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資料
一二O師主力部隊之一，由紅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總部特務團一營改編而成，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下轄七一七團，七一八團，團長分別為劉轉連、文年生。除七一八團留守延安外，其餘全部於9月3日開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1月平山獨立團改編為七一八團、崞縣獨立團改編為七一九團列入該旅序列，1939年在旅長王震率領下三五九旅主力調回陝甘寧邊區駐防，1940年冬該旅開赴南泥灣執行屯田任務。1944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三五九旅主力改編為八路軍第一支隊（也叫南下支隊）分別由王震、王首道任司令員、政委，南下湘粵邊，打通與廣東東江縱隊的聯繫並開闢根據地，後該支隊開闢了湘鄂贛根據地，留駐陝甘寧的三五九旅一部由副旅長蘇進率領作為南下第二梯隊，在這時，郭蘭英老師也唱響了《南泥灣》這首歌，傳遍大江南北。原名陳國懋，字少達，號稚勉。1910年11月26日生於四川省達縣（今達州）河市鎮一個農民家庭。1916年入本村國小讀書。1923年考入萬縣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曾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被開除學籍。1927年1月入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黃埔軍校第六期）第1大隊。5月參加平定夏斗寅叛亂的戰鬥，因作戰勇敢在鹹寧前線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教導團。8月隨隊準備經九江前往南昌參加起義軍，但在九江被張發奎繳械扣押。後脫逃繼續趕赴南昌，途中得悉起義軍已轉移，便在高安加入第20軍獨立團，任團部副官、新兵訓練處主任。9月參加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3團3營6連1排排長。曾被毛澤東選派到袁文才率領的農民自衛軍，做該部的改造和訓練工作。袁文才曾主張“寧崗不要搞土地革命”，毛澤東沒有強求，陳伯鈞卻並沒有領會到搞好同袁文才王佐關係的重要性，在獨立活動時，口稱“練練槍”，自做主張將與袁有關係的十個土豪殺了，與袁的手下謝角銘（也是袁的妻兄）衝突，差點將事情鬧大。毛只好將他調出袁文才的隊伍。到井岡山後，任工農革命軍教導隊副隊長兼黨支部書記、1928年初，陳伯鈞手槍走火，打死了自己的戰友呂赤。按陳士榘的回憶，陳伯鈞被判打手心一百下，打到二十下時，大家求情保下。朱德上井岡山後，成立紅四軍，原井崗山人馬被改編為31團，陳伯鈞任31團1營1連連長，在著名的永新困敵中，他腿部負重傷，住小井紅軍醫院治療。醫院條件有限，年輕的陳連長久傷不愈，非常暴躁，有時對護士醫生態度不好，曾被毛澤東批評。1929年1月，紅四軍下山出擊贛南，傷仍未好的陳伯鈞與張子清、陳毅安一起，奉命留守，協助紅五軍守山。分別前夜，毛澤東來醫院看望他們，談到深夜。這一別，對張子清和陳毅安來說，是永別。井岡山失守後，張子清和陳毅安逃過了敵人的搜捕，但很快先後犧牲。陳伯鈞不幸在搜山時被捕，5月被營救出獄，任紅4軍駐吉安辦事處代表、陳伯鈞紅6軍第1縱隊參謀長。1930年秋打開吉安後，陳伯鈞第三次負傷，但幸運地與毛澤東重逢。此時他已在紅二十軍擔任參謀長，仍向毛澤東要求回紅四軍工作。毛澤東讓他暫時養傷，並在朱德任校長、自己任政委的紅軍學校第三分校中擔任學生總隊政委。他去三分校不久，就遇上了富田事變。因為李韶九在紅二團時與李文林有隙，在第六軍一縱隊時又同柯武東不和，毛澤東接連派總前委秘書長古柏和陳伯鈞等分別去省行委、贛西南特委和紅軍學校解決“AB團”問題，準備讓陳伯鈞接任贛西南特委書記。但陳伯鈞被事變中的紅20軍扣押，由於他曾任20軍參謀長，這些人又大多是陳伯鈞任學生總隊的學生，他最終被釋放。二十軍排以上幹部在後來處理富田事變中全部被害，。這位放他的部下，也未能倖免。後來任一軍團（朱德兼任）紅3軍（黃公略）第7師師長、當時好友徐彥剛為3軍9師師長。參加中央蘇區第一、二、三次反“圍剿”。在1932年7月升任紅十五軍軍長。而當年10月，調到紅軍學校學習。1933年1月起任紅五軍團參謀長、10月任5軍團第13師師長，參加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率領紅十三師六千官兵連續打了十餘場勝仗，被中革軍委命名為紅軍主力“堅師”。1934年年8月獲二等紅星獎章。重視總結經驗教訓，後排左起:楊立三、陳伯鈞、毛澤東曾寫作《論運動防禦》等文章，強調運動戰的重要性。1934年10月率部從興國出發參加長征，負責掩護中央縱隊行動。他指揮的十三師為紅一方面軍全軍後衛（五軍團34師才是最後的部隊），掩護兄弟部隊先後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十三師抵達湘江前，五軍團參謀長劉伯承派人給他送來中央駐五軍團代表陳雲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說：“這是緊急關頭，關係中國革命的命運，希望你們下最大決心，趕快拉過湘江”。陳伯鈞臨危不懼，身先士卒，把坐騎讓給了傷病員，親率十三師在敵人夾擊中打了一整天阻擊戰。十三師指戰員前赴後繼，終於掩護整個方面軍渡過湘江。血戰湘江後，由於部隊嚴重減員，軍委電令撤銷八軍團建制，併入五軍團，把五軍團、八軍團和十三師三個指揮機關合編為一，陳伯鈞復調五軍團接替劉伯承任軍團參謀長。協助軍團長董振堂指揮所部執行後衛任務，1935年遵義會議期間，陳伯鈞因腿傷復發在遵義開刀作手術。會後，正值紅軍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線戰事緊急，陳伯鈞傷未痊癒就奉命重返五軍團，與軍團長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領五軍團掩護全軍在太平渡之間四渡赤水，又掩護大軍南渡烏江。烏江戰役中，陳伯鈞親自指揮五軍團殿後部隊同敵人整整打了七個小時阻擊戰，才將追敵擊潰。由於五軍團擔負全軍殿後任務，常常要阻擊數倍於己的追敵，待掩護兄弟部隊全部通過後，再急行百里追趕大部隊。在長征中，五軍團作出了巨大犧牲，圓滿完成了總部交給的任務，堪稱“紅軍鐵流後衛”，陳伯鈞亦在紅軍將領中贏得“鐵屁股”之美譽。陳伯鈞和張際春(右)、羅瑞卿(中)合影1935年7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後，調任紅四方面軍第9軍參謀長。草地分裂之時，在一片對紅一方面軍的指責聲中，在充耳的對“毛周張博”的聲討中，陳伯鈞“是夜靜思，痛澈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來，傷心事，莫過於斯”。9月因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而被免職，改任紅軍大學主任教員。1936年2月張國燾的錯誤被糾正後，任紅4軍參謀長。期間，曾編寫《步哨動作》、《偵察勤務》等教材。二四方面軍將要會師時，陳伯鈞就寫信給劉伯承，要求調到二方面軍。7月繼蕭克後任紅二方面軍第6軍團軍團長。1936年10月18日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這時陳伯鈞接到了毛澤東的親筆信：“聞你在六軍，為紅軍慶得幹才！1937年5月9日，陳伯鈞來到毛澤東的住地，同參加過秋收起義的倖存下來的同志合影。這張照片非常著名，在無數回顧解放軍歷史的書籍、影片、展覽、報刊中出現過。毛澤東沒有站到中央，而是和陳伯鈞一同站在左側。陳伯鈞軍容整飭，顯得自信，而又多少有點冷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