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斯圖亞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1806.5.20.—1873.5.8）
英國經濟學家、思想家、哲學家、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
“自從穆勒去世後過去的五十年中，還沒有出現一位學者，對同代人的思想的影響有象他那樣深遠。……對於變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在學術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穩如磐石，能做到這一點的科學著作為數甚少。固然，亞當·斯密更具有啟發性，馬爾薩斯更富於獨創性，李嘉圖更有條理性，可事實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總結這三個人的發現，知道如何把這些發現首尾一致地聯結在一起，使普通人對其有所了解。他的偉大不在於為後人發現了真理，而在於充分表達出了當時人們所信賴的那些真理。……不管整個經濟理論發生什麼樣的變化，穆勒的著作都將永遠具有不朽的重要意義。”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生平簡介
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也譯作約翰·斯圖亞特·密爾,19世紀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和哲學家。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的長子。
19世紀中葉英國資本主義社會正處於比較繁榮發展的時期。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完成極大地推動了英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英帝國作為當時頭號工業強國和殖民大國 的地位。英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和鬥爭自然是在激化,憲章運動標誌著英國工人階級已經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空想社會主義和李嘉圖社會主義的出 現和一定程度的傳播,對資本主義制度也是一種衝擊。但總的來說,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處於以自由競爭為特點的歷史發展的黃金時期,各種反對派均 不可能從根本上動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地位。這種社會歷史條件為一種折衷與調和的經濟學體系提供了溫床，使其成為必要和可能。約翰·穆勒的以折衷調和為特徵的經濟學應運而生。
約翰·穆勒是李嘉圖學說體系的追隨者,而他接受李嘉圖學說竟然始自年少之時,這完全得自他的父親詹姆斯·穆勒的教誨。這位父親本人就是李嘉圖的密友和經濟學上的學生,並對李嘉圖學說的傳播和最終的解體起過很大作用。他對兒子約翰·穆勒的教育尤其嚴格,兒子的聰明好學也著實令父親對他深為器重。在父親的教育下,小穆勒3歲開始學希臘文,8歲開始學拉丁文,並開始接觸幾何與代數,9歲開始閱讀古希臘文學與歷史作品,10歲讀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德摩斯提尼的原著,12歲開始學習邏輯,熟讀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著作；尤其有重要意義的是,13歲時,在父親的指導下,他開始閱讀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接著又閱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自學過程中,經常同父親在散步時就政治經濟學的各種問題進行交談,他將這些學習和談話的內容寫成筆記,據他說,他父親的《政治經濟學原 理》(1825年)即是以他的筆記和其他資料整理而成的。父親的教育成為小穆勒接受當時最先進的經濟學的最初的來源。
他還有幸受到李嘉圖的直接教誨,這當然也是由於其父親和李嘉圖有著不尋常的交往,在李嘉圖時常來家作客、談論經濟學和哲學問題時,小穆勒不免也要插上幾 句,父輩的這種親密關係和理論觀點無疑對他產生了重要影響。穆勒14-15歲（1820年5月一1821年7月）時曾同英國大哲學家邊沁之弟同游法國,其 間除學習法文外,還聽了有關化學、植物學和高等數學等方面的課程；他還有機會在薩伊家中住過一段時間。法國日益高漲的民主自由氣氛,薩伊的自由主義經濟 學,對年輕穆勒的經濟思想的形成無疑都會有一定影響。
邊沁的功利主義對穆勒的思想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方面。邊沁同穆勒之父是知交,穆勒從小就常常拜訪邊沁,逐漸接受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這對穆勒 的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深遠影響。穆勒從法國返回後,其父曾打算讓他學習法律,以便日後從事律師工作,一方面指導他學習羅馬法,一方面讓他閱讀介紹邊沁 學說的書籍。這使他的思想產生了很大變化,據穆勒自己說,邊沁的功利主義立法原理將此前的道德立法理論完全推翻了。在穆勒看來,邊沁功利主義關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原理尤其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既表明了人類道德行為的動力不是個人的自私利益,而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也表明道德倫理的是非標準應 是效果,而不是動機,這效果就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功利主義的這些原理成為穆勒觀察問題的根本觀念和哲學思想。1823年穆勒發起組織了一個研討邊沁功利主義的學會。1823年5月,穆勒經父親介紹到東印度公司通訊檢查署當秘書,他在此公司一直任職到1858年該公司解散,前後長達35年之久,官至檢 察官(1856年)。在東印度公司任職期間,穆勒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而且很早就在著作與學術活動中嶄露頭角。
1825年,時年19歲的穆勒開始發表討論商業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論文。同年,他與邊沁合編《司法證據的理論基礎》,又發起組織了“思辨學會”,這是一個業 余的讀書會和哲學研究會,經濟學和人口論等成為這些學會討論的中心話題。穆勒說,李嘉圖經濟學、馬爾薩斯人口論和邊沁的功利主義是他們這些志同道合者的旗幟和統一的基礎。1836年穆勒任激進派刊物《倫敦和威斯敏斯特評論報》主編。
穆勒的政治信仰在他中年以後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空想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影響下,他逐漸接受了社會改良主義思想。穆勒早年遊歷法國時曾有幸見到過聖西門, 後來通過閱讀聖西門的著作對他有了進一步了解。進入1840年他深入研究了聖西門學派的思想和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們的下述觀點:人類社會的發展階 段和組織都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私有制和自由競爭是造成當時社會種種弊端的根源；他甚至認為對社會加以改革是必要的。但他明確指出,他只是一個民主主義 者,而不是社會主義者。他主張通過普及教育、啟發民眾覺悟來改革時弊。他不認為聖西門主義的學說和立場應當加以肯定,也不希望把他們提出的改革方案立即加 以實施,只是希望把空想社會主義學說灌輸到民眾之中,使統治階級覺悟到,未受教育的民眾比受過教育的民眾更可怕。在接受民主主義思想方面,他的妻子對他有明顯影響。穆勒與哈里特·哈迪(原為泰勒夫人)相識20年後結婚,穆勒時年45歲。七年後哈迪在法國的阿維尼翁去世,此後(除去任議員期間外)穆勒基本生活在阿維尼翁附近的別墅,直到1873年5月8日逝世。穆勒對哈迪的才智、魄力和精神極為推崇。她是一位民主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與穆勒志同道合,對穆勒 的著述多有建議和貢獻。穆勒說,他在這一時期的所有著作都是他們合作的產物,特別在社會改革思想方面,幾乎完全是她的貢獻。
1844年穆勒發表了他第一部經濟學論文集《經濟學上若干未決問題》,該書討論的主要問題包括:國際貿易、消費對生產的影響、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利潤和工資的關係等。全書的論述完全繼承了李嘉圖、他的父親的學說,只在某些方面對前人的學說有所引申或更明確的表述。1848年初版、後來多次再版的《政治 經濟學原理》則是他的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
實際上，綜觀穆勒畢生，他以主要精力獻身於社會科學的理論研究，並且積極地參加了當時英國社會的民主改革運動。對於人類的科學、文化和進步事業，是有貢獻的，不應該簡單地只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家”、“資產階級辯護士”而一筆抹殺他的應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