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符號學(semiotics 或 Semiology)廣義上是研究符號傳意的人文科學，當中含蓋所有涉文字元、訊號符、密碼、古文明記號、手語的科學。可是，由於含蓋的範圍過於廣闊，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學中並未得到重視，直至結構主義在二十世紀下半期興起，以《Tel Quel》雜誌為號召的哲學家，為了反對讓-保羅？薩特的存在主義，則大量引用俄羅斯在共產革命前的一系列，有關符號在文化上的再現過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現當今所指的符號學，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現代符號學另一個強大的源頭是世紀初瑞士語言學泰斗索緒爾的教學講稿——《普通語言學教程》，索緒爾將符號分成 意符 Signifier 和 意指 Signified 兩個互不從屬的部分之後，真正確立了符號學的基本理論，影響了後來李維史陀和羅蘭？巴特等法國結構主義的學者，被譽為現代語言學之父。
理論內容
如今，讀者對於“符號學”這個名詞，可以說已經不再陌生。但要說對其有了比較全面系統的了解，也許還未到此程度。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這套“符號學譯叢”，集中地介紹了法國符號學研究成果，為在我國開展符號學研究和於符號學分析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了原始參照。
一 法國的符號學研究，萌生於二十世紀上半葉，但其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發展，還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以後的時間。它的發展，得益於多種學科在二十世紀獲得的重大進步。
首先，現代語言學是符號學獲得理論構架和研究方法的主要依據。第一次把對符號的研究當作一門新學科提出的，是瑞士語言學家F·索緒爾(1857-1913)。他在其對現代語言學發生深遠影響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預言將有一門專門研究“符號系統”的學科出現，並為其做了初始的理論準備。他的繼承者丹麥語言學家葉爾姆斯列夫(1899-1956)通過其《語言學理論導論》和《語言論集》兩本著述，為後來的結構語義學的建立奠定了認識論基礎。法國語言學家本維尼斯特(1902-1976)有關“陳述活動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使得符號學藉助於敘述主體的陳述來掌握意義成為可能，從而形成了話語符號學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因此也就使符號學更靠近了言語活動的實際情況。
其次，文化人類學為符號學提供了部分研究對象。由於文化人類學與符號學都關心話語中影響個體言語的文化習慣(風俗，習慣，沉澱在集體的言語活動實踐中的動因，等)，所以它們在這些方面多有交叉。而對於主導話語的跨文化形式即敘事文形式的規律性研究，早在符號學介入之前就由文化人類學家們開始了，當然，這種研究也首先得益於語言學的理論啟發。法國社會學家馬塞·莫斯(1872-1950)曾系統地論述了價值物品與財富在社會的循環中的相互關係，從此，“社會性變成了一種系統，而在這個系統的各個部分之間，我們可以看到銜接、等值和蘊涵關係”(列維-史特勞斯評語)。列維-史特勞斯本人也在這方面有非常出色的分析實踐。杜梅澤爾(1898-1986)在《神話與史詩》中以相近的術語解釋了印歐宗教中眾神的“三種等級功能的意識形態”。於是，一種總的結構，在不考慮個別的情況下出現了，而在這種結構中，特殊的問題也在其中找到了它們的準確位置。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普洛普(1895-1970)1928年出版的《俄國民間故事形態學》，於六十年代初被翻譯成法文在法國出版，極大地推動了符號學的研究。格雷瑪斯(1917-1992)就在其基礎上深入而又全面地研究了敘事語法，提出了完整的既可用於文學敘事文又可用於社會敘事文的符號學理論。
最後，在哲學方面，符號學從現象學研究理論中吸收了其有關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的概念的大部分內容。符號學概念中的“意義顯現”表達方式，就源自現象學的啟發。這種表達方式，在感覺的範圍之內於感覺主體與被感覺對象之間互為基礎的關係之中，把意指形式的地位確定為可感覺的與可理解的、幻覺與分享的信仰之間的一種關係空間。格雷瑪斯在《結構語義學》中明確地寫到：“我們建議把感知確定為非語言學的場所，而對於意指作用的理解就在這個場所內”(第8頁)。當然，符號學不能被看作是現象學的一個分支。符號學對於現象學的借鑑，主要得益於德國哲學家胡塞爾(1859-1938)的《現象學的主導觀念》(於1950年譯成法文)和法國哲學家梅爾洛-龐蒂(1908-1961)的《感覺現象學》(1945)。
二法語中，有兩個術語sémiologie和與sémiotique與漢語中的“符號學”一詞對應。這兩個術語的使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前沒有根本性區別，而且sémiologie早於sémiotique。從七十年代開始，由於使用sémiotique一詞的研究者的研究工作出現了重大突破，隨後，這兩個術語所涵蓋的研究內容便出現了較大的區別。
1、semiologie：該術語本來是指醫學科學中對於“病相”的研究工作。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第一次將其用來稱謂對於“符號系統”的總體研究。在認識領域，該術語先是指20世紀60年代在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和美國語言學家雅格布遜(1896-1982)影響之下圍繞著法國結構主義(列維-史特勞斯、杜梅澤爾、羅蘭·巴特、拉康等)而進行的工作。隨後，一些人狹隘地理解了索緒爾為sémiologie所確定的定義(例如Prieto和Mounin的研究)，而把自己的工作局限於對符號本身的探討，從而擺脫不了對於“語言符號”模式的機械性的運用。他們排除與其他人文科學的認識論的一切聯繫。這種研究為傳播學理論所包括，最終成為語言學的附屬學科。從研究內容上講，sémiolo gie不關心語義問題，它把對於能指的描述當作一種通常的釋義活動來對待，而在這種釋義活動中，自然語言是其工具。在與語言學的關係上，它不承認語言學的優先地位，因為它只強調符號本身的特定性。然而在解讀一些非語言的符號(圖片，繪畫，建築等)時，它卻經常借用自然語言這種中介，例如羅蘭·巴特(1915-1980)在《服飾系統》一書中，就採用了對時裝的描述性文字進行分析的做法，而不是對時裝本身進行分析。在分析繪畫作品時，它也是只限於分析繪畫的描述性語言。
2、sémiotique：該術語源自英文semiotic，最早由美國符號學鼻祖皮爾士(1839-1914)使用，指的也是對符號的研究，在這個意義上，它與索緒爾使用的sémiologie沒有區別。現代的法國的sémiotique研究者們並不看重語言符號，認為符號是一種已經建構的對象，而不是可供觀察的對象。他們更看重語義研究，努力探討意指方式，認為符號學應該成為一種有關意指系統的理論，他們研究的領域是作為意指實踐結果的各種文本。在這方面，形成了以結構研究為主的格雷瑪斯等人的學派和克里斯特瓦(1941—)的認識論符號學研究(參照語言學模式和精神分析學理論而建立的“語義分析”符號學)。前者由於研究陣容大，成果頗豐，而成為法國符號學研究的主流：這一學派以“法語研究學會”的成員為主，其通常的稱謂便是“巴黎符號學學派”。可以說，巴黎符號學學派的有關意指理論的基礎概念，已經在格雷瑪斯的《結構語義學》中得到了闡述。按照格雷瑪斯的主張，符號學(sémiotique)就是意指系統的一種等級分析學說。他把一個意指整體分為深層結構、表層結構和表現結構，對這些不同層次的確立和相互關係的研究，一直是巴黎符號學學派的工作內容和成績所在。深層結構即意指整體的“形態”結構。形態是由“義子”組成的內在世界，而其“句法”即其組織形式則是意指活動的基本結構。在對於深層“句法”的研究方面，格雷瑪斯等人的成功之處在於引入了“符號學矩陣”概念。這種矩陣被認為是位於深層、並且具有邏輯——語義特徵的意指結構的組織形式。符號學矩陣的確立使得分析對象的語義聚合關係得到了描述。正是在這一層次上，符號學以語言學的語義研究為基礎，但又增加了與社會和文化相聯繫的內容和分析方法。表層結構，指的是在義素層上的行動模式。行動模式是格雷瑪斯在總結了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普洛普為俄國民間故事總結出的31種“功能”的基礎上，概括出的敘事文行動者之間的關係模式。它包括六個行動者：傳送者、接收者、主體、對象、助手，對手，它們之間的各種結合方式便構成了“敘述”句法。在這當中，行為者的行動模態的引入也是非常重要的。格雷瑪斯首先把行動模態劃分為想要、能夠和懂得三個方面，進而根據符號學矩陣的原理確定了“實際狀態的模態”，從而建立了敘述圖式。這樣一來，巴黎符號學學派的符號學理論，就不僅可以適用於文學的敘事文，而且也可以用於多類意指整體。正是在這一層次上，符號學包容了傳播學，並具有了更廣闊的研究範圍。在巴黎符號學學派看來，由能指組成的表現平面即語言符號層不是他們的研究內容，而是語言學在語義研究之外的語音和語法研究內容。上面說過，sémiologie的研究僅限於能指符號的特徵性，所以，它正是在表現層上依賴於語言符號模式。
實際上，sémiologie的研究者們從羅蘭·巴特開始也已經意識到“任何sémiologie系統均與言語活動混合在一起”。他們進而認為sémiologie是話語的意指單位的科學。所以，近年來的sémiolog ie研究，也出現了一定的向sémiotique方面的變化，這樣，兩個術語的內涵就開始有所接近了。
法國的符號學研究，從起步到今天已經形成了基本的理論框架，為符號學的“自立性”做出了貢獻，成了世界範圍內這一領域研究的佼佼者。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較深入的了解。
中國的符號學研究，從總的情況來講，長時間處於“引進”階段。當然，符號學的一些相關理論在我國某些領域的套用已經開始，語言學、邏輯學、翻譯理論和文學研究都對符號學程度不同地有所借鑑。這套叢書的出版無疑會對我們的研究和套用有所促進。叢書中的書目，都是法國符號學研究不同時期有影響的著述，包括在sémiologie和sémiotique名下進行的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後者居多)，並且主要是格雷瑪斯、克里斯特娃、托多羅夫的著述，而托多羅夫(Zve tan TODOROV)先生本人又同意做叢書的名譽主編，就更增加了這套叢書的權威性。
理論評價和影響及其具體套用
1、符號學與文化研究
符號是意義活動(表達意義與理解意義)的必須而且獨一無二的工具，不用符號無法表達任何意義，反過來，任何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因此，符號學即是研究意義活動的學說。而文化是一個社會所有意義活動的總集合，符號學為文化研究的各種課題提供了基本的共同的方法論，符號學必然以文化研究為最主要目標。
但是，有兩個特殊原因，使文化符號學的研究範圍小於一般符號學。首先，人類使用的符號體系中，語言是個超大體系，符號語言學早就形成獨立學科，[1]文化語言學也在形成，[2]因此，文化符號學轉而更關注非語言符號；第二，因為敘述是符號學最典型的研究對象，敘述學已經發展成獨立學科，文化符號學才更關注非敘述文本。
因此，文化符號學，特別關注非語言，非敘述的文化現象。這只是一個分工問題，一個完整的符號學理論應當涵蓋語言學與敘述學。
符號學是形式論在二十世紀發展的結晶，符號學實際上是形式論的成熟形態。而形式論，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心理分析，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構成了二十世紀文學/文化批評的四個基本理論支柱。近半個世紀，文化批評發展迅速，流派迭出，都是以上四個支柱理論的結合，套用與發展。弄清楚這四個支柱理論本身，才能從根子上弄懂現代批評理論的各種變體，及其最新發展，不至於跟著“新潮流”疲於奔命，也不至於地拾撿一些新術語淺嘗輒止。
國內學界，在這四個支柱理論上用力並不平衡，對形式論-符號學下的功夫可能最為不足。李幼蒸的《理論符號學導論》，是迄今為止中國學界最紮實的貢獻，此書主要在評述符號學諸家的學說；胡壯麟，王銘玉等人發展了語言符號學，使之成為中國符號學的最大支脈；台灣學者龔鵬程的《文化符號學》一書，是中國古代語文學的一種總結，自成一家；趙憲章對現代形式美學作了相當系統的整理和發展；國內尚有不少學者集中精力於符號學的單科套用，例如葉舒憲等人在符號人類學上卓有所成。合起來看，國內學界的符號學研究，已作出不少成績，但是留下的空白更多，尤其是缺少理論上開發的努力。
這原因倒不完全是國內學界的責任：無論是從中國還是從世界範圍看，符號學本身的發展，遇到比其他三個支柱理論更多的困難。符號學目的是為當代人文-社科各種課題的研究尋找一個共同的方法論。這個任務只能說完成了一部分：當今在各種文化課題的研究，都離不開符號學的基本原理，但是至今的成果不能令人滿意，表現在至今沒有一個比較完整而合用的文化符號學理論。許多文化符號學著作只是羅列各種套用範圍(例如傳媒符號學，時尚符號學，廣告符號學，影視符號學等等)，用同一個理論，涵蓋文化研究中任何可能的套用領域，至今尚是一個未完成的工作。
2、符號學的幾種模式
符號學在今日，依然受困於自身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幾種模式。第一種模式是語言學模式：索緒爾認為語言只是一種符號，語言學為符號學提供了基本模式，索緒爾的符號學實為符號語言學。二十世紀前期，“索緒爾式語言學”在葉爾慕斯列夫，馬丁奈，班維尼斯特等大家手中迅速成熟，符號學在六十年代起步發展時，語言學為之提供了清晰的理論框架，也使之長期難以擺脫語言學模式。巴黎學派提出的符號學體系(巴爾特的《符號學原理》，格雷馬斯《論意義》等)都構築在索緒爾原理之上，他們的符號學實際上是語言符號學。例如巴爾特研究時裝，集中於時裝的語言描述；格雷馬斯提出的符號方陣，實際上是概念語項的對立，都難免落入結構性共時封閉格局。
符號學的另一種模式，是皮爾士於二十世紀初提出的邏輯-修辭學模式。這種模式認為符號與意義之間有“根據性”，這就形成了符號的基本分類，促使符號學向非語言符號與非人類符號擴展；皮爾士也模式提出了所指的複雜構成，解釋項成為進一步表意的起點，形成無限衍義。由此，符號學突破了語言學模式的封閉系統。西比奧克，艾科等人從皮爾斯理論出發，把符號學推進到後結構主義階段。因此，皮爾士理論成為當代符號學最重要的模式，也是當代符號學的轉捩點。有論者甚至認為索緒爾對符號學理論的貢獻只能說“相當微小”(has been only minor)，[3]“符號學之父”竟然已經被近年的發展邊緣化了。這是一個非常令人吃驚的結論，但是並非故作驚人語。對於有志於符號學的學子，應當說是一個適時的提醒。
符號學的第三種模式，建立者是蘇俄符號學家，即以洛特曼，伊凡諾夫等人為首的塔爾圖-莫斯科學派。這一派堅持巴赫金開創的從形式研究文化的傳統，長年堅持用符號學研究社會和文化，提出許多精闢之論。尤其是他們的“符號場”理論，從大處著眼研究文化，擺脫了形式論常有的瑣碎。這一派理論主要借鑑資訊理論與控制論，尤其是普利高津的耗散理論，技術色彩較濃。
這三種模式都為現代符號學理論發展做出了貢獻，也各有阻礙符號學進一步發展的弱點。語言學模式由於過於依靠系統的同型性，很難擺脫有機論；邏輯-修辭模式繼承了歐洲修辭學傳統，但是也重現了經院哲學的繁瑣；蘇聯符號學派對所謂“三論”的熱衷，容易使符號學落入準科學，而失去人文學科的敏感與靈活。
3、符號學與其他學說的結合
從上世紀後二十年以來，理論符號學沒有能提出更合適的模式，而當代文化的迅速轉型，卻對符號學提出了更急迫的要求。符號學近年在另外兩個方向迅速向前推進：一是與其他學派結合，二是廣泛套用於具體課題。
與符號學結合最順理成章的是馬克思主義。兩者結合首先推動了符號學的社會學研究。巴赫金的文化符號形式論，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構成研究，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理論，霍爾的文化解碼理論，霍基等人的社會符號學，博迪厄的符號資本理論，博德里亞的商品符號學，都是這種結合顯著的成績。他們的論辯展開的動力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精神：符號學本質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號的意指看成編織社會話語權力網，與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精神上契合，“馬克思主義符號學”(Marxian Semiotics)已經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潮流。
符號學與心理分析的結合，也是相得益彰。弗洛伊德解析夢所用的“修辭”，與符號的分析策略非常相似；拉康從“能指鏈”著手討論潛意識的符號構成；在克里斯苔娃的“符號心理分析”理論中，符號學成為心理分析與性別研究結合的橋樑，在性別研究中，如巴特勒的“展演性”理論，實際上已經建立了一種性別符號學(semiotics of gender)。
現象學/存在主義/闡釋學這一理論系列，關注意義的生成與理解，與符號學相當部分重迭：梅洛-龐迪最早結合符號學與存在主義，格雷馬斯，庫爾泰等人發展主體符號學理論，塔拉斯提最近的著作發展了存在符號學，[4]德希達從符號角度找出胡塞爾理論的盲點，為解構主義打下基礎；喀勒與艾科等人融合接受美學，對符號學的解釋理論作出了全新的闡發，而希尼與利科等人發展出系統的現象符號學。這是符號學近年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向。
符號學與這幾個文化批評支柱理論的結合，已經產生了極其豐富的成果。可以說，自從後結構主義興起開始，幾乎所有新起的學說，都是於符號學融合的產物。符號學今後的發展，學派融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4、符號學的“民族化”方向
符號學與非歐美民族哲學傳統的結合，也有相當程度的展開。中國學者在整理中國哲學中的符號學上，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如黃亞平，申小龍，孟華等人的漢字元號學，李先焜等人對先秦名學的總結等。
莫里斯和托多洛夫都認為(西方)符號學有四個源頭：語言學(包括語言哲學)，邏輯學，修辭學，闡釋學。[5]這個說法顯然不全面，美學，詩學，非語言傳播研究，認識論，甚至生理學，都為二十世紀符號學的興起提供了思想資源。[6]符號學就是意義學，因此所有與意義研究相關的學問，不問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都參與到符號學中來。如果至今沒有能夠充分融入，那么符號學的發展就應當下功夫吸收這些理論。目前，符號學研究中明顯的缺項就是未能充分吸收中國的名學，禪宗美學，唯識宗因明學的成果，不僅是為了建立“中國特色的符號學”，而是為了推進一般符號學。
應當坦誠地說明：單靠東方現代之前思想史的理論成果，不太可能為符號學建立一個獨立的新體系，正如西方二十世紀之前關於符號的討論，例如歐洲中世紀發達的修辭學，都無法轉換成現代符號學。它們只可能有借鑑意義，不可能從西方古代各種有關意義的文獻中構築一種符號學理論體系。這是一種“虛構的譜系學”，或“黃金時代傳說”(Golden Legend)。[7]同樣，要構築一個獨立的“東方符號學”，一樣是荒謬的，因為現代符號學是在現代性充分成熟後，在對意義問題的刨根問底的尋求成為氣候時，從多個源頭(索緒爾，皮爾士，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等)同時產生的。這種條件在二十世紀之前，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不存在。企圖靠十九世紀末之前的“純中國”學術資源建立一個中國符號學，如靠十九世紀末之前的“純西方”學術資源建立一個西方符號學，一樣是歷史的不可能。符號學不可能靠回到任何一種過去來向前推進。
自八十年代以來，符號學本身的主要推進方向，卻在“門類符號學”，即各種課題的套用上。人類文化的各個部門，都涉及意義活動，因此都是符號學的用武之地。例如，在實用符號學方面，出現了廣告符號學，商品符號學，商標符號學，時尚符號學，明星符號學，旅遊符號學，遊戲符號學，體育符號學，競技符號學，教育符號學，賽博空間符號學等；在社會符號學方面，出現了城市符號學，考古符號學，宗教符號學，亞文化符號學，民俗符號學，生態符號學等等；在藝術符號學方面，出現了電影符號學，音樂符號學，圖像符號學，建築符號學，設計符號學等等。以上單子還不包括超出一般社科與人文領域的“準科學”，如法律符號學，人工智慧符號學，甚至風水符號學，預測符號學，刑偵符號學等等。
幾乎所有這些研究，都是近二十年來的成果，其範圍之廣，確實地證明符號學可以成為文化研究的總方法論。其中某些著作本是“門類研究”(例如霍爾的大眾傳媒研究，納泰茲的音樂符號學)卻對符號學理論有所貢獻；但是也有相當多研究，無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套用的理論局限於淺層次的概念套用學科實踐上雖然有意義，卻沒有能發展理論。符號學理論要從門類符號學實踐中得到豐富，還要兩個方面有意識的努力。
從這個局面也可看出：現有的理論模式的實踐意義有限。無論是語言學模式，邏輯-修辭學模式，資訊理論模式，在套用中都暴露出局限。因此，必須考慮如何建立一門有理論深度，同時具有較強操作性的，真正可以作為人文社科“公分母”的文化符號學理論。近年來，東西方的符號學家都在為此而努力，更成熟的文化符號學已經在形成。
步驟
首先，選擇影像資料。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和資料的可及性來選擇研究的影像資料。
其次，厘定目錄清單。
第三，理解資料的深層意義。資料的顯性內容是明顯的、表面的內容，即肉眼能夠直接看到或者耳朵能夠直接聽到的詞語、畫面和圖像等。研究者只要熟悉符號所指涉的語言與文字，及具備有對符號基本的了解與常識即可，不需要推斷其隱含的意義。相反，資料的隱性內容是指符號或圖像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它進一步要求研究者要具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和推斷能力。
第四，確保資料分析的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