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墓主
title⒈死亡者年齡最小的僅14歲（2人），年齡最大的60歲。2、死亡者年齡：20歲以下的占35.2%（69人），21—30歲的33.7%（66人），31—40歲的20.9%（41人），41歲—50歲的7.7%（15人），50歲以上2.6%（5人）。
⒊死亡者職業：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學生34.8%（104人），職員4.7%（14人），軍人（軍事院校學生）2%（6人），幹部1%（3人），教師0.67%（2人）。
墓穴
位於重慶沙坪公園小溪亭閣不遠的“八一五”公墓，基本上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間被打死的中學紅衛兵和重慶廠礦企事業的工人造反派，年紀大的多在十幾歲或二三十歲，年齡小的僅十幾歲。公墓建在一片小樹林裡，這裡依山傍水，鳥鳴清幽，很早以前曾是一處解放軍烈士墓。“八一五派”所以選中這塊風水寶地，據稱還是請了風水先生的。首先，這裡位於沙坪公園的僻靜處，曾是解放前地下黨常接頭之處，有像征意義；第二，“反到底派”再強大不會攻到這裡來，沙坪公園幾乎是“八一五派”腹地的腹地。文革武鬥時期，以重慶大學為首的“八一五派”，占據了沙坪壩所有的地盤，該地區的“反到底派”都逃走了。
title據統計，該墓群共有113座墓塋，埋著1967年至1968年重慶武鬥[注1]期間，戰死或故亡的八一五派組織成員[注2]。造墓立碑時間最早的從1967年6月開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結束。
由於墓碑保存情況較差，當前僅能確認共113座墓塋，這裡給出的有關墓主人人員數據，系後來的統計折算結果。按中國傳統習慣，應一人一墓，合墓十分罕見。但此墓葬群中多人一個墓頭的情況十分常見。因此推算數據又和現存墓數相距較大，並考慮到環境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這裡的數據僅供參考。
簡介
title墓園的布局沒有統一規劃，按先來後到的不成文法隨意掩埋，有的位置的墳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則趨疏朗，沒有對稱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磚、三合土、水泥。單人獨墓的款式一般較簡單，沒有獨立的碑，刻石融在墓體中嵌於正前方，墓誌、墓表、墓銘三者合一。
內容
117號墓銘文字9 號墓摹仿人 民英雄紀念碑最為認真與酷似，墓基四周環繞著漂亮磨石欄桿。文的墓裙寬達十多米。碑身、碑頂一般飾有八一五派徽記（嵌著派別名號的火炬）。墓碑主體題字多為毛體狂草：“死難烈士萬歲”。點綴其間的有時代特徵鮮明的激烈口號：“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頭”；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澤東、魯迅詩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
碑文情況
105號墓碑文
title頗具代表性的105號墓碑文悼詞帶著那個時代特有的抒情語言，被用來寄託對死者的緬懷、稱讚之情，著眼點是以死者性命證明對立方的反動、不義和己方的政治合法性。“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余志強、唐曉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死難的戰友們，一想起你們，我們就渾身是膽，力量無窮，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親愛的戰友們，今天，我們已用戰鬥迎來了歡笑的紅雲。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殷紅的鮮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這火炬啊，我們緊緊握！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松翠柏，巍然屹立紅岩嶺上，歌樂山巔。揮淚繼承烈士志，誓將遺願化宏圖。成千成萬的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死難烈士永垂不朽！八一五革命派死難烈士永垂不朽！重慶革命造反戰校（原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 1967年6月”。
82號墓碑文
title碑文一般能提供死者生平較完整的資料，且間雜考績式政治評語。如82號墓：“江丕嘉同志簡歷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江丕嘉同志（男）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生於重慶小龍坎一九六六年十月加入中學生紅衛兵六七年三月加入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同年八月二十一日晨六點五十分為保衛中央赴渝調查組的安全英勇獻身年僅二十歲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終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勇敢戰鬥在鬥爭的最前列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灑盡了最後一滴血江丕嘉同志為革命而死死得其所重於泰山”。
碑文丟失，墓園所有碑文都遭到程度不同的風化、剝蝕：碑文姓名不全的有23名，姓名全無的24名。最嚴重的是71號墓，11位死者的姓名全被風化了，只有死者的歲數尚可辨認；此碑的死亡人數是根據歲數記載的占位推算出來的。85號墓則因有一整塊墓碑石塊被人撬走，故其中10名死者的姓名皆不可考。
保留過程
墓群地理位置
title42年前，山城重慶曾爆發過規模為中國同期之最的“文革”武鬥。死難者被分散掩埋於重慶市區約24處。隨著歲月流轉，這些墓地或被搬遷或被剷除，至今保存完好的僅一處，位於沙坪公園。
市級文物時間
2009年12月15日，此處墓園被重慶市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紅衛兵墓”作為特殊的歷史記載者，自身也經歷諸多波折，曾數次面臨被拆除危險。而當時日久遠，它記載歷史、供後人反思的作用得以體現。沙坪公園內的紅衛兵墓園，當前是中國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規模的“文革”墓群。它成為文物的過程中也曾有過爭議，但最終所有意見指向一個基點：它應當被保護下來。
不同聲音
鄭志勝的話
紅衛兵墓園的研究者、重慶出版社編輯陳曉文根據碑文資料考證，墓園中的逝者，工人約占到58.9%，紅衛兵約40%。年齡最小的14歲，最大的60歲，其中26歲以上者46.5%。墓園占地約3000平米，正門右側有“文革墓群”字樣。有數個墓碑，高出了石牆。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剝落或模糊。
專家認為，這個承載著歷史的墓園，因風吹雨打正在自然損毀，必須提到法律高度進行保護與搶救。
僅存的紅衛兵墓園67歲的鄭志勝說，他如今每次進墓園，都淚流滿面。
title1967年重慶武鬥期間，鄭志勝是重慶大學電機系畢業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務是處理屍體，同學送他綽號“屍長”。經他手的屍體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園埋葬的200多具。據鄭志勝介紹，墓園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開明紳士饒國模的私產。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逝世後，饒主動捐地作為墓園，時稱“八路軍公墓”。周恩來的父親、鄧穎超的母親曾埋於此處，上世紀50年代中期遷移。在重慶市沙坪公園西南角，石牆圍著一個特殊的墓園。它曾長久與世隔絕。
根據沙坪公園管理處的數據，墓園裡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約404人死於“文革”中的武鬥。
當地人稱它為“紅衛兵墓”，據稱， 這是一個全國僅有的保存完整的“文革”墓群。
納入保護單位
title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圍繞這個墓園的一直是去留的問題。“銷毀”還是保存，爭議一直持續到2009年底。2009年12月15日，紅衛兵墓被重慶市納入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墓園西高東低，布局雜亂，有一條通往深處的中央小道勉強做中軸，左右兩側的墓碑皆疏密無序。曾在武鬥中指揮掩埋屍體的鄭志勝老人回憶，“最初就是亂埋，各個單位就近找地方，先來先埋，先左後右，逐步往後移”。這裡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層掩埋，層與層之間用預製板分隔。墓園中碑型各異，有的碑頂嵌有派別名號的火炬。碑文有“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頭”等。
仇恨
重慶一名受過“文革”迫害的老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裡面所有墓碑都是‘文革’的恥辱柱，一看見它們，想起它們，我的心就會痛起來。”
重慶民間學者王康曾親眼目睹人們對紅衛兵墓的仇恨。上世紀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重慶一中某校長，親手把埋了幾十人的紅衛兵墓炸了。
面臨被剷除
墓板被撬走
圍繞紅衛兵墓的“拆除”聲一直存在，而到了房地產開發的年代，它又面臨了被地產商剷除的危險。根據陳曉文、李中華等研究者的調查，“文革”武鬥結束後，上世紀70年代，紅衛兵墓園曾一度損壞嚴重。
根據陳曉文《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的描述：“當時墓園僅靠一堵失修頹圮的土牆與相鄰的農村生產隊隔斷，附近農民逾牆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蓋豬圈。
不過石牆仍不能使該處墓地免遭破壞。鄭志勝回憶，1976年底，因武鬥中牽扯命案他正處於羈押狀態，他與幾名獄友外出運糧時，向看守請求到墓園看看。他們剛進門口，便看見一群農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著墓碑石回家。
意見分歧
而隨葬品中有鋼盔、槍械的傳聞，也讓盜墓者時常明目張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遺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園的特殊性，如何處置“文革”墓群，對當地官方來說一直是敏感問題。研究員李中華介紹，上世紀70年代，時任重慶市委書記魯大東曾向上級請示此處墓地作何處置，後來沒有下文。
沙坪公園管理處主任錢立全介紹，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幹部給四川省委寫信，要求拆除此處墓地。
此信被轉發回重慶市後，沙坪壩區政府及區委的部分幹部產生了激烈的意見衝突。一方贊成把墓地炸掉，以“清除‘文革’遺蹟與‘文革’記憶”，而一方，則以警示後人為名希望把它保留下來。
“三不”原則
據沙平壩區文保部門介紹，時任重慶市委書記廖博康到墓園走了一圈，並未直接表態。隨後，他批示了 “三不原則”：不拆除、不宣傳、不開放。
隨後，由民政局撥款修建了更高更結實的圍牆。後來，沙坪公園修建了一條從公園通往墓園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園的再一次拆除危機，則與房地產開發時代的到來密切相關。
據傳，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個建設項目，把墓園劃入了拆除範圍，但後來此規劃不了了之。
引發了文保關注
2005年，因開發地產要拆紅衛兵墓園的訊息廣為傳播，人們也從此知道了有這樣一個墓地圍繞墓園的“拆除”風波並未就此平息。
沙坪公園管理處主任錢立全介紹，到2005年，重慶再度傳出有房地產開發商要將紅衛兵墓園拆除，對這一地段進行商品房開發的訊息。此訊息一出，引發強烈關注。重慶眾多人士積極奔走，呼籲保護墓園。
而許多人通過網際網路了解到了重慶有一處紅衛兵墓園。“這個傳言剛出來時，我很高興，這是好事。”錢立全認為，正是這一訊息，使更多人關注了墓園，而這對墓地的保護是有好處的。
沙坪壩區原文物局書記吳波介紹，沙坪公園附近地理位置好，商業價值高，2005年前後商業開發正如火如荼。不過，當年開發商的意見一提出，即遭到眾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強烈反對。
他說，當年高校、民主黨派反對拆墓的聲音尤其強烈，他們希望此事得到慎重對待。不過，也有一些人認可拆除，認為剷除承載著痛苦記憶的物質，可消滅精神上的傷痕。
吳波回憶，此提議原本不在政府規劃中，最終也未被列入土地開發議事日程。
錢立全說，對於墓地的“威脅”除了商業開發之外，還有家屬提出要遷移屍骨。他回憶，2003年或2004年，有個家在貴陽的死者家屬提出，希望把死者的屍骨遷出，以便進入其家族墓地。錢立全說，那是個合葬墓，雖然公園方清楚死者埋在哪個角，但只要遷出一個，就會造成墓地的嚴重破壞。
於是，錢立全接連兩次給那家人寫信，希望從文物、從歷史的角度，不要遷移。“我還說，他在這裡有戰友陪著，不孤獨。”最終，家屬方放棄了。“假如他要遷，你有什麼辦法呢？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這個例子一開，其他家屬知道了要遷。又怎么辦？這墓地就完了。”錢立全介紹，正是接踵而來的“危機”，使沙坪壩文物保護部門及公園管理處產生了一些想法。他們認為，只有使紅衛兵墓園成為文物，才能從法律上避免類似情況一再發生。
艱難的證人調查
研究者李中華說，有的人不願提及往事，有的人已老去，甚至有的人約好了，等要見面時卻中風或去世。
還在2004年末的時候，沙坪壩區文物局聯合沙坪公園管理處，便開始了為紅衛兵墓園申報文物的前期準備工作。
吳波說，文物並非是一個東西擺在那裡，有一些年頭及與什麼事情有關，就能成為文物，它還需要見證者提供相關史料進行支撐。史料的蒐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園管理處的頭上。錢立全介紹，因管理處無資金、無政策支持，此項工作一直處於“半休眠”狀態。一直到2007年，轉機出現。
這年的4月4日，國務院下發了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此時有人建議，沙坪公園應抓住機會。
title之後，公園管理處聘請了李中華、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組成調查組，開始半公開地對墓園的史料及當年的經歷者、死者親朋等進行調查。三人調查小組從2007年9月開始運作。李中華介紹，此後連著兩個春節，他們都在墓園中度過。因為死者的家屬、同事、同學、朋友等，春節期間會到墓園弔唁。此外就是清明節時來人多。李中華等人的任務之一，就是與他們進行對話，蒐集原始資料，“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通常，對方都不願提往事，“不想談，不願談”，而一旦舊事重提，傷疤帶來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華他們，有人會罵人，“他們很大一股怨氣，40年來無處發泄”。
此外，時間太久遠了，很多人記憶模糊。李中華說，另一方面，當事人紛紛老去，有時約好了見面，要見面時卻發現人死了，或者中風了，這樣的情況發生過十幾次。還有一種情況，公園可以確定某人埋在墓園裡，但找不到一個人證。例如當時在此求學死亡的學生，而他的同學後來又都在四面八方。
為了讓家屬提供相應幫助，公園管理方想過很多辦法，李中華甚至以家屬的立場寫了很多文章，他們才慢慢吐露情況。“你僅僅說‘這是歷史，我們應當承擔責任，我們要保存歷史’，他們聽不進去。”
李中華介紹，工作組共走訪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最終，形成了30萬字的文本。當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沒有搜到。
錢立全說，工作組的目標是爭取把每個死者的生平都調查清楚。他認為當前資料蒐集已進入非常困難時期，並且越往後越困難，因為很多人都去世了。
論證會無異議
專家吳濤認為，紅衛兵墓園成文保單位，說明國人看待歷史的態度更加成熟和理性。
錢立全回憶，重慶市領導內部曾有不同意見，不過到了專家論證階段時，已毫無懸念。就紅衛兵墓園評文物的申請，重慶市文物局副總工程師吳濤等20名文史、黨史、建築史、規劃專家等，開了兩次討論會。
吳濤介紹，參與論證的專家是從國家文物局專家庫選出的，大多經歷過“文革”。第一次會是2009年八九月份，第二次會則在10月。兩次會上，他都提出：“我們要面向未來，不要忘記沉痛的歷史。”吳濤回憶，兩次論證會，無一專家有異議，都認為該申報文物。會上還有專家指出，這個承載著歷史的墓園，由於風吹雨打，正自然損毀，必須提到法律高度進行保護與搶救。
2009年12月15日，重慶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共193處，紅衛兵墓園名列其中。
據介紹，申報文物時，有關方面對墓園名稱作過斟酌，考慮過武鬥墓、文革墓等，民間研究者曾鍾還曾建議恢復原名“復元寺公墓”。最終，定名為紅衛兵墓園。
墓園成為文物後，錢立全認為公園管理處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建設性破壞”。
紅衛兵墓地在陽光雨露下已經很久，錢立全認為，操之過急反而容易損害文物。文物修整還需要請專家討論、規劃、出方案，園內當前暫時什麼都不動。
沙坪壩區文物局局長李波也表示，文物審批剛下來，暫時還沒有修復的時間表。
據悉，當前重慶紅衛兵墓園在做申報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前期準備工作。不過，吳濤接受採訪時說，當前申報時機還不成熟。
錢立全認為，紅衛兵墓園成為文物，體現了重慶市政府的開明。
吳濤認為，紅衛兵墓園成為文物保護單位，說明國人以史為鑑意識、在對歷史的認識上更加成熟，看待歷史更加理性。
文物申報
直到國家文物局長單霽翔提出，要對“文革”期間代表性建築物保護，墓園的申報才得以公開。沒有“合法地位”就沒有文保經費，沙坪壩區文物局吳波說，很長一段時間內，只能做到“保存”，離“保護”還有距離。
為防盜墓及遊人翻越鐵門進入墓園，沙坪公園管理處聘請了3名保全全天進行監控。
李中華回憶，他們剛開始調查墓園資料時，連沙坪公園內部員工都不理解：這一個墳墓有啥好搞的？而公園和區領導有壓力也不敢說，大家都悶著。
直到 2008年4月10日，國家文物局在無錫召開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論壇。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提出，應對“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時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築物、構築物採用正確的方法進行合理保護”。此後，重慶紅衛兵墓園的調查組，和申報文物，才處在了公開狀態。
錢立全回憶，沙坪壩區市人大、政協領導也敢說這個事了，區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視這個墓地，多次到現場查看，反覆組織專家論證。按照文物申請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園管理處向沙坪壩區申請成為區級文物，再由沙坪壩區文物局向重慶市文物局提交申請，方能成為市級文物。
李中華說，向沙坪壩區提交申請很順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報，很快獲得通過。之後，2009年年初，沙坪公園專門組織了人，重新整理資料遞交申請到重慶市。
歷史
20世紀60年代初期，墓園埋葬了幾名中印戰爭中犧牲的烈士。
“文革”期間，重慶武鬥慘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時間，重慶市武鬥見於官方記載的就有31次，動用槍、炮、坦克、炮船等軍械兵器計24次，645人死亡。沙坪公園內墓園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沙坪公園地處武鬥中“八一五派”控制範圍的核心地段，隱秘、幽靜，這是它成為紅衛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武鬥結束後，20世紀70年代，紅衛兵墓園曾一度損壞嚴重。1975年全面整頓時修葺公園，才砌整了與外界隔離封閉的院牆，墓園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護。
1985年，時任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批示了“三不原則”：不拆除、不宣傳、不開放。隨後，由民政局撥款修建了更高更結實的圍牆，沙坪公園修建了一條從公園通往墓園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2013年3月，媒體報導稱清明節將對市民開放。其管理方予以否認，稱墓園年久失修存安全隱患，清明期間不會開放。
建築風格
該墓地位於重慶市沙坪公園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緩坡的一塊墓地(緊鄰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高約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塊石疊砌而成的灰牆，把墓園大致圍成船形；墓園西高東低，形成幾級梯形台地；墓園占地約3000平方米左右(約合4.5畝)。墓群坐西朝東，寄寓著墓主永遠“心向紅太陽”的拳拳之意。
墓園內的墓碑高低錯落，最高的墓碑約有8米。1967年，剛安葬的時候，就是在土堆上插上寫著死者名字的木塊。直到1968年2月，陵園開始進行大整修：建造了墓碑，大多數墓碑仿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1969年1月，建造結束。墓碑高低有別，是因為經費、地形等原因造成。
墓園的布局沒有統一規劃，按先來後到的不成文法隨意分割，有的位置墳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則趨疏朗，沒有對稱性。
多數合葬墓主體設計摹仿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再略加變通改良：南北橫亘綿延的墓基適應著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其上聳立一座石碑。9號墓摹仿人民英雄紀念碑最為認真與酷似，墓基四周環繞著漂亮磨石欄桿。117號墓銘刻悼文的墓裙寬達十多米。碑身、碑頂一般飾有八一五派徽記。
最新訊息
記著從重慶市沙坪公園管理處獲悉，網傳“重慶‘文革’紅衛兵墓園今年清明節將開放”訊息不實。
禁止開放原因
該園存在多處安全隱患，目當前未對外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