工結成了伴侶。從此,她顛沛流離,貧病交加,在苦難中煎熬。
落魄時刻,追思亡夫、莫斯科、上海、共產國際……亡者的世界,是生者世界的折射。那年她才31歲,丈夫沒有了,還有3個孩子在世。無邊的尋找,無邊的痛苦。在白色恐怖中,她的兒子小沙洲留在瑞金。那位婦乾為了保護小沙洲,丟下自己的家不管,背著小沙洲晝伏夜出,四處轉移,仍被“還鄉團”捕獲,押於大牢。在諸多折磨、虐待中,小沙洲孩子不幸生病夭折。
遙遠的莫斯科,猶如天空的星際,可望而不可及。我的“火星”、偉烈,你在哪裡!
望眼欲穿,總有訊息,卻總沒有確鑿的訊息。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學習的中國學生,逐漸長大,陸續回國。郭亮烈士的兒子郭志成回憶:“1940年至1941年,我們都一起學習、生活在國際兒童院。諾雲絲卡娃·伊斯克拉是在蘇聯衛國戰爭1941年至1945年期間離開國際兒童院的,但確切是在哪一年離開的,我們同學都不記得了,就連留在蘇聯工作的,與伊斯克拉較要好的同學王南·麗麗也不知道她的具體地址,也不通信。我們同學們都不知道她還有個弟弟……”
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回憶亦相似:“關於伊斯克拉的訊息,目前我也不知道,過去在蘇聯國際兒童院時認識她。從我回國後(1941年)就沒有聽到她的訊息,至於她的弟弟偉烈我記憶中沒有印象……”
思念與痛苦,是無邊無際的深淵。為什麼,所有的人都回來了,唯獨我的兒女沒回來,如泥牛入海,音訊杳然。周月林常常仰天長嘆:為什麼,為什麼,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新中國成立,周月林心中,亮起了一團火花:這下,兒女應該有訊息,自己也該有個著落了吧!從報紙上知道,許多往日的熟人,都相繼擔任了領導職務。她的入黨介紹人張琴秋,成為了中央人民政府中第一名女黨員副部長——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於是,周月林向張琴秋及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劉長勝……伸出了求援的手,請他們幫助,恢復組織關係。
老熟人的幫忙在緩緩進行,新一輪希望冉冉升起。卻是屋漏偏逢連陰雨,又一個晴天霹靂,她欲成為正常人,反而變為階下囚。
因為那段特殊經歷,又適逢一個特殊年代,她必定要變成特殊人。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逝世20周年,其遺骨安葬儀式在八寶山公墓隆重舉行。瞿秋白被俘犧牲的話題被重新提起。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要求緝拿出賣瞿秋白的元兇。可是元兇是誰呢?和瞿秋白一起被俘,為什麼周月林和張亮沒有被殺害?
正遇肅反運動,一個高潮緊接著一個高潮之時,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將周月林逮捕,28日將她押抵北京,關進了德勝門外的功德林監獄。
橫禍加身,噹啷入獄。她百口難辯,也無須辯,不容辯。那時,寧左勿右,懷疑,足可以治罪。因無任何證據,案情拖延10年。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以“出賣黨的領導人”的罪名判處周月林12年徒刑。周月林被送往京郊的一個勞改農場服刑。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女子監獄。
從此,以這一冤案為根據,一些書刊文字大肆描繪:在“瞿秋白”一案中,張亮屬於自首叛變,而周月林則可能附和了張亮的叛變,附和了叛變也就是叛變……隨即,連長眠九泉之下的瞿秋白本人,也長期被當作“叛徒”,在報刊上大批特批!成為中共史上10大冤案之一。
北京西郊八寶山革命公墓內瞿秋白的墓碑,是周恩來親筆題寫的。“文革”期間,徹底革命的紅衛兵們,上八寶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第二年五月,“文革”的批鬥風升級,時興把人“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於是,北京政法學院的紅衛兵再登八寶山,並向全國告示:他們“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寶山”。
有一天,李才蓮與池育華上山捉石蛙,看到了一場奇特的戰鬥。兩人沿著蛙鼓陣陣的小溪溯流而上,在一隻深潭旁見到十幾隻近斤重的大石蛙依水而歌。他們正要悄悄繞過去捕捉,只見“嗖”地一聲,一條眼鏡王蛇凌空而降,將一隻石蛙咬住。“哇哇,哇哇——”那隻石蛙悽慘地叫喊起來。蛙群一陣躁動,一隻石蛙猛然躍起撲上去抱住眼鏡蛇,又一隻石蛙撲上去抱住眼2鏡蛇,又一隻石蛙撲上去……受驚的眼鏡蛇用力扭動身子,與蛇蛙一塊滾落水中,沉沉浮浮,激起軒然大波。許久,奄奄一息的眼鏡蛇浮出水面,在岸上歇息許久才慢慢地爬走。受傷的石蛙則鑽進石隙養傷。
靜靜地看著這一幕自然界的生命大搏鬥,兩人都驚呆了。
生命是個人的,生命的潮漲、潮落卻不是個人所能把握。人世間的冷暖,山野里的生氣都可凝成雲生雲滅,都可化作徐徐來風與生命的氣息接續。
十幾天后,李才蓮又挺起了胸膛做人,二十天后,一米七零的李才蓮又高昂著頭顱出山了。一個“老革命”作為一個新革命者,他又重新參加了革命。
重病的痊癒,生命力的恢復為什麼會這么快速?說不清是什麼原因,但起碼有以下幾個原因:是池育華純真質樸的情愛喚回了李才蓮的生活熱情;是山旯旮的逼仄逼出了李才蓮的革命意志;是庸碌的目光和俗氣的譏諷激發了李才蓮的拼搏精神;是蛇蛙的搏鬥呼喚著李才蓮自身對傷害的癒合能力;更要緊的還是李才蓮自身對傷害的癒合能力。
復出的李才蓮更老練,更聰明,更成熟多了。
男人的征戰就是女人的煎熬。池育華面臨的又是一輪漫長的等待,而每一輪新的等待又有伴隨著新的冀盼。行前,池育華紅暈著臉,對李才蓮發出了曾千百次縈迴心底的疑問。
“你在外面給那么多人寫信,為什麼不寫信給我?”
“寫信給你,你又不認得字,兩公婆的事還要請別人念,多不好意思呀!”李才蓮說:“你要學習識字,要學習文化。” 他用柴火梗在地上一筆一划地寫下了“李才蓮、池育華”幾字。
池育華不吭聲,暈紅的臉羞得更紅更美了。是哩,兩公婆的事怎么好請別人念呢。難怪李才蓮經常叫自己要學習識字。
望著溫柔美麗的妻子,李才蓮按照農村發誓的習慣,站在門檻外對站在門檻內的池育華指天地發誓:“現在是戰爭年代,謠言特別多,如果有人說我死了,千萬不要相信。我算過命,算命先生說我命長,大富大貴。記住,等著我。20年30年,哪怕50年60年,革命成功我就一定會回來和你相聚。”
面對信誓旦旦的如意郎君,池育華覺得很有意思,半嗔半嬌地說:“你放心地去吧,我會等你。你20年30年不回來我就等50年60年,50年60年不回來我就等你100年。一定會在家裡等你回來團聚!”
三、
生活在領袖身邊,鍛冶於革命營壘
後龍山長長的崖坡,李溪長長的流水都映照著一個痴情的身影。常常的思念化為常常的動力,常常的動力就是常常的學習。山坡上、沙灘上、田野里處處都留下了池育華歪歪扭扭的筆跡“池育華李才蓮,池育華李才蓮”。
識3個字就認得自己的名字,識6個字就可以把丈夫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睡在一起,識幾十個字就認得全家人的名字,識幾百個字,就認得縣名區名村名和全村人的名字,識一千個字,就可以與丈夫寫信了……
“池育華李才蓮,池育華李才蓮。”學識字的池育華寫得最多的字就是“池育華李才蓮”6個字,她喜歡把這兩個人的名字睡在一起。無盡的思念呵,有時,池育華心裡也難免泛起一縷縷疑雲:李才蓮在外面會不會像我思念他一樣思念我呢,聽說,他在外面都說自己沒有結婚,沒有妻子,他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外面的女人洋氣不洋氣,李才蓮在外面會不會有外遇呢?這些懷疑都是一念之差,隨風飄散,她堅定地相信:自己這么思念著李才蓮,李才蓮怎么能不思念著自己呢。
郁鬱蓊蓊,一片碩大的古樟樹透著連綿不絕的綠,伸向遠山。這是寧都縣城郊,一個叫“七里”的村莊,1933年6月,池育華與人搭伴,步行三天,終於在這裡找到了中共江西省委,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如意郎君李才蓮。
“才蓮、才蓮——”池育華情不自禁,嗚咽著撲進了驚奇不已的丈夫懷裡。識字果然好,識字長了池育華眼界、智慧、勇氣和力量。池育華知道了丈夫革命的官名,叫做少共江西省委書記,丈夫革命的地方是江西省委所在地——寧都。她一點一點打聽清楚了寧都怎么走,有幾天路程要經過哪些地名。丈夫不回來,久久苦戀的池育華決定出門去尋找丈夫,現在識了字,什麼都擋不住她,就是缺路費。平常,自給自足的農村很難見錢的面,但這也難不倒她,通過布告,識了幾百字的池育華知道距離教富村十來里遠的地方,有一個紅軍豪興醫院,柴火挑到那裡去可以賣錢。
柴火可以賣錢,卻是最便宜的商品。2擔柴火才賣五分錢,40擔柴火賣一塊銀元。池育華用了半年時間,足足賣了120擔柴火才湊足3塊銀元。一擔柴火就是一、二個血泡,血泡潰爛,血水把刀柄都浸透了。她原本細嫩的手,一層血泡疊一層血泡,已經粗糙得如同柴皮。一路上,她忍飢挨餓卻捨不得動用那3塊銀元,捨不得吃帶給李才蓮的菜乾子、魚乾子。此刻,她布滿血茄的兩手把這些物品連同銀圓兩雙布鞋,一齊捧到丈夫手裡,作為見面禮要丈夫買點補品補養身體。
久別勝新婚。一年多未見,面對著興奮不已,激動異常的妻子,剛剛任命為中央蘇區兒童局書記的李才蓮,撫著她新泡迭舊痕的兩隻粗糙的手,卻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熱情。恰恰相反,他輕輕地推開了渾身滾燙,熱淚盈眶的池育華,舉止冷淡得讓人生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