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介紹
竹林七賢磚畫出土時分東西兩塊,一塊為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四人,另一塊為向秀、劉伶、阮鹹、榮啟期四人。長244厘米,寬88厘米,由300多塊古墓磚組成。
分布在墓室的南北兩壁,各由300餘塊青磚拼嵌而成,每面長2.4米,高0.88米。這是在地下聚會了1500年以上的歡宴圖,畫面上8人均席地而坐,寬衣博帶、孤傲高雅,但都有其最具個性的形象:嵇康豁達而有文采,以《廣陵散》名世,畫面上他目送秋鴻,手彈五弦;阮籍“嗜酒能嘯”,畫面上他身邊置酒器,仰天吹指作長嘯狀;山濤善飲但不失態,畫面上他一手挽袖一手執杯,從容而優雅;王戎富且吝嗇,畫面上他蹺著腳斜身靠幾,一手擺弄著如意,正是庾信《對酒歌》中“王戎舞如意”的寫照;向秀文儒,解讀老莊曲盡其妙,畫面上他一肩裸露,倚樹閉目沉思;劉伶貪杯,出門時叫僕人扛著鋤頭跟隨,吩咐“死便埋我”,畫面上他凝視手中酒杯,另一隻手蘸酒品嘗;阮鹹善彈琵琶,畫面中他彈一四弦樂器,也就是因他而命名的“阮”。
相傳7人常在嵇康所住的山陽(今河南修武)一帶竹林聚會,高歌縱酒,狂放不羈,因“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推動了當時的思想解放,“竹林之風”不僅成為魏晉風度的重要內容,而且為士林注入了隱逸和清高的文化基因。
雖與七賢“同處一室”1500年,但榮啟期並不知道七賢是何許人也。他是春秋人,相傳孔子游泰山,與鹿裘帶索、鼓琴而歌的榮啟期有過一番交談,認為他是一位自得其樂的“高士”。畫面上七賢均坐姿散漫,赤腳露腿,只有他盤腿端坐,雙手撫琴,形象較為莊重。
榮啟期是早於“七賢”許多年的春秋時期人物,由於榮啟期的性格和“七賢”極為相似,又被時人譽為“高士”,所以,磚畫中安排榮啟期和“七賢”在一起,除了繪畫構圖上對稱的需要外,榮啟期更有為“七賢”之楷模的寓意。
這幅磚畫純熟地發揮了線條的表現能力,人物造型簡練而傳神,八人席地而坐,或撫琴嘯歌,或頷首傾聽,性格特徵鮮明,藝術價值極高。
發掘過程
1960年4月的一天,南京西善橋鋼鐵廠在取土施工中發現了一座古墓,隨即報告了江蘇省文物工作隊南京分隊,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墓室磚畫由此現身。這是至今已發現的最早的魏晉人物畫實物,也是現存最早的竹林七賢人物組圖。在南京西善橋之後,丹陽又在三座南齊帝陵內發現了同樣題材的墓室磚畫,但南京的磚畫最完整、最精美、年代最早,雖然墓主身份至今是謎,但從出土器物推斷應該是東晉至劉宋的皇室。當年組織考古發掘的南京博物院研究員羅宗真先生記得,那是座中等規模的單室墓,早年曾被嚴重盜掘,考古隊原本未抱太大希望,歷史卻給了他們慷慨的饋贈——在此之前,考古界從未發現過這樣拼嵌起來的磚畫。考古人員把畫像磚運回南博後,破解了磚畫的製作工藝:工匠將粉本(即樣本或畫稿)臨摹到木模上,在木模上刻好花紋再印至泥坯上,燒製成青磚,再用青磚砌築墓室。在南博復原磚畫時,因環境改變青磚乾燥收縮,無法拼得像墓室中那樣嚴絲合縫,幸運的是磚畫在取回前拓了3套拓片。反覆研究拓片,羅宗真發現,磚畫上有銀杏、槐樹、松樹、柳樹等10棵樹,卻沒有一竿竹子。為什麼“竹林七賢”磚畫沒有竹林?陳寅恪先生曾有論斷:“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佛教發源自天竺(即古代印度及印度次大陸國家的統稱),東晉之初將天竺佛教徒隱居清修之地稱作“竺林”,後來以訛傳訛稱作“竹林”。磚畫印證了陳寅恪的論斷。2002年國家文物局公布首批禁止出國(境)的一級文物中,這組印模拼嵌畫像磚名列其中。
文物賞析
磚畫上人物清瘦飄逸,臉龐俊秀,沒有雄性美、力量美,倒顯得有些病弱甚至女性化,磚畫線條圓轉流暢,更顯得人物簡約玄澹,這種藝術風格是那個時代特有的產物。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社會最動盪、政治最黑暗的時期之一,但同時也是繼春秋戰國之後又一個思想解放、文化多元的時期,戰亂分裂帶來的災難和死亡顛覆了儒術獨尊的局面,儒學、道教和佛教開始融合,價值取向從修齊治平轉向獨立和自由,魏晉玄學和名士之風因此興起,士人喜清談鄙實務,樂山水賞會,愛飲酒服散。名士中流行女性化審美,常常塗脂抹粉,蒼白、瘦削的病態美在磚畫中也有所體現。思想的自由與政治的嚴酷是一對極端的矛盾,造成了士大夫階層精神的撕裂,竹林七賢放浪形骸的行為就容易理解了。在南京西善橋之後,丹陽又在三座南齊帝陵內發現了同樣題材的墓室磚畫,但南京的磚畫最完整、最精美、年代最早,雖然墓主身份至今是謎,但從出土器物推斷應該是東晉至劉宋的皇室。更令人驚訝的是,除了一些細節不同和個別人名錯亂,四座墓內的人物造型幾乎相同,專家認為它們很可能臨摹了同一粉本。魏晉南北朝繪畫上承秦漢下啟唐宋,處於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轉折期,人物畫已達成熟,山水畫成為獨立畫科。與抽象質樸、人比山大的漢畫像石相比,當時的繪畫更加寫實和傳神,人物造型嚴謹準確,自然環境也得到了精心的描繪,產生了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和戴逵等中國畫史上早期的一批宗師。