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清鹹豐九年(1859)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軍在大沽抗擊英法聯軍的第二次戰鬥。《天津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於鹹豐八年六月(1858年7月)陸續南撤，暫時解除了對清政府畿輔重地嚴重的軍事威脅。清廷內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桂良、花沙納等以英法聯軍“槍炮迅利”、“天津以北，道途平坦，無險可扼”；“國家內匪未淨”等為由，主張迅速訂約，以期息兵停戰。吏部尚書周祖培等則反對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別是不同意外國公使駐京，認為公使一入京師，則一切政令必多牽制。鹹豐帝一貫害怕外國公使駐京，只是由於侵略者兵臨天津，京畿難保，為顧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訂約的。因此，英法聯軍南撤後，其態度又有改變。他深感大清皇帝的尊嚴和威信受到損害，特別是擔心外國公使駐京會給天朝上國帶來“肘腋之變”。於是想“盡力挽回”，甚至“罷棄條約”。一方面，在八至十月間多次指使在上海同額爾金、葛羅談判通商章程的桂良、花沙納等人，要乘談判之機“修約”，並答應以“全免課稅”作為“修改”條約、“挽回”損失的交換條件。但英法侵略者的答應條件卻是:條約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條約既定之說，萬不能動。鹹豐帝的幻想終成泡影。另一方面，從英法聯軍一撤離大沽口，即開始修復炮台，加強防衛，並授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1865，博爾濟吉特氏，蒙古族，科爾沁左翼後旗人)會同大學士、禮部尚書瑞麟(?―1864)、新任直隸總督慶祺負責辦理。經過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4座增至6座，每台守兵約400人。共安大炮60門，其中1.2萬斤大銅炮2門，萬斤大銅炮9門，5000斤銅炮2門，西洋鐵炮23門。整個大沽海口地區共有防兵4000人。又鑒於距天津30餘里的雙港，地高河窄，便於攔擊敵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該地沿河兩岸設9座兵營，駐兵6000人，修築炮台13座，安裝1.2萬斤以下大小銅鐵各炮81門。對於從大沽口至山海關一線海口，擇要布置了相應兵力，其中北塘1600人，山海關3000人。另天津道府及沿海各縣還招募有5萬多團練鄉勇。《天津條約》簽訂後，時逢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危機新發展的英、法政府，仍不滿足於從中國攫取的種種特權，更不滿意清政府“罷棄條約”的舉動，蓄意利用換約的時機，重新挑起戰爭，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侵略權益。九年一月二十七日(1859年3月1日)，英國以普魯斯(1814―1867)接替包令為駐華公使。三月二十四日抵香港。五月初六抵上海。隨後，與法國新任駐華公使布爾布隆、美國新任駐華公使華若翰(1814―1902)密謀再次北犯大沽，繼續向京城挺進。五月為《天津條約》批准書在京互換之期。二十日，三國公使到達大沽口外，與十七日即已到達的英法聯軍艦隊會合。英法聯軍艦隊由新任英國侵華海軍賀布(一譯何伯，1808―1881)率領，總計艦船21艘(其中英艦19艘，載士兵1200餘人；法艦2艘，載士兵約100人)。另有美艦3艘，隨同行動。英法公使拒不接受清政府允由北塘登入的通知，堅持打通白河經天津去北京。二十五日上午，賀布率聯軍艦艇13艘，悍然闖進白河，強行拆毀海口的防禦工事。守衛大沽炮台的愛國官兵莫不義憤填膺，紛紛要求出擊。但僧格林沁還“念兩年撫局，一經開炮，則局勢全變，仍復隱忍靜伺”，妥協退讓，以鹹豐帝早有“勿遽開槍炮，以顧大局”的禁令，堅決不許士兵出擊。下午2時半，敵艦蜂擁直前，瘋狂向炮台轟擊。這時，郁怒多時、勢難禁遏的中國愛國官兵各營大小炮位，環轟迭擊。守將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奮勇先登，親燃巨炮，擊中敵艦。激戰至下午4時，參戰的聯軍艦艇差不多全被擊毀或擊沉。但是，侵略聯軍也凶焰正熾，炮火橫飛。史榮椿、龍汝元酣戰多時，部眾請他們回帳少息，史、龍輒大聲叱之。這時，天色慘澹，波濤洶湧，風雷激盪。史榮椿、龍汝元先後中炮。龍受傷尤烈，當即陣亡。史略延片刻，自知不起，猶復指揮三軍，大呼殺賊而死。全營悲憤之餘，勇氣倍增，殺傷敵軍無數。下午5時，賀布仍不認輸，下令陸戰隊登入作戰，遭到炮台炮火以及槍隊的射擊，難以前進，傷亡慘重。直至半夜，其餘部才陸續爬上艦艇，撤出戰鬥。激戰一晝夜，侵略軍遭到慘敗。英艦懸掛白旗要求停戰，並在美艦的援助下，狼狽退走，再次南撤。此次參戰的13艘英軍艦艇中，有6艘喪失了戰鬥力，有4艘被擊毀或擊沉。參戰英軍約1200人，死傷578人。參戰法軍約60人，死傷14人。英軍司令賀布受重傷，其副手傷重致死。法軍司令也受了傷。還活捉英、美兵各1人，並繳獲了舢板船3隻，洋槍41枝以及其他許多軍用物資。清軍傷亡僅32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輕度破壞。第二次大沽之戰，以中國人民的勝利，敵人的慘敗而告終。這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隊抵抗外國侵略軍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