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經典[後文革辭彙]

紅色經典,這本是一個後文革辭彙,卻蘊涵著與現實相連的文革記憶。最初(1980年代)被用來指稱文革中出現的樣板戲;後來(1990年代以後)被懷舊情緒驅使著的人們,泛化推廣到用它指稱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精神指導下創作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普通工農兵生活的典範性作品。不同時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稱呼,說明兩者在其基本理念、價值取向(社會理想、道德繼承)、創作範式、美學風格上存在某種內在同一性。

基本信息

由來

紅色之惑

20世紀末以來的文化藝術界,在文化市場掀起了“紅色經典”的浪潮,在不斷地湧現十分成功的影視書籍作品的同時,一些質疑“紅色經典”地位的質疑回聲不斷。“紅色經典”引起了娛樂界“亂花迷眼”的局面,實質反映出理論界厘定“經典”品格和“紅色經典”經典氣質的困惑。

為何經典

“紅色經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典,應該是自20世紀初開始的幾代人不斷地努力、奉獻、犧牲的結果。評定是不是經典作品是有一些大家共同認可的條件特徵的,諸如經典文本所應具有的超越時間性、內涵普適性、民族文化史詩性的等品性。就紅色經典而言它具有時空上的超越性,因為它不可避免的或深或淺的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痕;紅色經典的作品在認識結構、知識水平、世界觀、價值觀等形成了一定的系統,並且普遍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紅色經典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被人們所遺忘,也沒有因思想原則、輿論的變遷而過時;“紅色經典”以經典的方式觸及、思考和表達了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展示出鮮明的時代精神,同時又具有“超越而開放的人類文化品格”,滲透著人類、民族和個人生存與命運的深層關係,揭示了人類精神探索的偉大曆程,是推動人類走向文明的有力力量。任何一個文化都有其經典。經典的產生都要經過相當漫長的時間,通過歷史的積澱與考驗,大浪淘沙,千錘百鍊,真金閃爍,終成正果,堂皇步入經典之殿堂,被後代景仰、供奉,反覆誦詠,成為文化傳統中的瑰寶和精華、文明的象徵。

為何產生

紅色經典的產生是歷史的必要,在那個由傳統經典文化導致政局動盪的年代,紅色經典就是對傳統經典的批判和否定,但只是局部的否定,可以說紅色經典是基於傳統經典文化而超越於傳統經典文化。歷史的車輪在轉,一個時代更替又一個時代,前一個時代在傳統經典的掌控下走向了滅亡,而新的時代要靠新的經典來開啟,紅色經典就這樣應運而生。可以說紅色經典創造了一個時代的思想,沒有了封建思想的束縛;沒有了陳腐的世界觀、人生觀的禁錮;沒有了腐朽的三大主義的羈絆。剩下的是思想的解放、言論的自由和與這個時代的相契相和。

《毛澤東詩詞》,這是毛澤東同志一生戎馬的見證,也可以說這是整個紅色經典的演變。詩詞中包含了太多的紅色革命、紅色精神以及紅色經典中的世界觀、價值觀,是毛澤東思想的完全體現。像《沁園春·雪》中寫的那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雖然他們有無數的輝煌但終化作塵土、成為過去,而我們要向前看,實力在發展當下最重要,故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又像“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地主鞭”則反映了農民翻身做主不畏強暴鬥地主的豪邁激情。還有“恰同學少年 風華正茂 書生意氣 揮斥方遒 指點江山 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候 曾記否 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還有“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或許有人會覺得《毛澤東詩詞》的文學成就高於紅色經典的成分,它不像其他的所謂紅色經典的書籍《紅岩》、《林海雪原》一樣,能夠很好將紅色經典的部分表現出來。但我總覺得《毛澤東詩詞》確實跟隨著紅色經典成長的,從開始的革命思想的引入、思想解放的宣揚,到後來的革命的發展壯大、敵後根據地的形成。從紅軍長征的艱苦到土改時農民的歡心鼓舞。一本詩詞,一段歷史,一種精神,一個時代。

重生原因

紅色經典在毛澤東百年誕辰之後逐漸出現在文化舞台上,由此也帶來了很大商業契機,吸引了無數的關注與傳承,然而由於紅色經典作品德泛濫與商業化的加重確使紅色經典出現了後現代的文化色彩,不再具有以前那種純粹的精神色彩了。紅色經典中的那些平等觀念、道德思想主義、民族主義確在受著商人們的包裝和毀改,變得不倫不類。

如何傳承

經典不是真理,只能說它有某些優越性,不一定是完全沒有缺點錯誤的。就像傳統經典文化一樣,它的優越性絕對要高於紅色經典,因為它傳承了幾千年。但紅色經典有它的先進性,因為它是在與時俱進中產生的,但並不表明它是完全的正確,真理是要靠時間來檢驗的。正確的精華我們要保留,錯誤的糟粕我們要堅決剔除,來保證紅色經典的純粹性。

一代又一代過去了,紅色經典傳承的重任又落在了我們的肩上,不知道我們是否有能力喚起紅色經典時那激情燃燒的歲月,也不知道我們是否能保證嚴肅的歷史記憶和反思不完全演變成脫離現實的懷舊時尚。但我堅信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經典、這樣的一群人會創造別樣的輝煌。

著作簡介

屬於前者的有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主演劉慶棠)《白毛女》、現代京劇《紅燈記》(主演錢浩亮、劉長瑜)《智取威虎山》(主演童祥苓)、《沙家浜》《奇襲白虎團》《海港》。後加上《龍江頌》《杜鵑山》(主演楊春霞)《平原作戰》《磐石灣》、交響音樂《沙家浜》、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演奏殷承宗)、鋼琴協奏曲《黃河》(同前)。

屬於後者的有小說《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柳青)《山鄉巨變》(周立波)《青春之歌》《保衛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稱為“三紅一創,山青保林”)《上海的早晨》(創作於1950年代)《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9年以前),電影《中華兒女》《鐵道游擊隊》《烈火中永生》《紅色娘子軍》(導演謝晉)《英雄兒女》(創作於文革前)《閃閃的紅星》(文革中)《開國大典》《解放戰爭三部曲——大決戰、大轉折、大進軍》《周恩來》《焦裕祿》(文革後),歌曲《義勇軍進行曲》《東方紅》《保衛黃河》(1949年以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唱祖國》《唱支山歌給黨聽》(文革前)《黨啊,親愛的媽媽》《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國》《走進新時代》(文革後)。

由於文革十年反覆播放樣板戲,人們已經養成聽唱的下意識習慣,1976年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樣板戲的選段仍然被照常播放。曾陸續引起巴金等人的批評,遂漸次淡出。1980年代晚期開始有人(崔健)試圖以翻唱《南泥灣》等方式,對被認作神聖的紅色經典進行解構;後來這成了一種經常性的創作(對此當時的批判聲極其強烈浩大,其後漸次式微)。這種訴諸感性的顛覆方式(文學方面以王朔為代表)比理性批判的效力更大、更直接。1990年代以來,紅色經典在市場衝擊下感到惘然的人們和演藝界藉助市場運作手段經營兩股動力推動下,出現微弱復興跡象。從2002年到2004年的兩年間有近40部“紅色經典”電視劇列入規劃批准立項,共約850集。2003年初文學雜誌《江南》刊載取材自同名戲劇又加以改寫的小說《沙家浜》,引起了一場反對戲說、侮辱紅色經典的軒然大波。沙家浜鎮、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分別向《江南》雜誌社提交了抗議書。包括《蘆盪火種》的原作者文牧先生的夫人以及上海滬劇院的黨總支書記金女士在內的人士,均對所謂“戲說”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和譴責,文牧夫人則表示保留法律追訴權。

2004年中國國家廣電總局頒布了《關於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禁止戲說紅色經典。認定這些改編電視劇存在著“誤讀原著、誤導觀眾、誤解市場”的“低俗化”問題,改編者沒有理解乃至歪曲了原著的核心精神、表現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本質。片面追求收視率和娛樂性,在主要人物、英雄人物身上編織太多情感糾葛,刻意挖掘所謂“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謂“人性化”,肆意擴大原著容量,“稀釋”原著,影響了原著的完整性、嚴肅性和經典性。但也有批評說,“如果紅色經典真有什麼‘亮點’,它也來自國家意識形態的強力滲透和侵犯,來自民間意識在審美形態上依然被頑強地保持並制約所謂革命文藝路線的限制”。“應該讓歷史來檢驗,而不是急於禁止。”圍繞這一衝突,官方意識形態、商業運作和民間批評者間的糾纏、緊張,還看不到終止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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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用整段象牙中最貴的一段切割成郵票形狀,6乘以9毫米(全套1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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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兵張嘎》到《鐵道游擊隊》,從《永不消逝的電波》到《閃閃的紅星》,那些伴隨新中國一代又一代人成長的革命題材電影,如今成了“紅色經典”。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改編、翻拍“紅色經典”成為影視劇藝術生產領域的一股潮流。這一現象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轉型時期的中國多元話語意義相互影響的

結果。也有人認為改編“紅色經典”之所以成“風”,是因為改編者發現了“紅色經典”原本被掩蓋的商業價值。因為“紅色經典”都弘揚集體英雄主義,且本身是排斥商業話語的,而改編者的辯證法卻認為從集體英雄主義中,可以挖掘出個人英雄主義,從“高大全”式的人物中,可以挖掘英雄多重性格的一面;從不食人間煙火的英雄中,可以挖掘出七情六慾。所以改編“紅色經典”有賣點,有市場。

因此,“紅色經典”經過如此這般的改編,“誤讀原著、誤導觀眾、誤解市場”問題也隨之產生。一些“紅色經典”開始“變色”、“變味”:革命故事與英雄事跡被大眾消費文化的寫手所改寫,成為政治話語、革命話語與商業時尚話語的奇特結合物。在一部分人看來,“紅色經典”不過是包裝過的特種大眾消費文化快餐而已,從而極大地影響了原著的完整性、嚴肅性和經典性。如今,不少“紅色經典”改編之作不成功,除了受經濟利益的誘惑,創作者心態浮躁之外,受西方文藝思潮影響出現的文藝思想混亂也是一個重要原因。一些改編者想當然地認為“紅色經典”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因而“理直氣壯”地對作品進行所謂的“修正與補充”,而不惜與這些作品誕生時社會大多數人的審美願望唱反調。須知,這些紅色經典是一個時代人們的理想追求、青春願望,浸透了當時人們深厚的感情,要顛覆這些東西,自然與歷史真實和生活真實不符。有些翻拍作品,一味為了收視率等所謂市場需求,而對原著的故事情節、人物性格胡改亂編,想當然地杜撰所謂人性內容,隨意增添愛情“佐料”,淡化甚至消解原作的精神立場,以達到純粹消遣、娛樂,迎合市場的目的。如此這般翻拍的所謂“紅色經典”已經變色、變味,自然要受到社會輿論和廣大觀眾的抨擊。

毋庸置疑,站在今天的歷史角度,重新觀照過往的“經典”,不失為成功的藝術之路。這些年對“紅色經典”的改編,也不乏成功之作。這種改編不僅在內容上豐富了原作,還為傳統的階級敘事添加更多的人性敘事或文化敘事,通過敘事角度的改變,使原作的意義得到轉移和深化。比如根據同名長篇小說改編的電視連續劇《青春之歌》,根據同名電影改編的電視劇《冰山上的來客》等,都獲得了廣泛的好評。2000年根據蘇聯著名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同名長篇小說改編而成的電視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很好地融匯了建構式改編的各種要素,成為名著改編的佳作,既得到了來自各方很好的口碑,又贏得了好的收視率。

“紅色經典”是中國社會生活中一種獨特的文藝現象,它包含了太多歷史的記憶,也包含著一個民族視為至寶的精神財富。重拍“紅色經典”是對紅色原著的激活和重建,有利於新的歷史背景下紅色原著的傳播,並對當下的意識形態格局、民眾精神圖譜和文化藝術生產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正如一些學者強調的,“改編者有責任尊重這種記憶”,在精神意義上保存經典的原汁原味。“紅色經典”的改編應該在充分吸收原著精髓和美學內涵的基礎上有所取捨、有所創新,只有這樣,才能做到藝術創新和商業利潤的雙贏,“紅色經典”才能真正“紅”起來!(據2009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作者: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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