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列文森

約瑟夫·列文森

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年6月10日—1969年4月6日),美國著名漢學家、美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領導者,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Sather”講座教授,是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學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學術代表之一。著有《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等。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約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年6月10日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的首府波士頓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41年從哈佛大學畢業時,學習成績是全校第一名,並被本校錄取為博士研究生。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加入了美國海軍。1946年戰爭結束後,回到哈佛大學繼續攻讀博士,並於1949年獲得博士學位。

成名後的列文森通常被視為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為首“哈佛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與費氏的關係是開始於入伍前(1938—1940年),當時他是哈佛大學二、三年級的學生,費正清是指導教師之一。在戰後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他開始協助費正清講授“現代中國”方面的課程,同時參與此方面的研究項目。而此間他所從事的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寫作《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一書。早在列文森完成學業之際,費正清就表明了如下的看法:列文森是戰後他所遇見的東亞研究領域中最有前景的一位,他將卓有成就,並極有可能成為尚未真正起步的遠東思想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和領導者。

1951年9月,得力於費正清的推薦,列文森走上了伯克利的講台。1953年,《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一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59年9月,費正清在該書再版之際寫道:“我非常高興收到新版的《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有時我會誤以為它是在表述‘列文森近代思想’,並從未失去閱讀它的濃厚興趣。”應當說,他們師徒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有趣的現象。除非我們停留於某種處理中國近現代歷史與思想的一般性模式與預設,否則就必須承認費正清與列文森在具體的研究理路和寫作風格上是迥然不同的,但是在前者的筆下充滿了對於這位高足由衷的讚嘆,並一再表示為後者接觸的天賦和深刻的洞見所折服。在列文森去世後的一篇紀念文章中,費正清大量的介紹了與這位學生的私人交往及後者的學思歷程,但他最後表示,作為進現代中國研究領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列文森所走過的道路似乎並不能夠作為一位年輕學者如何開端起步的範例,因為前者所擁有和表現的“並不是普通的學術生涯,而是一個天才的例證”。這其中我們固然可以看出費氏作為美國現代“中國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奠基者和組織者的眼光與胸襟,另一方面也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注意,對於人文學研究天才條件所可能具有的重要意義。就後一方面而言,稱列文森為“莫扎特式的歷史學家”可以說是一個恰當的類比。

大約在《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完稿之際或者更早,列文森就已經在醞釀和推進一個有關現代中國“三部曲”的研究和寫作計畫,其成果就是後來分別於1958、1964、1965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巨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該書的基本理路最初曾經在1952年9月的學術討論會上提出,而在1953年夏提交哈佛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一份申請書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有關該書核心觀念的清晰的表述。

1969年4月6日,這位年僅49歲,正處在巔峰狀態的天才的史學家,不幸在一次游泳事故中喪生了。

代表著作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列文森才思敏捷,勤於筆耕,著述豐富。他最著名的兩部作品分別是:《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1953年)和《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三卷本(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1958、1964、1965年)。列文森問津中國近代思想史,始於他對梁啓超的研究,所著《梁啓超與中國近代思想》一書為其博士論文,1953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是書為海外梁啓超研究的開山之作,其出版使列文森一舉成名。

學術影響

列文森才華橫溢、識見深刻、風格獨特,被稱為“莫扎特式的歷史學家”。作為美國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巨擘,他首次在西方把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提高到一個全新的理論高度。時至今日,他的一些思想洞見仍熠熠閃光,有深刻啟示作用。他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仍令今人無法迴避。柯文(Paul A. Cohen)曾這樣寫道:“列文森在探討近代化和文化演變問題上,鍥而不捨,富有想像,在美國戰後數十年研究中國的史家中堪稱首屈一指,在許多讀者心中他的著作也許是最有說服力的”,他在五、六十年代“具有巨大魅力”,“是一位令人不得不正視的人物。

確如柯文言,列文森在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現代中國學研究領域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他生前曾經獲得過多項重要的研究獎金:1954-1955年獲富布萊特基金會研究獎金;1958-1959年獲行為學高級研究中心研究獎金;1962-1963年獲古根海姆研究獎金;1966-1967年獲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研究獎金。

不幸去世後,為紀念他卓越的中國學成就,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中國和內亞地區理事會還專門設立了“列文森中國研究書籍獎”,獎給每年美國出版的傑出學術著作。這些著作必須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政體、經濟等方面研究做出極大的貢獻。

列文森去世兩年後,其遺著《現代中國:一本對其進行闡釋的選集》出版,魏克曼(Frederic Wakeman, Jr.)等中國學家撰寫序言,再次讚揚了這位去世的中國學大家。序言寫道:“對於我們大家來說,列文森在人格和知識上比我們認識的任何人都更接近於一個思想家。他對我們思想和工作上的影響一直是巨大的。實際上,對於整個一代研究亞洲歷史的學生而言,他不僅使學生們很好地感受和理解過去的中國和她的心靈發生的革命,還使學生們感受到中國過去的輝煌和她的衰落的痛苦。”施瓦茨(Vera Schwarcz)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列文森的意外去世不僅是美國漢學的一個損失,而且使美國漢學變得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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